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陆幸福:权利分析理论在司法中的应用

更新时间:2022-06-22 23:30:46
作者: 陆幸福  

   内容提要:法理是对法理学内容的高度凝练,其有用性直接决定法理学的地位。权利分析理论是法理的具体内容之一。在司法实践中,权利分析理论既可被用于澄清法律关系中原本模糊的法律概念,又可因其内含的权利—义务对应性原理被用于确定权利或义务是否存在。权利分析理论的司法实用性可基于对先例的分析得到证成。与此同时,权利分析理论在我国司法裁判中亦有其应用价值。从总体上看,否定权利分析理论在司法上有用的观点无法成立。我们可基于权利分析理论的司法实用性,借助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例证法理的有用性。

  

   关 键 词:法理  权利分析理论  法律关系  先例  例证  Fali  Theory of Rights Analysis  Legal Relations  Precedent  Examplification 

  

  

   在法学诸学科中,法理学因具有反思性、整体性与人文关怀而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法理是对法理学内容的高度凝练,其功能是法理学的价值所在。张文显教授曾言:“法理因为其自身具有的正当性的价值、原则、理念,而具有对国家政策、立法决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具体案件、人的行为等进行价值评判或证成的功能。此时,法理往往成为判断实在法的某种合法性、合理性标准而存在,发挥其独有的正当化功能。”①然而,在我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中,法理学或者法理不得不面对对其有用性的质疑。在日常学习中,学生们对部门法的重视程度远超对法理学的重视程度,这一问题根源于学生们对法理学有用性的怀疑。在法学界,徐爱国教授釜底抽薪,认为法理学是一个主观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自言自语的、随意发挥的和不着边际的世界。②若法理学真是一门不着边际的学问,那么法理的有用性将无从谈起。不过,法学界不乏为法理鼓与呼者。张文显教授挖掘了民法的法理,提出“民法典的根本法理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其核心要义是以权利为本位”。③张守文教授则提炼了经济法的法理,指出经济法中的法理拥有“广义价值”,它集中表现在经济法的基本原理、目的价值、基本原则三个层面,并渗透到了经济法的具体规范中,为整个经济法的存续和发展提供了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支撑。④到目前为止,阐述法理各方面之有用性的论文已成一定规模,本文不再一一列举。在此基础上另辟蹊径,对法理的具体组成部分进行实用性检验,不失为一种证成法理有用性的途径。本文将以权利分析理论在司法中的应用为例证,试图从实践出发辩护法理的有用性。

  

   一、基于权利分析理论探寻法理有用性之理据

  

   法理的内容复杂而多元,为何以权利分析理论而非其他内容进行例证?这是本文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关于权利分析理论有无司法实用性,学界及实务界并非完全没有争议,因此,在确定了以权利分析理论在司法中的应用为例证后,我们还需要将这些争议展现出来,并找到可行的回应方式,否则将无法成功证明法理的有用性。

  

   (一)为什么选择权利分析理论?

  

   权利分析理论作为法理的组成要素,因其固有的实践性和分析性,对司法裁判具有实质性作用,是一个适格的候选对象。在学说史上,试图构建权利分析理论的人并不罕见,边沁与哈特等人都有所建树。⑤然而,在诸理论中,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影响最大,对其进行检验最具说服力。因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具有充足的代表性,也为了表述方便,除非存在特别情况,本文简称其为权利分析理论。

  

   约一个世纪前,霍菲尔德撰写了题为“司法推理中适用的基本法律概念”的姊妹篇论文,试图为法理学洗脱缺乏实用性的不良名声。他明确提出,他写此论文是为了帮助解决日常实际的法律问题,他要探讨的是最具实践价值的问题。⑥霍菲尔德采用了概念分析方法,他将通常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细分为八个概念,也即四组相互对应的基本法律概念,这四组概念分别是权利—义务、特权—无权利、权力—责任、豁免—无能力。他认为,这八个概念是法律关系的最小公分母,所有的法律量都可以被化约为法律关系的最小公分母。⑦此为权利分析理论的核心所在。一百年以来,中外学界对权利分析理论的探讨延绵不绝,对其评价也褒贬不一。权利分析理论不仅在早期为科宾等人推崇,也常为后世高度评价。例如,有学者认为,霍菲尔德的作品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提供了两种深刻洞见,一是对法律术语的洞见,二是对形成判决规则时的语言使用的洞见。⑧另有论者提出,这八个法律概念之间的关系结构是分析法学文献最敏锐的和富有启示性的贡献之一。⑨与此同时,对权利分析理论的质疑亦不绝于耳。在各种质疑中,最刺耳的莫过于认为该理论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作用的观点。毕竟霍菲尔德的初衷是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而非仅仅提出一种纯粹的理论。无论对权利分析理论的司法实用性的质疑是否成立,回应这些质疑都十分必要,否则,我们将无法借助该理论实现对法理有用性的辩护。

  

   (二)权利分析理论的司法实用性所遭遇的质疑

  

   第一,我们无法通过法律概念分析得出解决方案。司法裁判意在定分止争,针对特定争议给出解决方案是其题中应有之意。因此,志在司法应用的权利分析理论无法绕过这一点。不过,有法官认为,虽然霍菲尔德的分析也有优点,即要求法律人在使用诸如“权利”“义务”“特权”“责任”等术语时,必须万分谨慎,但法律争议的解决办法不会在人们正确使用术语时自动出现。在该法官看来,无论人们在选择和应用这些术语的时候多么审慎,这些术语最多也只能被用于描述法官对问题的分析和法官得出的结论,解决方案并不会从恰当的法律概念中神奇地跳出来。⑩按照此观点,权利分析理论只能被用于描述,对案件的解决没有实质性作用。毋庸置疑,权利分析理论的根本在于法律概念分析,然而,固然概念分析以描述为重点,对于将复杂问题描述清楚对提出解决方案是否有用这一问题,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给出否定答案。对有些案件而言,疑难之处正在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难以被理清,若某种理论可以提供相应的解决途径,那么这种理论具有实用性将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只有诉诸个案,才能判断概念分析是否有用。

