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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益民:当代中国法理学主体性发展的内卷化及其克服

更新时间:2022-06-22 23:23:09
作者: 邹益民  
贯穿到社会的毛细血管中去,是权力微观行使的体现。由于对这种要求的可欲性不加反思,反思的只是这种要求的可行性或效果如何,因此,社科法学的大规模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仍只是量的扩张。尽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依然欠缺反思力、批判力,依然无法推进中国法理学主体性的发展。

  

   至于新近出现的系统功能论法学思潮,(21)一是把已经步入后现代的西方社会的系统论移植到正在进行不确定地系统分化的中国,从而发生时空错位或时代误置,对其理论的社会前提没有反思;二是即使作为一种对中国法律与社会未来发展的理想,从而可以避免时空误置这一指责,系统功能论法学所想象、追求的也是法律作为自动机这一现代隐喻的升级版,是对法律技术理性化功能化的加强,是对应然性追求的空洞化,对伦理、道德、美德等美好生活的消解,因而也是不可欲的。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不加反思地直接拿来西方国家理论的最近表现,拿来的是较为时髦却更技术化的东西,同样没有反思中国法理学的主体性问题。

  

   二、当代中国法理学主体性发展内卷化的原因

  

   (一)坚持一种片面肯定的现实观

  

   中国法理学在追求主体性上出现内卷化,首要原因是坚持一种片面肯定的现实观。这里的肯定指的是承认包括当代中国法律在内的现实的有效性、正当性抑或合法性。法实证主义、法教义学以及依附于它们的各种方法论、思维论研究等自不待言,因为“尊重现行法律规范”是其理论的基础或前提。(22)社科法学论者在同样如此,作为他们理论基础的“本土资源并非只存在于历史中,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23)社科法学论者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各种非正式风俗、习惯、惯例等的有效性。“法理言说”尽管对法理做了很多解释,包括古今中外各种法的理,但主要仍指的是关于当代中国法的理,意图从当代个案、立法草案、成文规则、惯例等中提炼出原理性成分。(24)当代中国法律主要以制定法的形式反映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要求,把这些要求上升为成文规则;当然也包括各种非成文规则。因此,中国法理学经由对当代中国法律的肯定而肯定当代中国的整个现实。这种肯定是以专业化、技术化和功能化的态度对待中国现实,运用专业化的法律技术推动中国社会在功能上进一步分化,在保持社会秩序的同时加速现代化。

  

   中国法理学对包括中国法律在内的整个现实是持肯定态度的,这种肯定态度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值得称赞的。因为包括中国法理学的主体性在内的中国主体性,只有从中国实际出发才能实现,只能也必须建立在对当代中国现实的肯定上。那种言必称古代或西方国家的主张只是食古不化或食洋不化的教条,不足为训。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不必对古人或西方国家的知识、智慧进行借鉴。更可取的是,应从当代中国现实出发,“建立‘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并以这样的判准展开对中国问题和一般理论问题的深度研究”,(25)深入同包括古人、西方国家乃至其他文明的智慧进行对话,使“古今中西之争”迈向达致中国学术自主性的新阶段。这样才能汲取古今中西各种资源的有益成分,剔除其压迫性的强制成分,最终达致对中国主体性的认识。

  

   如英国哲学家罗伊·巴斯卡尔所言:“世界是结构化和区分的”。(26)这意味着世界是分层的,是由不同层级的结构、机制、趋势等构成的。据此以观中国现实,其也呈现结构性的特征,除了具有专业性、技术性、功能性等方面外,还有整体性、复杂性、反思性的一面;除了权力、金钱、技术等消解意义、抵制反思的方面外,还有新老传统、善良风俗、美德等提供意义和反思源泉、促进反思的方面。因此,当代中国法理学以专业化、技术化、功能化的态度、方式对中国现实进行处理,不能不说是片面的,实际上体现了单向度的“肯定性思维”。(27)这种片面化导致当代中国法理学对中国现实进行切割、裁剪,以致化约、祛除了其中整体性、复杂性、反思性的一面。而这一面恰恰是提供意义和反思的源泉,是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和美好理想的根基,是中国主体性形成的根基。因此,在剔除现实中的这一部分后,当代中国法理学没能力达致主体性。

  

   (二)无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力

  

   中国法理学主体性的达致,要求从中国现实出发对中国未来的可欲追求进行想象,因此,想象力对中国法理学主体性生成的成败至关重要。这里的想象力并非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这种想象力是人最内在的本质,是人作为此在的源生性境域,是本源的时间性、“源生性的时间”,(28)是包括将来、曾在和当前这3种时间性样式的统一体。这种想象力是一种渊源性的奠基力量,表明人作为一种存在者不断超越自身的可能性,源初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存在于以将来为核心的时间性绽出机制中:“保持住别具一格的可能性而在这种可能性中让自身来到自身,这就是将来的源始现象。”(29)人从将来的能在出发作出本真性的先行决断,承担被抛的状态,也让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者照面,把它们唤上前来,在此意义上让世界的可能性呈献出来,形成当前,进而形成世界:“此在在其存在之本质中形成着世界”。(30)人通过这种机制,不断地把面向将来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以创造出新世界,并超越这种可能性,从而也不断超越自身、追求本真的意义。在此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得以形成。这是一种存在论、超越论意义上的而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性:“如若人们选用‘主体’这个名称来表示我们自身向来所是并且作为‘此在’来理解的那个存在者,那么,这就是说:超越标志着主体的本质,乃是主体性的基本结构。主体绝不事先作为‘主体’而实存,尔后也才——如果根本上有客体现成存在的话——进行超越;相反,主体之存在意味着:这个存在者在超越中并且作为超越而存在。”(31)

