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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响:论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定位——《宪法》第7条的规范诠释

更新时间:2022-06-21 22:13:28
作者: 李响  
就使得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仅难以再用所占比重来衡量,当时新提出的竞争力要求亦不完全适用。而这显然与前述1993年至1999年间主导力量定位的第一阶段内涵衍变存在一定对应关系,即:通过淡化比重要求、转变竞争力要求和强化控制力要求,使主导力量定位的内涵与国企现实状况形成关联,但又不致因为国企在特定时期遭遇的困顿,整体影响对于国有经济的定位。因此,主导力量定位确立后的基本内涵衍变与国企改革也呈现出一种“关联却不完全对应”关系——如果说前述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的那种“关联却不完全对应”关系,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的业绩不再完全对应于国有经济的发展,是正面效应传导的消减,这里则表现为改革背景下的国企境况并未完全对应地影响到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定位的内涵,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之为负面效应传导的“耗散”。

   (三)主导力量定位的宪法变迁:源于对关联事实的理解之论断

   更进一步看,主导力量定位与国企改革“关联却不完全对应”关系,其实是主导力量定位确立后基本内涵衍变的一个侧面;而在1993年修宪使主导力量定位确立和固定于宪法文本,此后二十余年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那种迅速、持续的三阶段衍变,实际上构成了宪法变迁:在宪法设置国有经济规定且条文内容长期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基于对该规定与国企境况这一变化着的事实的理解,陆续作出与这一关联事实相关的论断,因而使得主导力量定位的具体内涵发生衍变,这既是适应经济社会形势变化而为之,又是由权威主体加以推动的结果,应当说,具备了规范意义上宪法变迁的确定(固定)性及认受性等要求{17}136-137{18};同时,由于国企的情势在向国有经济及其定位的传导过程中虽是效应消减,可是理论上并不能彻底排除主导力量定位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所以这种衍变也具备了宪法变迁应有的那种边界,即所谓宪法变迁之极限为启动宪法修改的契机{19}28。

   进言之,这种宪法变迁样态,可以概括为“源于对关联事实的理解之论断”[3]。主导力量定位基本内涵的衍变与国企改革是关联却不完全等同的关系,即不是国企改革直接牵动了衍变,而是中共中央根据对改革背景下国企境况的理解及判断,适时适度地调整对于国有经济的要求,从而使得主导力量定位的内涵持续发生了与国企境况相关但不完全等同的衍变。

   主导力量定位的基本内涵衍变及其构成的宪法变迁样态表明,党不仅领导宪法修改,也在宪法变迁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推动作为经济制度规定的第七条多次变迁(规范意义上的变迁)的过程中显示出审慎态度和长远眼光。

   三、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定位的进一步探析

   在上文运用宪法变迁理论对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定位基本内涵的衍变进行规范诠释之后,下面,我们从国有制的根本宗旨和国营经济的历史背景入手,对主导力量定位作进一步探析。

   (一)国有制的根本宗旨:落实为全民所有

   亦如周知,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范畴,而所有制形式被分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类。公有制包括原始公社公有制(初级形态)和共产主义公有制(高级形态),私有制则包括劳动者私有制和非劳动者私有制;非劳动者私有制又可分为奴隶主私有制、封建主私有制、资本家/资本主义私有制{20}{21}。而所有制形式与所有制实现形式不同,后者是生产资料的组织与经营方式,同一所有制形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可以体现为不同的所有制实现形式,如中共中央提出股份制应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4]。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初级阶段。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采取一系列国有化措施就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22};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国家所有制”便是社会主义的国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所有制{23}{24},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直接否定,服务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目标,并表现为全民所有制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而国有制固然属于公有制范畴,但严格说来,它与社会所有(最终是自由人联合体中的个人掌握全部生产)尚不完全等同:于此,实现的只是“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尚须体现和落实为全民所有。

   宽泛意义上的国有制由来已久、中外皆存。人类历史上私有制条件下的所谓“国有”,实质上是私有国营,表面上的“国有”只是“营”(营建或经营)过程的需要,最终的归属与分配并非在“国”的层面,而是要落实到“私”(或是私家,或是官府)的层面。而严格意义上的国有制指公有国营,这里的“国”是指实行公有制之“国”,因此,国有是公有(所有制形式)与国营(所有制实现形式)的中介,是作为公有制类型之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全民所有则是国有的实质。《宪法》第7条称“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揭示的就是这样一种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国有制能够与全民所有制相对接的条件在于,依据宪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故国有制足以构成我们确立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追求与实现社会所有过程中的需要;换言之,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国有制才是全民所有制、国有经济乃是全民所有制经济{25}。

