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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幸福:权利分析理论在司法中的应用

更新时间:2022-06-22 23:30:46
作者: 陆幸福  
在这17个案例中,权利分析理论在14个案例中起到了实质性作用,在3个案例中仅仅被顺带提及。(21)后文分析仅针对前述的这14个案例。

  

   二、应用之一:以权利—义务对应性原理确定权利或义务之有无

  

   在特定的案件中确定权利或者义务是否存在并非易事,权利分析理论中的对应性原理为此提供了有效方案。我们可依照此对应性原理将权利分析理论中的八个基本法律概念组合成四组。每组对应概念之间的关系都是共生关系,有其一,必有其二。循此思路,在遭遇难以确认某个权利是否存在的情况时,我们可从与之对应的义务是否存在着手,若该义务存在,那么我们可推出此权利存在,反之亦然。我们可通过此对应性原理确认四组基本法律概念中的每一概念存在与否,这为解决部分疑难案件提供了比较实用的方案。在这四组概念中,美国法院主要应用权利—义务这组概念,偶尔应用其他组的概念。权利—义务这组概念之所以成为最主要的应用对象,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需要我们借助权利—义务对应性原理确定的法律关系绝大部分是霍菲尔德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第二,在四组基本法律概念中,法官最熟悉权利和义务,即便某个法律关系不是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官也会倾向于以之进行论证(详细情形见下文)。

  

   (一)从义务推断出对应的权利

  

   1.从法定义务推断出对应的权利

  

   Scott v.Houk案关涉的问题是,罪犯在被判处死刑后,是否享有通过诉讼或者其他途径要求以注射的方式被执行死刑的权利。在该案的判决中,多数意见认为,先例和俄亥俄州的法律没有为被定罪的当事人提供提起这类诉讼的渠道,因此,罪犯不享有这项权利。布朗法官对此表示异议。他提出,多数意见放弃了联邦法院听审并处理此类事务的责任,而且使成文法规定的死刑应该被以迅速而无痛苦的方式执行变得无法被强制实施。布朗法官引用了霍菲尔德于1913年发表的《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中的“义务是权利或者要求这种法律关系之不变的对应物”作为论证依据,并指出,基于这种对应性,我们可从个别化执行死刑注射协议所施加的义务推断出快速而无痛苦地死亡的权利。因此,当事人斯科特享有以快速而无痛苦的方式被执行死刑的权利。(22)尽管布朗法官还引用了先例中的类似话语作为例证,但其基本理论依据的确来自霍菲尔德。借助权利分析理论中的权利—义务对应性原理,布朗法官以清晰的逻辑推导出了死刑犯享有要求以注射的方式被执行死刑的权利。

  

   2.从协议约定的义务推断出对应的权利

  

   如果协议约定了某种义务,但并未明确约定与之相对应的权利,那么双方间可能会就该权利是否存在产生争议。曾有当事人试图在诉讼中应用权利分析理论,从协议约定的义务推断出对应的权利。在Management VI Properties v.Greenberg-Gale案中,Management VI Properties(以下称资产管理公司)认为,它有权要求另一方当事人补偿律师费。然而,此诉求在当时没有法律依据。根据资产生前信托的操作协议,资产管理公司应承担多项义务,其中一项义务是保护自己成员的义务。资产管理公司根据权利分析理论中的权利—义务对应性原理认为,基于保护自己成员的义务,其享有向对方当事人主张补偿律师费的权利。然而,在该案判决中,多数意见否定了资产管理公司的诉求。(23)需要注意的是,该资产管理公司实际上误解了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在权利分析理论中,权利—义务对应性原理以权利和义务处于同一法律关系中为前提。此案中,资产管理公司负有的保护其成员的义务涉及的法律关系发生在公司和公司成员之间,而资产管理公司向对方当事人主张补偿律师费则发生在公司和对方当事人之间。显而易见,此处涉及两种法律关系,资产管理公司对权利分析理论的应用是错误的。

  

   (二)从无义务推断出对应的无权利

  

   根据对应性原理,法官们不仅可以从一方当事人的义务推导出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而且也可以从一方当事人无义务推导出另一方当事人无对应的权利。相应地,权利分析理论中有一对现成的基本概念,即特权与无权利。然而,法官们在推论时,并未使用特权与无权利这对概念,而是反向应用了权利—义务对应性原理。他们的基本逻辑是,权利和义务相对应,有义务则必有与之对应的权利,二者相生相伴,反之,若义务不存在,那么自然也没有与之对应的权利,我们无需将法律关系转化为特权—无义务关系。在下列两个案件中,法官们应用了此逻辑。

  

   Petition of Kinsman Transit Co.案的基本案情是,在布法罗市的一条河道中,冰团融化并移动,导致了一艘船失控,众多其他船只由此遭受损失。应由谁承担这些损失呢?是布法罗市政府?是造成损失的货主?还是船主?在分析案件的过程中,法官们认为,基于该事件本身不可预测的特性,不仅需要考虑先例Palsgraf v.Long Island R.R.Co.案,(24)还需要考虑与本案密切相关的关于不可预见后果的责任分配问题。Palsgraf v.Long Island R.R.Co.案又因Sinram v.Pennsylvania R.R.Co.案(25)进入了海事审判程序。在Petition of Kinsman Transit Co.案中,多数意见引用了汉德法官在Sinram案中作出的界定,即“简而言之,A违反对B的义务对C造成的损害结果是否可诉”。随后,法官们又引用权利分析理论指出,一旦得出A对C没有义务的结论,那么与之对应,C亦没有针对A的权利。多数意见由此得出,不必直接论述权利存在与否,关键在于如何确定“没有义务”。(26)该案的核心问题在于,侵权人是否对直接法律关系之外的其他受害人负有义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根据权利分析理论中的权利—义务对应性原理,其他受害人有权要求该侵权人予以赔偿;若答案是否定的,结果则正好相反。该案的难点在于,当事人之间既有直接法律关系又有间接法律关系,而这造成了复杂的法律关系链条,我们很难理清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权利—义务对应性原理则可以帮助我们暂时排除间接法律关系而仅仅考虑直接法律关系,帮助我们将问题简单化。在此类案件中,权利分析理论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该理论,判决结果将完全不同。