  

   第二,法律概念可被无限细分。霍菲尔德将构成法律关系的这八个概念称为法律关系的最小公分母,也就是最基本的法律概念,他认为,这八个概念没有下位概念。学界对此提出了挑战。有学者认为,法律概念都可以被无限细分,因此,不存在所谓的基本概念。若将法律成分分解为一束法律枝丫,我们将发现,每一个法律枝丫都可被分解为自己的构成要素,我们可如此无限向下细分。(11)从分类的角度考虑,这种观点在逻辑上不无道理。因为只要拟定一个标准就出现一个分类,任何概念都可被依据特定的标准向下划分类别,所谓的基本概念亦不例外。一旦基本概念可以被继续细分,基本概念将不再“基本”,这也意味着其内涵具有多样性。基本概念之内涵具有多样性意味着其含义是不确定的,而这也将使根据这些概念构建的法律关系失去确定性。更进一步,基于此作出的司法裁判也将失去可靠的基础。权利分析理论的司法实用性易在此背景中遭受质疑。

  

   第三,权利分析理论挑战遵循先例原则。遵循先例原则是普通法系国家法律体系的根本支柱之一。判例法体系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建立的。在普通法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对权利概念的使用并未如霍菲尔德所做的这般明确精细,法官们很多时候是在概括意义上使用权利概念的。在霍菲尔德将权利概念细化为四种不同的基本概念后,可能会出现原先的权利概念和后来细分出的权利概念不相匹配的问题。辛格(Joseph William Singer)据此认为,这会使先例推理变得十分困难。他就此举了一个例子:在霍菲尔德提出权利分析理论之前,对于“他人有义务不干预自由所允许的行为”这一议题来说,一个判决某人拥有法律自由的案例是一个很好的先例。在霍菲尔德提出这一理论之后,因为与法律自由相对应的概念是无权利,所以确认法律自由(12)的先例将与以可否施加不得干预自由的义务为争议焦点的案件无关。所有依赖此错误推理的旧案例都是错误的。此例证明,对权利分析理论的应用将破坏先例推理的逻辑,导致遵循先例这一原则难以被落实。与此同时,辛格还认为,霍菲尔德提出的这一理论将使每一个案件的适用范围都变得更加有限,因此,在更多情况中,法官们在作出判决时,必须考虑自己对在审案件的第一印象,而不能机械地适用以前案件确立的规则。(13)根据上述观点,权利分析理论将对遵循先例这一普通法系的核心原则构成挑战。

  

   如果前述质疑都成立,那么权利分析理论在司法裁判中的作用将岌岌可危,那么将如弗罗斯特法官所言,我们应将对霍菲尔德分析系统的研究和应用留给法科学生和他们的教授。(14)如何有效回应上述质疑是当务之急。

  

   (三)一种可行的回应:以先例为基础

  

我们可从多个角度回应上述针对权利分析理论司法实用性的质疑。我们可从语言分析的角度进行回应,这是一种纯粹理论性的回应。这种回应可以帮助我们继续纵深解析权利分析理论的合理性,但因为实际上这是以纯理论应对基于实践效果的质疑,所以此回应难免有纸上谈兵的嫌疑。我们还可从另一个角度回应,即探讨将权利分析理论应用于个案的可能性,这种回应虽然并不完全基于司法实践,但离实践更近,至少是一种应用上的尝试。国内学界已有部分学者应用过这种方式,例如,根据权利分析理论分析搜索引擎服务商在链接提供中的权利和义务,(15)研讨选举权,(16)辨析人体冷冻胚胎的监管和处置权,(17)解析妊娠妇女的生育权(18)以及剖析行政诉讼中的结果除去请求权。(19)不过,这种回应依然缺乏真正的实践性,仍局限在学理层面。既然权利分析理论意在司法推理,那么最好的对质疑的回应便是证明该理论能够在司法裁判中起到实质性作用。与前述探讨权利分析理论的应用可能性不同,这种回应基于司法裁判,具有坚实的实践性,它以实实在在的裁判文书即先例为基础。如果权利分析理论在先例中得到了应用,那么这种切实存在的证据将是无法被轻易反驳的。案件发生在现实中,裁判文书上记载的是法官们实际作出的决定,这种回应并非缺乏实践根基的纯理论研讨或者可能性研究,人们无法否认这些实际存在的内容。当然,要想研究权利分析理论在司法中的应用,我们就不能止步于发现引用过这一理论的先例,而应深入探究这一理论在判决中起到的作用,毕竟裁判文书提及的内容未必都对判决结果有实质性作用。要想实施该研究,就必须先收集应用权利分析理论的先例,再对它们进行类型化分析,以揭示权利分析理论在这些先例中实际发挥的作用。笔者曾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权利分析理论”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但未发现符合要求的裁判文书。最终,笔者借助WESTIAW数据库,检索到了与权利分析理论相关的案例。具体做法是,以“Hohfeld”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并排除和本文所指的霍菲尔德不相关者及通过《美国财产法重述》间接引用权利分析理论者。笔者通过这种做法共得到17个案例。(20)鉴于权利分析理论在法理学中的地位以及法学理论极少被直接应用于司法裁判,这些先例可以构成较为恰当的研究基础。以这些先例为基础进行研究,可以探查权利分析理论在司法应用中的实况,我们可据此判断这一理论有无具体的实践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4857.html
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1,27(05)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