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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文: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更新时间:2022-06-21 22:26:48
作者: 陈锡文 (进入专栏)  
还享有非成员所享受不到的基本权利。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是宅基地使用权,三是集体收益的分配权,四是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权。农村普遍实行的四项制度保障了农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而这四项制度和四项权利的最明显的功能就是,避免了在农村改革进程中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农村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内容很多,但农村的改革必须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和充实农村的这四项基本制度,有利于保障和落实农民的这四项权利。

   农村改革之初,除了少数发达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办社队企业之外,绝大多数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拥有的资产,其实只有合作社时农户入社的土地。而实行家庭承包经营,集体的土地又分配到各家各户经营承包,所以,绝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手中便都不再握有任何可供集体统一经营的资产了,这使得在农村改革初期就提出的“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的政策预期,在绝大多数地区迟迟难以实现;于是,人们看到的就只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集体经济组织内只有“分”、没有“统”,“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局面迟迟难以形成。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出现质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用的声音,乃至提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身的存废问题,也就很自然了。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没能在统一经营方面发挥其应有作用,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效避免了农民在改革中发生两极分化现象,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正是因为党和国家确立了农村的基本制度和保障着农民的基本权益,所以,在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过程中,才能够使每户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都享有平等的成员权利,而正是在这种成员权利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够使每个农户都有地种、有房住,这就为所有的农户都提供了生存、发展的最基本保障。在历时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家和人民经历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过程,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然也需要经历一个持续改革发展的过程,才能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农村不出现两极分化现象的意义是具有全局性的。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发展就经历了两次大的风险和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2000多万农民工返乡,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国际经济下行影响,一度有近3000万农民工留乡返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大局能够保持稳定,关键是农民在老家还有块地、有栋房,回去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儿干,即使不回去心里也踏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民在城里没有彻底扎根之前,不要急着断了他们在农村的后路,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这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也是我国应对风险挑战的回旋余地和特殊优势。所以在现阶段,从制度上保障让每户农民在老家都有块地、有栋房这件事关系重大。在过往的历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制度已经显示出了它在这方面所起到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如何使集体经济组织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显然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

   四、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收入与分配

   在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在不断增强。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15年底全国有58.94万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其中集体经营性收入为零的村级组织为32.04万个,占村级组织总数的54.36%;有集体经营性收入但低于10万元的村级组织为18.7万个,占比为31.73%;集体经营性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村级组织为8.2万个,占比为13.91%。而到2020年底,纳入登记统计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53.99万个,其中没有集体经营性收益的村级组织数量已经下降到了12.13万个,减少了62.14%,占整个村级组织的比重降为22.4%;有集体经营性收入但低于10万元的村级组织增长至24.02万个,增加了28.49%,占比为44.5%;集体经营性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村增加至17.86万个,增长了178.0%,占比为33.1%。

   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确了农村到底有多少集体资产,一些原来被藏匿和隐瞒的资产也都重新回到了集体组织手中。二是脱贫攻坚中国家的投入、社会的帮扶等形成了数额可观的新的集体资产。脱贫攻坚实施初期约有12.8万个贫困村,但到2020年底这些贫困村已全部出列,这里就有这些新形成的集体资产的很大贡献。三是近几年不断推进的改革,例如集体土地征收制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改革,大幅提高了集体组织来自土地的收益。这使得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有了明显提升,也使得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农业农村部2020年底的统计,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包括乡(镇)和村、组这三级组织的集体资产总额达到了7.7万亿元(不包括耕地和其他资源型资产),负债3.1万亿元,净资产超过4.6万亿元。2020年,集体经营性收入中可分配收益的部分已接近3500亿元,除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支付各项必要的费用等之外,用于村、组公益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费用约1200亿元,用于农户分配的部分为772亿元。实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来,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红已经累计达到4085亿元,其中分给集体组织成员的是3353亿元,占比为82.1%;分给集体(很多地方还留有一部分集体股)的是614亿元,占比为15%;还有不足3%的分红是给外来投入的资本。不难看出,近些年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收益和分配状况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变化。

   五、农村集体经济的作用与问题

   这几年农民从集体经济发展中获得的除了分红收益之外,更重要的作用应该是另两部分。一是村民的福利;集体经营性收入的很大部分是用于农村集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发展、公共服务的投入等,形成了村民的福利,这对于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生活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集体领办、创办、合办、参与办的农村各类新产业、新业态,为本组织和附近农民提供了大量就地就近就业的机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因此,如果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已经明显起到遏制农村发生两极分化现象的作用,那么现今正体现出它还可以为农民实现共同富裕发挥新的作用,尤其是在给本集体成员以及周边农民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和开辟新的收入渠道方面,正在日益明显地发挥着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很多地方的集体经济组织引领和牵头创办的土地股份合作社,除了为入社的农户提供保底分红外,还向他们提供了劳务收入和盈利的再次分配,并为农业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创造了条件。第二,很多地方集体经济组织领办、创办、合办的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延长了农村的产业链,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也为不少返乡农民工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2020年11月底,全国返乡农民工的数量为1517万人,其中有1420万人已经实现了就业,在农业中就业的比重约为30%,在农产品加工业以及其他二三产业中就业的比重约为60%。这说明近年来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各类社会资本的参与下,以一二三产业融合为主线的农村各类新产业、新业态,正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第三,一些地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生产性服务主体为农民提供了多样化的社会化服务。当前,托管、代耕和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新的农业经营形式正方兴未艾,已成为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0年各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已达16.7亿亩次,覆盖了7800万农户,占全国农业经营户总数的37.7%,而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各类主体中,有一部分就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的。

   当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也还面临不少严峻的问题。第一,发展极不平衡。按照东、中、西部的区域划分,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7.7万亿元的资产总额中,东部地区约为5万亿元,占全国的65.5%;中部地区约为1.4万亿元,占比为17.6%;西部地区为1.3万亿元,占比为16.9%。大部分令人欣喜的变化主要发生在东部,中、西部要发生这种变化,显然仍须付出极大的努力。第二,资产的性质大不一样。东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5万亿元资产中,经营性资产占比为56.4%,其他是公益性资产;中部地区的经营性资产占比为26.5%,西部地区的经营性资产占比为23.9%。公益性资产的运行不但不能产生直接收益,还需要不断地投入费用。这更是需要通过持续努力才能逐步解决的问题。同时,农民集体的资产如何经营才更有效,集体组织的经营性收益如何才能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成员,这更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自身改革中必须解决好的体制机制问题。

   农村改革以来,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身的改革完善、对于如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问题,应该说研究得很不够;在制定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时,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注也不够,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用在促进其他经营主体发展上的精力和所付出的代价,要比用在集体经济组织上的大得多,这可能是以往时代的改革主题所决定的。但是,我国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面积有65.5亿亩(包括耕地、林地、园地、草地、水域以及未利用土地等),约占整个国土面积的45.5%:我国人口的城镇化率即便达到了75%甚至更高,也还有三四亿人将在农村生产、生活。如此规模的自然资源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总要找到其有效的实现形式;如此数量的人口要在农村生产生活,既要不断增进他们的福祉并完善乡村社会的治理,又要使他们承担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传承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社区性的、综合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不能缺位。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更多地关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的改革发展,使其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促进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应当是新时代赋予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课题。

  

   (来源:《农业经济问题》 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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