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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倩:清代科举议中的史学改革方案

更新时间:2022-06-22 22:04:38
作者: 周倩  

  

   摘 要:清代科举议中包含丰富的史学改革方案。清前中期,史学改革方案的主要形式是重视乡、会试第三场策问,旨在通过提高策问的地位引导士人关注史学。这一呼吁在雍乾时期得到朝廷支持,上升为国家政策,不仅维护了史学的科举地位,还推动了重史氛围的形成。嘉道以降,偏重头场陋风再起,策问制度走向衰败,时人提出了提高场次和改策为论的新方案,却未能付诸于实践。到了清末,提高场次和改策为论方案成为1901年科举新章的主要内容,而科举议的另一条重要理路——“开科目”却被排除在新章程之外。之所以在“重史学”与“开科目”之间选择前者,不仅与清廷求稳求渐的改革思路、张之洞个人的科举改革思想和学术倾向相关,还与清代书院长期史学考课活动所奠定的实践基础分不开。

  

   科举议,又称科场议、贡举议,是古代士人针对科举制度及其实施过程的弊病所提出的改革言论或方案。清代科举继明而来,保留了诸多弊病,故清人改革科举的意愿尤为强烈,形成了众多科举议。他们普遍认为,重视以史学为代表的经世之学是革除科举之弊的良方,故科举议中又包含了丰富的史学改革方案。这些方案不仅是当时士人针砭时弊、以史济世的成果,还深刻影响了清末科举改革,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目前学界对清代科场议的研究虽已产生一些成果,但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晚清,且尚未出现针对史学方案的专门研究。本文拟对清代科举议中的史学改革方案作一整体考察,重点探究其发展演变、阶段特征以及在清末科举改革中发挥作用的原因。

   1 、清前中期重视第三场策问的呼吁与史学地位的提升

   清代乡、会试制度在明制基础上有所损益。顺治二年(1645)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第一场试四书文、五经文(文体为八股),第二场试论、表、判,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简称策问);乾隆五十二年(1787)之后,第一场改试四书文、二场改试五经文、第三场仍试策问。前后两阶段的考试内容虽有变化,测试三场的基本架构却没有变,三场在名义上的地位也是平等的。

   虽然朝廷一直标榜“三场并重”,实际操作却并非如此。不少考官为图阅卷之便利,往往重点校阅第一场(又称头场)四书文,以其优劣作为录取与否的主要标准,第二、三场(又称后场)仅为参考。而士子为速求功名,往往迎合考官喜好,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头场的准备之中。“乡、会试虽分三场,实止一场,士子所诵习……不过四书文而已”的现象极为普遍,偏重头场、轻视后场的风气日趋严重。

   这种风气的影响是相当恶劣的。从读书治学的角度看,不少士子沉迷于头场四书文,除“四书”之外,其它书籍束而不读,读书范围和眼界被严重限制,完全违背了“博学多闻”的学术传统。从经邦济国的角度看,三场策问涉及的历代天下形势、人心风俗、地方物产、礼仪、军事、律法、学术等问题不被重视,使得读书人治国理政能力严重缺失。不少人“身登甲第,年期耄,不识古今传国之世次,不知当世州郡之名、兵马财赋之数”,实难担负经世济国之大任。从风气养成的角度看,不少士人为求功名,不愿勤学苦练,而是将心思花费在临考“压题”上,助长了投机取巧、抄袭塞责的歪风邪气。顾炎武就曾指出,当时不少士子“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而‘四书’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导致“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

   鉴于偏重头场、轻视后场的恶劣影响,早在清初就有人呼吁纠正这一不良风气,具体做法是提倡重视后场,尤其是要提高第三场策问的地位。清初魏僖曾作《制科策》一文,详细阐述了重视策问的两大益处:第一,能够督促士子博览群书。科举头两场的考察对象是“四书五经”,读书范围相对固定,而三场策问的考察知识比较广泛,要求士子综罗经史、洞察实务,促使“天下之人势不得不取古今治乱之书而读之”;第二,能够检验士子的理政治国能力。魏僖又指出:“何以乡、会试首策也?中式者必得官,故以练事为先也。”士子作为官员的“后备军”,须具备一定处理政事的能力。乡、会试头两场主要考察士子对“四书五经”的理解和八股文的写作能力,而第三场策问则注重考察实务,是一场士子行政能力的大型模拟测试。总之,第三场策问在培育和选拔博学实用人才方面发挥着头两场无法比拟的作用,值得引起士子的高度重视。

