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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骏:公务保护与人权保障平衡下的袭警罪教义学分析

更新时间:2022-06-22 23:27:45
作者: 张开骏  
③国外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的借鉴。《德国刑法典》第114条规定,“有警察官员权利及义务之人或检察机关之侦查人员,其中非公务员者,其执行行为等同于第113条规定所称之公务员职务行为。为了保护延请参加支援职务行为之人,第113条准用之”。(27)英国1996年《警察法》第89条规定,“袭击正在执行职务的警察或正在协助警察执行职务者”,构成袭警犯罪。(28)日本刑法学认为,当辅助人员听从公务员的指挥,“俯首帖耳”地为其工作,参与职务之执行,与公务员职务之执行处于密不可分的关系时,对辅助人员实施暴行的,应该包括在妨害执行公务罪的暴行之内。(29)如前所述,我国袭警罪是从妨害公务罪分立出来的,法益和罪状并无变化,因此以上关于妨害公务中公务员与辅助人员关系的理解,可以参照适用于人民警察与辅助人员,即暴力袭击辅助民警执行职务的辅警,也符合袭警罪。

  

   尽管区分论原则上是可取的,但要注意到,辅警协助民警执行职务的职责范围有限制。2016年《意见》第10条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不得安排警务辅助人员从事以下工作:(一)未经公安机关授权的涉及国家秘密、警务秘密的事项;(二)案(事)件的现场勘查、侦查取证、技术鉴定、事故责任认定、执行强制措施、审讯或独立看管违法犯罪嫌疑人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由人民警察担任的工作;(三)实施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四)配备、保管、使用武器、警械;(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行为。”第13条规定警务辅助人员不得有“单独执法”“使用武器”“非法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等行为。因此,针对上述事项或行为,即使辅警协助民警一起实施,也不能认为辅警是“依法执行职务”。此时,暴力袭击辅警的不成立袭警罪,也不能认定为妨害公务。只有辅警在民警的指挥和监督下开展符合法律规定的辅助性工作时,才可以认为两者是作为共同体在依法执行职务,暴力袭击辅警的才可认定袭警罪。

  

   五、袭警罪故意和认识错误的认定

  

   第一,袭警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故意内容是明知人民警察正在依法执行职务,对其暴力袭击会发生妨碍人民警察公务的结果,仍希望或者放任该结果发生的心理。有实务观点认为,本罪的“故意形态只能是直接故意,间接故意和过失不构成本罪”。(30)固然,故意犯罪中直接故意的情形居多,袭警罪也不例外。但是在刑法教义学上,从抽象层面来说,某个罪名的罪过要么是故意,要么是过失;如果是故意的话,则当然地包含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类。只有在具体的案件情形中,才可以认定是直接故意或者间接故意。例如,甲杀了乙可能是直接故意杀人,A杀了B可能是间接故意杀人。因此,从抽象层面上认为某个罪名只能是直接故意、不可能是间接故意,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当然,在具体的案件情形中,例如甲或A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的罪过,可能会因事实或证据而存在判断困难,此时,只要能证明行为人至少具有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心理,从而能够认定其为故意犯罪即可,没必要深挖彻查行为人是何种故意形式(除非具体案情存在犯罪未完成形态认定问题)。因此,个罪的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或者间接故意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而且现实生活中,完全可能有的行为人对人民警察执法行为有误解、不满或怨恨,于是乘势混乱“浑水摸鱼”地袭击民警,在直接故意伤害人民警察的心态下,放任妨害人民警察公务的危害结果,此种情况就属于袭警罪的间接故意。

  

   第二,行为人需要明知暴力袭击的对象是人民警察,否则阻却袭警罪的故意。例如,人民警察甲身着便衣执行职务,行为人认识到甲是依法执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不知其为人民警察,然后暴力袭击了甲。在此例中,行为人发生了对象认识错误,属于抽象事实错误。由于行为人没有认识到甲是人民警察,故不成立袭警罪。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是法条竞合关系,人民警察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人客观上妨害公务,主观上具有妨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务的故意,因此成立妨害公务罪。