   西方经济学一般认为,国有经济得以存在的基本理据在于自然垄断理论,即某些商品和服务由垄断者提供,会因为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而更有效率,是故,他们多限于在公用事业领域设置国企,或至少强调其经营应当符合公众利益{13}503-504;至于上世纪中期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涌现的那些所谓“国企”,还明显受到了凯恩斯主义的影响{26}。而我国的国有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除了是“由国家政权(政府行政机构)拥有、掌握并控制的经济”{27},还特别强调它是公有制的体现,即被认为:一方面,它代表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归社会全体成员公有”,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这项权利{28}。这些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还是在前述关于国营/国有经济的领导/主导力量定位的制宪/修宪说明等的论述中,都一再得到反映;而正是在后一方面的意义上,《现代汉语词典》将国有经济定义为:“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经济形式。在我国指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29}

   所以,如果说《宪法》序言第六自然段中“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揭示的两者的关系,也类似于国有制与全民所有制,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9};那么,较之“人民”对于“无产阶级”的概念超越,从“国有”到“全民所有”,在思维上跨度较大。从包括1999年《决定》在内的中央文件所反复强调的“三个有利于”标准{30}372出发,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国有理论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增强综合国力;另一方面,应当牢记“三个有利于”落脚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而国有资产的收益归根结底属于人民,应主要用于民生事业——必须防止将国有主观歪曲或扭曲为“官有”,以致背离国有制的根本宗旨{31}。

   (二)国营经济的历史背景:节制资本主张的影响与局限

   我们还应注意到,我国国有经济的前身是国营经济,具有特殊历史背景。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主张的民生主义,包括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两个要点;就后一点而言,他提出“举凡一切天然物皆归公有,各种新事业之利润悉归公家”{32}479,又称国营为“节制资本之要旨”,目的在于“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33}120。基于此,1936年“五五宪草”拟定,“公用事业及其他有独占性之企业,以国家公营为原则”,并可依法限制“妨害国民生计之均衡发展”的“私人之财富及私营企业”;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纳入这些内容,还对国营、省公营、县公营等作了规定。革命根据地1931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号召将帝国主义控制的“银行、海关、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收归国有,并确立土地国有的目标;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公营、合作、私营”共同作为促进经济繁荣的方式。

   节制资本主张,确实像孙中山先生认为的那样,有一定的公平性{33}355。可是,我们更应认识到,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即并非简单地以节制而节制、为节制而节制,而是要通过发展“国家实业”来达到特定政治目标{33}391,是法律手段与经济手段的并用。这颠覆了古人所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5],转而要求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并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以防止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过度膨胀。孙中山先生主要看到这种主张不似社会主义革命那般地激烈{32}384,却相对忽略了探讨“发展国家资本”的正当性问题,既未说清国营较之私营在效率(效益)上的高低,亦未道明国营的收益当如何分配;而这两个问题,前已论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社会化大生产”和“全民所有制”作出了明确回答。

   (三)主导力量定位的诠释思路:制度性保障

   综上,作为一种事实,我国国营经济的基础包括革命根据地的“公营经济”和没收官僚资本、赎买资本主义工商业等来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了国营经济的基因。如前所述,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长期都将比重作为国营经济领导/主导力量定位的核心要求,直至1993年修宪确立的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定位,仍然可以看出这种比重要求;而后来还曾强调的竞争力要求,某种意义上也有在竞争中超越其他类型资本之意。从历史上看,由孙中山先生所称“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34}、“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32}135,到马克思主义所要求国有制落实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全民所有;这些启示我们:国有经济作为政权所创制和经营的经济类型,绝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类型,而是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政治属性[6]。可以说,经济固然是其本质,特征却在于政治。所以,一方面要遵循经济规律、根据市场要求来发展国有经济,另一方面则要允当诠释主导力量定位,避免将发展国有经济错误地归结为“与民争利”。

   前已述及,国有经济的前身国营经济在《共同纲领》(临时宪法)即有规定,并拥有更早的资产基础与思想渊源,故其作为一项制度的确立先于我国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符合原本(施米特意义上[7])制度性保障理论对于制度的既存性要求。而重要的是,鉴于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应将制度性保障与基本权利结合起来,使前者成为后者客观法的功能侧面之一,从而,制度性保障由当初消极地旨在避免特定制度与立法相冲突,转变为立法机关负有积极义务来建立健全有助于基本权利实现的各种制度{35}{36};因此,这种形成“制度性基本权利”的思路,为我们诠释主导力量定位提供了方向。同时,又鉴于晚近对相关制度所保障之本质核心的探求,虽有成功的例子(典型如日本学界将私有制视为其宪法中财产权不可侵犯,并规定保障私有财产权制度的本质核心{37}),但并非都能获得满意答案[8];所以,在制度性保障的视野中探究国有经济制度所保障的本质核心,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四、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定位:两重内涵,民生为首

   诚然,“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但“利”未必不能与“义”实现统一;而“主导力量”,顾名思义,必然要求具有相当的“力”。以下,就运用制度性保障理论,明悉《宪法》第7条保障的权利及其本质核心,塑造国有经济的有“义”之“利”和有“意”之“力”。

   (一)有“义”之“利”:国有经济发展对社会保障的推动

2004年,依据《宪法修正案》第23条,《宪法》第14条增加了第4款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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