   魏僖的倡议并非个案,同时期不少学者持类似观点。如康熙二十年(1681),河南乡试正考官施闰章起草《豫闱公约》,对应试举子提出几点要求,其中一点就是重视策问,他说:“三场之继七艺,所以求通达古今之儒也,其论策有发明条对之能,必其学通原本者也……今有头场在伯仲之间难分去取者,查其后场精警,则亟登之,以留读书种子。”明确指出策问对于士子治学和国家取材的作用。紧接着,他又提到明代大学者归有光凭借后场中式之事:“昔归震川( 有光) 先生老于棘闱,亦缘后场入彀,至今推为大文人,此其验也。”以此事例勉励广大举子重视第三场。又,曾掌教福州鳌峰书院的蔡世远,在康熙六十年(1721)秋闱前寄语书院诸生云:“至于后场,主司所以觇人学识,平日读古所得,异日施行,正见于此。务须竭一日夜之力,不可以苟简速出。”要求生徒认真对待第三场策问,不可敷衍应付。同一时期的学者钱陈群在与后生黄建中的书信中言之切切,嘱咐他“举业以纯正典切为主,后场时务亦须留心”。可见,重视第三场的呼吁已经在清初知识界逐渐发展起来。

   到了雍乾时期,重视策问逐渐由士人呼吁上升为国家政策。雍正六年(1728),针对当时士子只知记诵时文,策问多为抄袭的不良风气,朝廷议准修改岁、科考的考试科目:“嗣后岁试,令作两书、一经。遇冬日作一书、一经。科考令作一书、一经、一策,遇冬日一书、一策。若草率塞责者,岁试不准拔在优等,科试不准录送。”这一改革加大了对策问的考察和评审力度。同年又颁布上谕,要求乡、会试阅卷须三场并重:“试官阅卷,必将后场试卷尽行细加校阅……首场虽佳,而二三场草率者,不得取中。若首场虽仅平通,而后场明确通达者,亦得取中,不得专重首场,忽略后场。”乾隆九年(1744),朝廷再颁上谕:“文风未见振起,且专意头场而不重后场……自今以后,司文衡者务思设立三场之本意,于经义、表、判、策、论逐一详加校阅,以定去取。毋得轩轾其间……若尚积习相沿,傥经九卿磨勘,或科道指参,或被朕查出,将主司与房官从重议处。”

   在一系列政令的引导下,策问的地位在清中期迅速上升。乾隆时期的名臣陈宏谋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一变化,指出:“近例最重后场。”他还总结了当时阅卷的基本原则: “前场虽佳,后场草率雷同,难邀取录,首场中等,后场出色,亦可望获雋也。”可见,第三场策问在乾隆时期已经成为举子取中与否的关键场次。与此同时,广大士子研习策问的积极性大大提升,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策问类书籍的大量问世。不少前代优秀的策问作品在这一时期得到重新整理和刻印,如宋陶叔献《两汉策要》、宋杨万里《诚斋文节先生锦绣策》、明归有光《震川先生应试论策集》等。清代科举的优秀策问作品合集也不断涌现,如毕沅整理《殿试策》,荣锦堂整理《状元策》《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殿试策》、刘坦之《近科全题新策法程》等。清中期策问类书籍的数量和类别远胜前代,也反映出这一时期科场风气的变化。

   策问地位的提升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清前中期的考风,还有效抑制了“陋史”的不良风气。史学作为清代科举的考察内容,长期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其原因有二:其一,科举场次安排和内容设置一般遵循“先经后史”的基本原则。如童试和岁科考正场主试“四书”,史学被置于附加的“经古场”;乡、会试第一、二场考察“四书五经”,史学则被置于第三场策问; 第三场试策问五道,专门的史学问题一般在五道中占一道。其二,“陋史”风气进一步降低史学的科举地位。在偏重头场、轻视后场风气的影响下,不少士子认为学史无益于获取功名,进而产生了一种“陋史”思想。清人徐灵胎曾作《刺时文道情》一诗讽刺当时沉迷八股的读书人云:“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可见很多读书人荒废史学,连最基本的史学素养也不具备。顾炎武也曾借北宋薛昂轻视史学之事讽喻当下道:“士子有用《史记》……(昂)辄黜之。在哲宗时,尝请罢史学,哲宗斥为俗佞……吁!何近世俗佞之多乎?”可见在顾氏看来,早在清初“陋史”已成流俗。

