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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博:“萨尔普遍史”的中国历史建构与欧洲近代学术转型

更新时间:2022-06-22 22:07:08
作者: 张一博  
而中国近代史部分则集中在近代史的第八卷,共 521 页,叙述了从夏朝一直到雍正时期的历史,根据“中华帝国” ( The Empire of China) 部分的目录,我们也可看出该书所涉内容之广,宛如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

   第一部分: 中华帝国概览

   第二部分: 中国 15 个省份的地志学描绘

   第三部分: 中国人的古代宗教和新的教派

   第四部分: 中国人的政府、法律和政治

   第五部分: 中国人的学识、艺术、科学和语言

   第六部分: 中国人的农业、缫丝业,瓷器和漆器的制造,以及其他手工业

   第七部分: 中国人的性格、天赋、举止、习俗、婚葬、节庆以及有关自然和人造奇观的记载

   第八部分: 中国的一些可怕疾病和治愈疾病的方式,以及他们所自夸的放血术、拔罐、烧灼止血、接种并应对天花、提取草药的方法

   第九部分: 汉族的起源、古迹与编年

   第十部分: 从第一个王朝建立以来中国君主的统治

   通过研究“萨尔普遍史”中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可以窥探欧洲当时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其中“王朝循环”是“萨尔普遍史”中国部分的一个显著特征 。编者曾指出: “在中国无论发生什么强烈的革命,君主制度依然继续,而且革命总是持续很短时间,他们只能做出极少的改变,最后又在此回到原有的政府形式上来。” 这样一种王朝循环的背后是将中国历史视为相同事件的不断轮回 。在有关中国历史的纪年中,“萨尔普遍史”的编者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纪年方式 。在公元元年之前,将干支纪年与公元纪年并列,但公元元年之后则只是依据公元纪年 。编者并未采用中国正史通常使用的年号纪年,而是使用了干支纪年,60年 一循环,如秦始皇称帝便是第 41个循环的第55年。历史上事件轮回的背后反映的是对中国历史认识的静态化。

   这种对中国历史静态化的认识与当时西方所接受的中国历史知识密切相关 。如朱熹所作《通鉴纲目》不仅在中国颇为流行,1737年经传教士冯秉正( 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 ac de Mailia) 翻译后传到欧洲,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书籍。“萨尔普遍史”虽未曾直接引用该书,但它所引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论著多以此书为依据 。依据这些中国知识,“萨尔普遍史”描绘了一个绵延静止的中国 。正如德国史家于尔根 · 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 对《通鉴纲 目》的评价那样,“这部作品单调的编年方式无人能及,却第一次给了欧洲读者中国历史绵延不断的真实印象,甚至对中国而言,这本书都过于强调静止不动的概念,却有助于在欧洲普及中国历史中那种相同事件不断轮回的观念”。在“萨尔普遍史”的中国部分也体现了这一特征。

   在中国寻找大洪水 : 协调中国上古史与圣经叙事

   在考察“萨尔普遍史”中国部分的具体内容时可以发现,该书涵括中国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关中国上古史的内容所占比例较多,不仅在古代史第七卷增补版对中国上古史做出了全面的论述,而且在近代史部分也有专章讨论上古历史 。即使在中国,由于上古,尤其三皇五帝时期的历史悠远而阔于故事,因此正史中对此记载也并不多,为何一部欧洲人所写的世界史却花费大量笔墨讨论中国近乎神话的上古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上古历史并未像埃及等其他古老民族的历史一样被置于该书的第一卷,而是被放在第七卷的增补版中 。这部分内容并非单纯描述中国上古史,而是研究他们与圣经叙事的关系,讨论伏羲是否是诺 亚,诺亚方舟是否停在了中国等诸多问题 。为何当时编者会去讨论这些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的问题? 若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笔者将从当时欧洲学界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论争谈起,探讨“萨尔普遍史”如何吸收这一论争成果并协调圣经叙事与中国上古历史的矛盾。

