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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益民:当代中国法理学主体性发展的内卷化及其克服

更新时间:2022-06-22 23:23:09
作者: 邹益民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主流法理学的发展呈现专业化、技术化和功能化加强的趋势,与整个社会生活失去联系,并把技术上的强功效当作法律发展的标准,从而脱离、遮蔽与消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主体性发展上无甚作为,陷入内卷化困境。这是由中国法理学坚持片面肯定的现实观、无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力、无力反思中国主体性的可欲性所导致的。要破解这种内卷化困境,我们可以坚持反思的现实观,运用想象力,以此发展中国的法律形式,表达整体性的中国社会,形成自主的中国法理学立场,最终形成中国法理学的可欲的主体性。

   关 键 词:法理学  主体性  内卷化  想象力  欲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理学从改革前的政治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在确立学科独立地位的基础上获得了繁荣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也产生了重大的实践影响。如法国社会学家维沃尔卡所言:“主体的定义依赖于它的自主能力,这个能力是它自我呈现和行动的源泉”,①因此主体性意指自主性,是行动者在社会生活中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决断并为自己行动负责任的能力。拥有自主能力的行动者即是主体。本文并不是在哲学意义上探讨主体性,而是把这一概念运用于对中国法理学相关问题的探讨。据此,我们可以说,主体性是中国法理学乃至中国发展的根本,它意味着中国法理学自主地对未来进行想象、筹划,展开行动,并担负起应有的责任。简言之,主体性就是自主地掌握自身和世界的命运。

  

   据邓正来教授的考察,当代主流中国法学受“现代化范式”②以及世界结构支配。③这具体体现为中国论者无论是积极主动参与,还是更进一步自己承诺,都是在对中国和世界的法律和社会发展的未来想象中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非以中国为根据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因此,中国法理学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是体现的是西方国家文化霸权对中国的支配而非中国的主体性。邓正来教授的反思开启了一个由思考并推动中国(法理学)主体性形成的时代,但是,就整体而言,我国对于主体性这一根本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当代主流中国法理学越来越繁荣,却对思考中国(法理学)主体性问题无甚进展。这类似于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内卷化”④现象。套用这一概念,本文也把当代中国法理学在思考中国主体性上的这种类似状况概括为“内卷化”。即当代中国法理学发展虽然很繁荣,主要呈现为专业化、技术化、功能化加强3大趋势,但是脱离、遮蔽、消解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导致其在对主体性的追求上没有取得多大进展。那么,当代中国法理学在主体性发展上是如何陷入内卷化的?为何会陷入这种内卷化?又如何克服这种内卷化?本文拟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来进一步推动对中国法理学主体性及中国主体性发展问题的思考。

  

   一、当代中国法理学主体性发展内卷化的表现

  

   (一)法理学专业化加强

  

   当代中国法理学专业化进一步加强突出地体现在法理学最终发展出为各部门法学、法学方法论等深入发展所需的专业理论基础。这具体表现为所谓法教义学、法实证主义以及“法理言说”⑤在当代中国的出场、流行。各部门法学以及法学/法律方法或方法论、思维方式等的探讨,只是在法学取得学科自主性后在很大程度上从专业立场出发作出的技术性分析;而法教义学、法实证主义或“法理言说”,则可以看作对这种分析进行的提升,提升到或多或少整体性的系统化的层次,为法学专业化提供更精细化的基础论证。

  

   有学者站在法教义学的立场上主张:“法学者必须找到‘通说’,并像信奉宗教教义那样信奉经过论辩而得到普遍接受的‘通说’,这些通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如果没有被新的通说取代的话,那它们就是处理事情(案件)的法理依据,就是‘法教义’或‘法原理’。”⑥以此方式进一步建构法教义学体系,使法学成为法律科学并达致成熟,摆脱“法学是一门幼稚学科”的指责。这里的法实证主义,指的是当代中国法理学对西方国家法实证主义学说的移植以及用于分析中国社会问题时所形成的命题、理论、话语等。这与社科法学论者所说的法实证研究不同。⑦前者的核心在于对实证法自身进行规范分析,而后者的核心则在于分析法规范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经验事实。当代中国的法教义学、法实证主义聚焦于对法规范自身进行分析,这在很大程度上预设了当代法规范自身的当然有效性。⑧对法规范进行分析、重构等形成的系统性理据,是法原理或称法理。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权利本位论者张文显教授提出,法理是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⑨并认为法理研究是中国法学科学化现代化的要求。⑩

  

   当代中国法理学专业化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国社会现代化的需要。现代社会是个专业分化的社会,各领域有自己运转的内在逻辑,继而形成分门别类的专业知识系统。从历史看,专业化发展是社会进化的产物,受制于整个社会整合。专业化发展的基础、依据等存在于整个社会生活,即同整体性生活世界的密切联系。但是,中国法理学在专业化发展过程中把科学性作为判定法学成熟、正宗的标准。(11)这就把科学性转换成科学主义,要求法学专业以科学之名构筑一般性的精致概念体系,却以偏概全地把实证的法学命题和规范的法理、原理当作不变的教条,甚至当作整个社会生活的真理。尤其是,如果认为法学家有资格终局性地规定、判定法理,那么将导致以专家的专业论辩取代社会公共生活的论辩,以专家的专业意见取代社会公众意见,从而法学专业化的强化体现出法学专业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固化。法学越科学就越封闭,同生活世界的联系也就越远,甚至割断了同社会生活的联系,最终丧失反思整个社会生活从而追求美好生活的能力。因此,伴随中国法理学专业化的加强而产生的封闭倾向,导致中国法理学脱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无法追求自身的主体性。这反过来可能使公众失去对专家的信任。