   而随着雍乾时期策问地位的提升,史学也开始得到更多重视。以这一时期的书院为例,不少掌教者都要求生徒破除“陋史”俗风的影响,重视学史。如曾任长沙岳麓书院山长的李文炤在《岳麓书院学规》中说:“学者欲通世务,必须看史。”又如曾任太仓娄东书院第二任山长的沈起元订立教规,指出:“人不读史,识见必隘而陋。”此二人从增广见识、熟悉世务的角度指出了学史的重要性。而曾任肇庆端溪书院山长的全祖望则是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指出生徒学史之重点在于“《周礼》之军政、《春秋左传》列国用兵之事、《司马法》内政之遗文,以及汉唐以后之军制、军官、军器,一切边防、海防、屯田卫卒、楼船将士、京师禁兵、藩国武备”,指明了史学的经世特性。而郑之侨在指导铅山鹅湖书院生徒的《壬戌示诸生十要》一文中,更加全面阐述了史学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呼吁诸生将读史作为首要的学习内容:

   学以读史为要……国家制科试以经艺,近来淹雅之士固多通经矣。而至于史学,不特泛涉焉而少贯通,并且皓首而不解其何书。夫历代帝王将相,各有经济之猷。详内而略外,非圣贤明体达用之学也……经世之术,济变之方,实莫备于史。读史者,验古今治乱兴亡得失之故,以长一己之材识,以扩一己之心胸。

   除了提倡重视学史,书院还为生徒开出“读史清单”,指明学史之门径。如乾隆年间南京钟山书院院长杨绳武所订的《钟山书院规约》中有“通史学”一条,其中详细介绍了生徒通达史学所需阅读的各类史书:

   史之体有二:一曰纪事,一曰编年。《史记》以后,二十一史皆纪事也。司马氏《通鉴》,朱子《纲目》,皆编年也。纪事之体又有二:一曰纪传,一曰表志。纪传之学,《通鉴》《纲目》集其成;表志之学,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会其萃。正史而外,又有旁史、旧史,如荀悦《汉纪》、刘昫《旧唐书》之属。《通典》《通考》《通鉴》《纲目》俱有续者,而前如刘知几《史通》,后如胡寅《读史管见》,皆史学之科律也。要而论之,文笔之高莫过于《史》《汉》,学问之博莫过于郑渔仲、马贵与,而褒贬是非之正莫过于朱子《纲目》。师子长、孟坚之笔,综渔仲、贵与之学,而折衷于朱子之论,则史家才、学、识三长,无以复易矣。

   由上可见,策问地位的提升为知识界营造出了一种重史氛围,士人学习经史实务之学的热情被充分激发出来。其中一部分人积极投身以经史校勘、考证、整理等为中心的学术研究中,出现了大批博学鸿儒,促进了“乾嘉学术”的发展和重史风气的形成。文廷式在阅读《科场条例》的过程中敏锐地把握到了科举风气与“乾嘉学术”之间的关系,说道:“阅《科场条例》乾隆九年上谕……此乾隆间鸿才硕学,弁冕古今,实由上之主持风气也。”此言不虚。

   重视第三场策问的呼吁以间接形式维护了史学的科举地位,是清前中期科举议史学改革方案的主要形式。它在三场取士的基本框架之内,以“改良”的方式改变了陋史之俗,推动了重史思潮的发展,也为嘉道以降科举史学改革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提高场次与改策为论: 嘉道以降的新史学改革方案

嘉道以降,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乱世治史”成为天下共识。然而当时科场偏重头场之风再起,策问制度日渐衰败,成为广大士子“通史致用”的阻碍。因此,清前中期通过重视策问来维护史学地位的做法已经不再适用,人们要求进一步提高史学科举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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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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