   当时欧洲人普遍认为《圣经》是一部真正的世界历史,现存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是大洪水后诺亚的子孙 。如当时风靡一时的《曼德维尔游记》( 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便秉持这 一观念,将萨拉森人 ( the Saracens,即阿拉伯人) 视为闪 ( Shem) 的后代,将欧洲人视为雅弗 ( Japh- et) 的后代,居于亚洲的鞑靼人则是含 ( Cham) 的子孙。然而随着新航路开辟,大量异域知识传到欧洲,冲击了欧洲人传统的世界观,门多萨将中国的君主政体追溯到公元前 2600—前 2550 年之间,卫匡国则将中国的历史追溯至公元前 2952 年,这些时间都远远早于乌瑟尔 ( James Ussher) 根据希伯来圣经记载所推算出的大洪水暴发的时间 。在他们的记载中,中国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 。这些知识传到欧洲后引起了欧洲思想界的极大震撼 。作为一个如此古老发达的文明,为何《圣经》中会没有记载? 中国上古史的编年是否真实可靠? 这一系列问题成为当时思想界争论的焦点。

   其中如何将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史书写的框架,成为当时世界史书写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卫匡国出版《中国上古史》后,荷兰学者伊萨克 · 沃西休斯(Issac Vossius) 便利用中国的上古编年来批驳基于传统《希伯来圣经》所厘定的编年,主张 《七十子本》(Septuagint) 记载的权威性,认为大洪水只是一个地方性事件 。沃西休斯此观点一出即引起学界极大震动,随后霍尼乌斯发文批驳,坚持《希 伯来圣经》的权威,质疑中国上古历史。1666 年霍尼乌斯出版《诺亚方舟》一书,首次将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中 。在该书中,霍尼乌斯虽然仍坚持乌瑟尔编年,认为世界创造于公元前 4004 年的10 月23 日,但是他不再否认中国的上古历史记载,而是将其与《圣经》记载相协调,认为中国的编年是对创世纪中所载内容的一种扭曲,中国上古的圣王其实是圣经中记载的以色列的诸位长老,伏羲其实是亚当,而黄帝是以诺 ( E- noch) ,尧则是诺亚。霍尼乌斯的观点在当时影响甚广,不少学者都循此思路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与圣经记载的对应关系 。其中英国学者舒克福德在《世界的神圣历史与世俗历史》中认为,诺亚东行所创建的王国便是中国,而中国史书中的伏羲则是诺亚。然而当时仍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一些学者对中国古史持否定态度,质疑中国历史的真实性 。如唐 ·卡尔梅(Don Calmet) 便质疑中国古史的真实性,提出“认识中国不会对我们有任何益处”,但即便如此他在其著作《世界通史》 中仍然给中国留了一定位置。可见,在当时无论质疑中国古史的学者,还是力图协调中国古史和圣经叙事的学者,在书写世界历史时都不能忽视具有古老发达文明的中国。

   “萨尔普遍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所编,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编者对中国古史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从拒斥到接纳 。为何会发生这一转变?中国古史在“萨尔普遍史”的古史体系中又占据什么位置? 为回答这一问题,笔者希望先简要描述“萨尔普遍史”对中国古史态度的转变 。在第一卷中,编者虽然已经提及中国,但并未将其放在与埃及、巴比伦同等的位置进行论述,对于当时将诺亚视为伏羲的做法也是持批判态度 。在论及诺亚和他的三个儿子时,书中提到 :

   诺亚离开了他的三个儿子,并且和他的年轻后裔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到了中国,这个诺亚在大洪水前便曾居住过的地方。他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王,中国人称他为伏羲。这一观点看上去似乎合理。然而圣经记载,离开方舟后,诺亚和他的子孙一直定居在那座位于亚美尼亚的山的附近。正如圣经记载的那样,他们不曾离开,直到他们开始前往希奈尔 (Shinaar) 。

   在注释中编者又逐一批驳了将伏羲视为诺亚的观点,认为虽然这一观点比霍尼乌斯将伏羲视为亚当更为合理,但也只是一种臆测 。并以此列举了三条理由来批驳这一观点 :