  

   就中国人而言,这种想象力也是对中国与世界进行展望、筹划的一种能力,唯有发挥此种想象力,才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从而追求一种可欲的美好生活。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对社会的改造会像利用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的改造那样取得巨大的进步,历史沿过去、现在、未来所形成的直线前进,现在比过去进步,未来比现在进步。从西方现代化历史中发展出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32)这种论调实际上是把西方国家的特殊的地方性普遍化为全人类的应然追求,窒息了人们的想象力,使人自我封闭于技术理性化构成的世界图景中。

  

   我们要发挥这种超越性的想象力,打破历史终结论的桎梏。我们要认识到历史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多重力量的交错、重叠,有前进、进步,也有“内卷化”而陷入停滞,甚至也有倒退,因此,是多层累积的。就未来而言,其并没有答案,而是“蕴含着多种可能性”。(33)中国主体性是在多样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这一特定空间和在某一时间中,由中国人发挥想象力而形成的,是多种历史可能的一种具体化,是中国人对自身本真性的追求。

  

   就当代中国法理学而言,法实证主义、法教义学以及各种方法论、思维论研究乃至“法理言说”等都没有论及想象力问题。尽管苏力教授强调了想象力对法学研究的重要性,但他认为:“这种想象力既是一种社科的能力,也是一种人文的能力,其中或许有天赋,但至少这种想象力的展开和铺陈是可能通过训练而得以强化的”。(34)因此,他谈的并不是上述人的存在本身所具备的对外在世界的超越能力,而是一种对经验材料的认识能力。这种想象力固然重要,也是优秀的研究者应当具备的能力,但其只能对“现代化范式”的诸要求如何在中国落实进行认识,而无法从中国人与世界的根本关系方面进行反思,从而无法从经验材料中洞见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以及中国人的法律实践所体现的主体性。对比苏力教授与黄宗智教授进行的中国法律经验研究,他们都对大体相同的中国农村司法和法律进行了研究。苏力教授认为,相较于欧陆和英美国家的法学知识,中国学者的优势和可能的贡献在于分析作为初审的中国农村基层司法。(35)这实际上是受“现代化范式”支配,基于“为贡献而贡献”的法学观对中国本土资源所做的非历史同质化的实用功效化处理,(36)而没有从中洞见中国人富有意义的对现代法律发展的贡献,没能洞见中国法律发展的主体性。黄宗智教授却得出,中国的法律实践并非按照西方国家模式运行,也非按照传统模式运作,而是在学习外国的法律制度及理念的同时,结合革命传统,从实践中“创建中国现代独特的法律原则”,(37)如婚姻法中以“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理由等。这表明:“近百年来中国虽然在法律理论和条文层面上缺失主体意志,但在法律实践层面上,却一直显示了相当程度的主体性。”(38)两相比较,这典型地体现了大致相同的法律经验、不同的想象力对于中国主体性的不同揭示。

  

   (三)无力对中国主体性的可欲性进行反思

  

   中国主体性的可欲性首先指的是中国主体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上所论,邓正来教授已经指出中国追求主体性的必要性。这里需要补充的主要是,针对后现代论者对主体的批判,而对中国主体性追求的辩护。在后现代论者那里,作为主体的人被否定、消解:“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亡”。(39)依此,主体已经消亡,成为主体也是不必要的。因此,如果不能破解这一命题,那么中国就无必要也无可能成为主体,毕竟中国说到底是由每个中国人及其活动构成的。

  

   正如有的论者精辟指出的那样:“主体之死代表的是某种方法论策略,真正重要的是揭示主体之生,尤其是主体的再生。”(40)因此,后现代论者宣称的主体之死命题,其实是为了在后工业社会条件下发挥人的创造性,克服既有主体性实现的局限,探讨主体性的新意涵,探讨人类新的可能的可欲的生活方式与形式,而非真的再也不需要、再也没有主体。

  

   所谓既有主体性实现的局限,就世界历史而言,主要可以归结为上述“现代化范式”一个核心方面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支配及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如今,中国不仅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变这种被支配的状况。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除了那些食洋不化的人外,这种看法在当代中国社会公众那里成为一般的社会心态,鲜明体现在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中;在知识分子那里也成为或强或弱的共识,体现在对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等的讨论中,(41)体现在各种主张回归中国自身的探究、言说中。这无论是对于作为个体的中国人还是对作为整体的中国来说,都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但察之于现实,中国(法理学)的主体性并没有重大进展,这固然有包括话语权争夺在内的权力斗争等外部原因,但是我们自身的思考、言说等主体性形成方法、策略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部原因,其中关键是无力对中国主体性的可欲性的第二个方面,即普遍的可接受性进行反思。

  

   就当代中国法理学而言,法实证主义、法教义学以及各种方法论、思维论研究,要么没意识到,或者即便意识到也否认中国(法理学)主体性的必要;(42)要么虽然意识到中国主体性的必要性,但是认为中国还处在学习和奠基阶段,还没到形成法律科学以表达中国主体性的阶段。(43)因此,中国主体性的可普遍接受性这一问题,处在他们关注的范围之外,他们无力对此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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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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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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