  

   另一个案件是Knopick v.Jayco,Inc.案,这是一起由购买的杰克骏奇(Jayco)汽车出现质量问题引发的纠纷。根据原告诺匹克(Knopick)和汽车交易商签订的合同,如果该车被登记为商务用途,那么相关的质量保障条款将不再有效,即杰克骏奇公司将不再负有维修的义务。将汽车登记为商务用途这种行为对诺匹克而言是一种权利放弃,对杰克骏奇公司而言则是一种义务免除。法官认为,义务免除是“对权利的有意放弃”。诺匹克原本享有的权利受制于义务免除条款,该权利赋予了他强制另一方当事人按照合同履行义务的权力。法官在此引用了霍菲尔德的原话:“‘义务’和‘权利’是对应的术语。有一个权利被侵犯,便有一个义务被违反。”不过在此案中,基于义务免除条款即质保除外条款,诺匹克并没有权利强制杰克骏奇公司履行质保条款要求的义务。该除外条款是一种使杰克骏奇公司免于承担质保条款下的义务的防护。(27)法官们的逻辑是,原告请求权之存在以被告负有义务为前提,根据权利—义务对应性原理,若被告无义务,则原告无权利。在此案中,被告的义务已经因为除外条款被免除,因此,原告没有相应的请求权。法官们在此处反向应用了权利—义务对应性原理,权利分析理论对判决说理的强化依然十分关键。

  

   (三)从权利推断出对应的义务

  

   根据权利—义务对应性原理,我们不仅可以从义务推断出对应的权利,亦可从权利推断出对应的义务。对后者的应用出现在两个先例中。第一个先例是Pareto v.F.D.I.C.案。在该案中,银行股东对银行管理人员提起了诉讼,称其没有履行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请求获得惩罚性赔偿,银行买方作为被告之一参加了诉讼。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1989年金融机构改革、恢复与实施法》规定,银行股东有权利和权力对银行买方提起衍生性诉讼,其中一项权利或权力与本案诉求相对应。该法规定,如果银行管理人员有过错,银行买方可以针对其过错提起诉讼。一方面,如果银行股东有权利要求银行买方就此提起诉讼,那么当股东提出这一要求时,银行买方即有义务这么做。另一方面,如果银行股东有权力为了银行的利益对抗第三人,那么当股东这样做的时候,该第三人有责任作出回应。法官在此处引用了《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作为论证依据。(28)法官在此处提及了两种对应关系,一种是权利—义务关系,一种是权力—责任关系,我们仅讨论前者。根据法官的推理,如果股东有权利要求银行买方提起诉讼,那么根据权利—义务对应性原理,银行买方负有提起诉讼的义务。法官在此处以权利分析理论澄清了银行股东和银行买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该理论也因此成了该案法律推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先例是O'Brien v.Leidinger案。本案中,原告是Teamsters Local工会的一位成员,也是弗吉尼亚州里奇蒙德市雇佣的警官,他状告了里奇蒙德市的城市管理人和市政委员会委员。原告提出,该市的城市管理人和市政委员会委员拒绝与该工会一起诚心诚意地讨论警官的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侵犯了原告受美国宪法第一、第九和第十四修正案保障的权利。原告诉称,里奇蒙德市已经与代表其他有着类似处境的雇员的劳工组织讨论了雇佣的条款和条件,但拒绝与他们的工会讨论这些问题,侵犯了原告的法律平等保护权。原告还诉称,里奇蒙德市拒绝和原告的工会代表讨论问题,克减了原告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两种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权利。里奇蒙德市辩称,即便原告有权利通过其选择的任何一个工会代表发言,城市也没有聆听的义务。在该案判决中,多数意见认为,这种区分误读了权利和义务的本质。无论何时,一方有权利都意味着相对的另一方有对应的义务,不去减损或者干预对该权利的行使。如果原告有权利选择与城市谈判的工会代表,那么他也有让他的观点经由代表的发言被城市聆听的权利。城市通过作为被告的管理人和委员而行为,被告有聆听原告代表的发言的义务,该义务与原告通过代表发言的权利对应且不可分割。(29)法官在此处的论证即是在司法裁判中应用权利—义务对应性原理的例证。我们需要结合法律关系分析法官的推理。在此案中,原告和工会代表之间是代理关系,原告和城市之间是劳动法律关系,原告有权利就劳动纠纷与城市协商。工会代表作为原告的代理人行使原告的权利,与城市建立法律关系,有权利代表原告与城市对话,而被告作为城市的代表有义务聆听。本案法官并未在判决书正文中阐述权利分析理论,而是在注释中引用这一理论,以之为对论述的补充说明。如此看来,权利分析理论的作用似乎不大,但事实并非如此。此案核心争议之确定需要权利分析理论,而法官的论述也完全与之相符,可以说,即便权利分析理论被放在了注释中,它也依然是左右判决结果的决定性因素。

  

   (四)从无权利推断出对应的无义务

  

Rock v.Vandine案涉及从无权利推断出无义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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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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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1,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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