   其一,如果伏羲就是诺亚,那在中国的历 史中不可能不提到大洪水这么特殊的事件,李明 (Le Compte) 认为这些想象(代指将伏羲视为诺亚) 是错误的; 其二,中国的作者们自己都不能确信有关伏羲和他的继承者的历史,对是否有伏羲此人有所怀疑,而且一些人否认存在他和他的继承者神农 ( Shin nungh) ,并从第三位国王黄帝 ( Hoangh ti) 开始叙述中国历史; 据说伏羲是蛇身,神农则是牛首,李明没有将他们纳入中国君主的谱系中也不是没有理由。其三,在摩西关于人类离散的记载中显而易见包含全人类,他们聚集在希奈尔的平原上。如果我们承认这些,诺亚便没有其他没被摩西提到的后代,更不可能去统治中国。

   然而在第七卷出版后,编者又出版了第七卷的增补版,详细描绘了中国上古的历史,并对上古历史与圣经叙事的关系展开了讨论 。在书中编者一改之前对中国上古史记载彻底否定的态度,转而在传教士的记载和否定质疑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然而我们必须观察到存在一种态度,在当下学界两种极端观点 ( 代指前面提到的肯定和彻底否定中国古史) 之间的一种中和,并且应该承认,虽然中国人对于古代历史的记载乏善可陈,但这些记载也并非是完全虚构。

   在编者们看来“虽然在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王朝之前的历史大多是一些神话”,但仍然可以从中发现“一些隐隐约约的神圣的真实”。这种神圣的真实其实就是中国古史所隐藏的那些与圣经相对应的内容 。编者详细论述了中国古代的政制、法律、宗教、习俗、语言、艺术、科学和民族性格,随后又花费大量篇幅讲述了从伏羲到大禹的历史,列举了中国上古圣王的种种功绩 。但对于中国历史的古老性,“萨尔普遍史”的编者们仍持怀疑态度,在开篇编者便指出: “中国人,像其他民族一样夸大他们的古老,比如将他们的第一个皇帝伏羲统治中国的时间确定在基督诞生前的 3000 年。”对于这种夸大,“萨尔普遍史”的编者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果真如此古老,那为何以色列人没有记载,而且荷马、希罗多德也没有听说过这个民族,甚至在波斯的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中也缺乏关于中国的记录。编者们也不认可伏羲就是诺亚,而是认为中国人是雅弗的后代,“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雅弗的后代定居在中国和鞑靼(Tartary) ,我们可以确信地说,他们首先来到了这个国家”。

   “萨尔普遍史”的编者在后来出版的现代中国史部分中修正了这一观点,使用了大量篇幅讨论中华民族的起源、古迹和编年 。编者提到,舒克福德的观点引起学界很大争议,许多读者也纷纷来信,编者们通过与读者交流后得出了新的结论,开始支持舒克福德的论断,认为伏羲就是诺 亚。在文中编者说道 :

   我们的希望实现了,而且根据从各方面获取的珍贵的证据,我们敢于质疑自己,现在我们重新支持舒克福德博士的体系,这不仅是在态度上完全变了,而且我们将提供一些真实可靠的新的证据。

   随后编者列出了一系列的证据,如从他们名字的相似性、中文与其他民族语言的差异等,以说明中国原始宗教是诺亚所建立的宗教,因此没有堕落为偶像崇拜,方舟制作所需的材料就是来自中国,而且中国人作为世上唯一一个会造大帆船的民族,其技艺是从造方舟传承而来 。从贡献上看,伏羲和诺亚都发明了农业。根据这些证据,编者开始确信伏羲就是诺亚。

通过“萨尔普遍史”各卷对中国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编者态度的变化 。之所以会产生这一变化,一方面与当时欧洲思想界的大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萨尔普遍史”并非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文本,而是结合市场需求应时而变 。随着有关中国知识大量传入欧洲,更多的学者参与到了中国古史真伪的争论之中,“萨尔普遍史”的编者们无法再回避这一问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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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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