  

   (二)法理学技术化加强

  

   中国法理学专业化进一步发展并提出科学要求,是为了进一步纯化法律作为社会治理技术的需要。法律是现代社会规训、治理的重大技术。(12)中国法理学各派大体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一主张。法律作为社会技术意味着,法律既有解释、推理等技术,其自身也是科层管理、市场交易等的实用技术。当代中国法理学技术化的发展明显地体现在法学/法律方法,法学/法律/法治思维等论说的盛行上。关于法的方法论、思维论等的研究者,在法教义学、法实证主义、“法理言说”等指导下,对法律解释、法律发现、利益衡量、漏洞填补等法律技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3)使这些技术的科学性、有效性得到大幅度提升。法学专家也常常运用法律解释等技术介入社会生活,从技术方面参与社会生活论辩、参与社会治理。

  

   毋庸置疑,技术性是现代法律的重要特征。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只需要按照法律的奖惩机制以客观性的态度行事即可,而无须以内在视角追问法律本身的道德性等。法律作为一种具有客观性、中立性、确定性的技术,以其实证知识及系统为社会生活的开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但实证知识背后有一种技术控制的兴趣。(14)因此,技术本身并非完全客观中立,而是一种控制的力量,是掌控技术之人操控他人与社会生活的手段,是其权力的体现。应当说,论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了这种操控力量。例如,有论者指出:“假如我们确实不知道‘中国法学向何处去’,那么有一点可能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选择:转向法学方法”。(15)对中国法理学向何处去的追问,在本质上是对我们要追求的可欲价值、理想的追问,是对美好生活方式的追问,是对中国主体性的探索。而转向法学方法,实际上是从技术方面确立主体性。这典型地体现了把价值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的社会发展趋势,并反过来强化这一趋势。

  

   科学技术在反思、批判中快速发展,且以客观性的面目产生巨大的效用。但科学技术的反思、批判只是在其内部进行的。科学技术作为手段,能够用于对社会的反思、批判,这是可欲的;也能够用于对社会的操控,这是不可欲的。科学技术的应用要追求前者而避免后者,就需要民主、美德等广泛的社会条件。但科学技术恰恰对这种前提性社会条件不具有反思、批判能力。因为科学技术的判断标准是先进与落后、有效用与没效用,而对其运用条件的反思则涉及善恶、对错等应然性价值判断,所以科学技术的应用尽管可能有消解基于事实性教条而产生的僵化的权威的解放作用,但往往直接或更容易体现为操控。技术理性化把应然性问题转化成便利与否的技术问题,如此只会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这是专家以技术治国论即技治论的逻辑。

  

   在法教义学、法实证主义、“法理言说”等指导下的部门法学以及方法论、思维论等研究,推崇作为法律科学的法学,把是否成为科学当作法学成熟与否的标准。实际上,论者们的主张像自然科学不能对其自身的操控能力进行反思一样,对法律作为社会技术具有的操控能力也未能进行反思。因而法学“科学化”口号只是社会技术理性化的意识形态,隐含着一种受法律技术控制的“钢铁般牢笼”(16)式的单向度社会图景。这种图景是对社会现实技术理性化的想象,是技治论的追求。其即使可行,也会遮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反思,并使人们遗忘这种反思,因而也是不值得向往和追求的。而以此勾画中国的未来并追求中国的主体性,无异于缘木求鱼。

  

   (三)法理学功能化加强

  

   中国法理学之所以出现强化专业化、技术化趋势,是因为需要强化法律的功能。法律作为专业技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基本功能是稳定行为期待,为行动者提供稳定的预期。(17)从而以实用理性为导向的工具行动能够不断扩展,社会能够向更高的复杂程度进化。

  

   法理学功能化趋势强化最明显地体现在社科法学的兴起与扩张上。社科法学主要由苏力教授倡导。他主张从中国现实出发,发掘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18)进行社科法学进路的研究。这种研究确实是中国法理学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有助于破解各种僵化的教条。苏力教授的倡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科法学的范围不断扩张。但正如邓正来教授所指出的,这种研究以法律的“功效”或“可行性”取代对法律合法性抑或正当性的追问,拒绝任何理想图景上的反思,依然是没有反思能力的,甚至更加保守、危险。(19)遗憾的是,经过邓正来教授的批判,这种研究依然固守经验事实,固守法这种应然规范的实然方面。社科法学在扩张的过程中,也仍旧没有超越个案而形成一般理论。(20)这就使得对中国的研究仍处于碎片化状态,整体性的中国被分解成无数的碎片化经验,而论者们拾到的只是零碎的片段。尽管其中不少研究或许很精彩,但也正是在个案的关注中遗失、消解了中国的主体性。

  

社科法学研究的是法的实然问题,考察的是法的实效/功效问题,奉功效为圭臬,而对功效本身的应然性、法律运作功能的判准问题,即对诸如法律发挥的功能是谁的功能、谁有或应当有资格制定什么标准判定法律运作的好坏等问题不反思。因而,社科法学的大规模扩张实际上是把法学/法律所包含的技术理性化要求视作理所当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贯彻到生活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贯穿到乡村、基层等所有的社会空间中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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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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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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