  

   第三,行为人将人民警察的合法职务行为误以为违法,从而暴力袭警的,如何处理?袭警罪的罪状是“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因此,行为人不仅要认识到袭击对象是人民警察,而且要认识到人民警察“正在依法执行职务”。至于职务行为合法性的错误,属于行为人对犯罪事实认识错误,还是对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认识错误,难免存在分歧。在刑法教义学上,如果认为是事实错误,则阻却袭警罪的故意。如果认为是违法性错误,则行为人具有袭警罪故意,进一步分析,若属于不可避免的违法性错误,则不具有违法性认识可能性,阻却责任;若属于可避免的违法性错误,则不阻却责任(此种情况基本具有期待可能性)。据此理论框架,笔者认为,①袭击对象是人民警察以及人民警察在执行公务等内容的认识错误,属于事实错误的范畴;人民警察职务行为合法性的认识错误,属于对职务行为的法律性质的评价,属于违法性错误的范畴。因此,对民警职务行为合法性的认识错误,不影响袭警罪的故意。②接下来,该认识错误是否可避免的判断,取决于一般人能否认识到公务的要保护性。假如民警公务完全具有合法性或者只是存在瑕疵,一般人能够认识到公务具有要保护性,行为人轻率地以为职务行为违法,那么就是可以避免的认识错误。此时,行为人具有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区分情况加以处理:具有期待可能性时,不阻却责任,可以追究袭警罪的刑事责任,可酌情从宽;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时,阻却责任,不应追究袭警罪的刑事责任。(31)

  

   对职务行为合法性的认识错误,可能有观点将其与假想防卫类比,并根据限制责任说,认为阻却袭警罪故意。假想防卫即不存在不法侵害,行为人误以为存在不法侵害而进行防卫,限制责任说将正当化事由的错误理解为事实错误,阻却故意,因此,假想防卫时成立过失犯罪或者意外事件。类比来说,人民警察是合法执行职务,行为人误以为职务行为违法而暴力袭击,那么根据限制责任说,将其理解为事实错误,阻却袭警罪故意。但是笔者认为,该类比方法值得商榷。在假想防卫的场合,行为人认识错误的对象是不法侵害这一事实的存否,进而影响到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是否具备,防卫人是否有侵害他人的意思,这属于犯罪故意范畴,该认识错误会阻却故意。而在暴力袭警的场合,行为人认识到了警察职务行为这一事实的存在,只是对职务合法性存在认识错误,这属于违法性认识范畴。即使行为人误认为职务行为违法,只要他对暴力袭警会妨碍人民警察公务的结果有认识和意志,就难以阻却故意。因此,类比假想防卫而得出阻却袭警罪故意的结论,未必妥当。

  

   六、袭警罪的罪数关系处理

  

   第一,从行为手段、对象和保护法益来看,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是包容式的法条竞合关系,袭警罪属于特别法条。①如果行为符合袭警罪,则不再认定为妨害公务罪。②如果行为不符合袭警罪,但是符合妨害公务罪的,以妨害公务罪论处。例如,以威胁方法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

  

   第二,袭警罪加重法定刑条件的理解。袭警罪中“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属于具体危险犯的表述。是否产生了具体危险,需要根据行为方式来具体判断。没有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程度的具体危险的暴力袭警行为成立基本犯。“等手段”根据同类解释规则,是指与“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的性质和危害程度相当的方式。例如,向人民警察泼洒浓硫酸、投掷燃烧瓶。关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有观点提出它是指袭警行为导致民警伤亡结果具有高度盖然性,(32)这种思路是正确的,不过笔者同意如下作进一步限制的观点,即“达到足以造成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重伤、死亡的程度,即使没有对其人身造成实害结果”。(33)袭警行为可能造成人民警察重伤以上后果的具体危险的结论,可以参考学界对《刑法》第20条第3款特殊防卫规定之理解而得出,(34)而且与“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加重法定刑相协调。

  

   第三,加重情形的袭警罪与其他人身犯罪的关系。笔者注意到学界同仁有如下论断,袭警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仅限于造成轻伤或轻微伤的后果,不应当包括造成重伤甚至死亡的后果,否则应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35)这种论断没有正确理解个罪构成要件和想象竞合犯原理,把构成要件可以包容的事实情形误解成了构成要件的限制情形。袭警罪法条表述的本意是,袭警行为“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具体危险)便符合了加重法定刑条件,既然如此,造成了较重伤亡的实害后果的情形更符合加重法定刑条件,无疑也成立袭警罪。只不过造成较重伤亡后果的情况下,暴力袭警行为也同时符合了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等的成立条件。此时一行为符合两罪,就成立袭警罪与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等的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断即可。不是说,暴力袭警行为造成了较重伤亡后果,符合了其他人身犯罪时,就排斥该行为成立袭警罪;不能据此认为,袭警罪加重法定刑条件只能造成轻伤、轻微伤的后果,不应当造成更严重后果。所以,正确的表述应该是,袭警罪的加重法定刑条件是行为具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具体危险,故不要求发生人民警察伤亡的实害后果。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造成了人民警察轻伤以上伤亡后果的,成立袭警罪与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等的想象竞合犯,以一重罪处断。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以上手段行为造成人民警察轻伤或轻微伤的,以袭警罪的加重法定刑处断;造成重伤的,以故意伤害罪处断;造成死亡的,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处断。

  

第四,“以驾驶机动车撞击”从其文义来看,应同暴力袭击一样强调行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人民警察人身为撞击对象。也就是,以行驶的机动车为工具、积极侵害人民警察的行为。①现实生活中,驾驶机动车妨碍民警公务有的情形是,行为人驾驶机动车遇到人民警察设岗、设哨执勤检查,为逃避检查而冲岗、冲哨。如果直接撞击对象是人民警察身体,则符合“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的加重法定刑情形。如果行为人无意撞击人民警察身体,只是想强闯卡哨,撞到了临时设置的路障、围栏等,民警躲避不及而受伤,宜认定为暴力袭警的基本法定刑情形。例如,2021年4月4日9时许,被告人黄文欢无证驾驶摩托车搭载一人,从屏山县鸭池乡往书楼镇行驶,在途经书楼镇屏楼路路段时,遇民警陈某、杨某领辅警朱某、罗某执勤检查。黄文欢将摩托车减速至快要停止时,见警察示意其停车,为逃避检查便突然加速前行,导致辅警朱某为躲避摩托车撞击而不慎摔倒受伤。经诊断,朱某臀部软组织损伤。法院判决黄文欢犯袭警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36)该案属于暴力袭警的基本法定刑情形。②驾驶机动车妨碍民警公务更常见的情形是,行为人在面临民警检查时,掉头逃跑或者绕行岔路,民警主动上前执法,扒拉着机动车的倒后镜或者车窗,因而被行驶的机动车带倒,或者被车身侧面刮擦,遭受挫伤或轻微伤。在这种情形中,尽管民警主动靠近机动车,行为人一心想驾车撤离,但是,如果行为人明知民警就在车旁或者扒拉着车子,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可能会伤害人民警察,仍然不停车、继续驾车逃离,则可以认为这是暴力袭击行为,行为人主观上也具有认识和故意,可以成立普通的袭警罪。(37)例如,2021年3月18日17时15分许,被告人罗某某驾驶面包车途经卡口时,交警向罗某某表明身份并示意罗某某停车接受检查。罗某某因知道自己面包车后座椅被拆除装货属于违法行为,怕被交警罚款,未听从交警指挥靠边停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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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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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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