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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诗鹏:论现代国家民族之建构

更新时间:2022-06-19 17:11:54
作者: 邹诗鹏  
现在看来有必要强调后者及其国家民族意味。

   二、西式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及其反思

   民族国家是在工商业、资本主义以及现代城市文明的主导下,率先在欧洲出现的,是欧洲启蒙运动、资本主义以及民族主义互动的结果,是通过一个或多个民族实行自决或自治并共享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形式。一般而言,欧洲民族国家被看成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结果,但那不过是相对于欧洲内部的民族国家的最初形式。在此之后的二百年间,欧洲处于从传统的封建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持续转变中,并在19世纪中叶之后,建构起较为全面的民族国家体系。当今世界则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际世界体系。这里,民族国家显然是对人的再聚集与规定。绝大多数情形是多个民族构成一个国家,而属于一个民族但国籍不同的公民,则是在其族性基础上再展开的国家认同建构,不同的国家认同并不影响其族性。极少数情形(如韩国、以色列)是国家由单一民族(族群)组成,但在全球化以及流动性特征渐显的现代性世界中,真正由单一族群构成一个国家的情形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在民族作为想象共同体的观念下,前述所谓单一民族(族群)国家也在不断遭受质疑,因为现代状况下的民族国家已不再是所谓单一民族国家,实际上多已扩展为多民族国家(即使被看成某些所谓的单一民族国家,因全球化时代的流动性,显然已不再是单一民族国家)。

   建基于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民族重构,既从属于、也规定了现代人类文明的基本样态。

   第一、诸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有其因应于时代的差别及其复杂性,但国家民族的集聚是一不变的主题。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多民族国家的诉求强化了民族的国家认同。国族成为民族的现代表达和实现形式。由同属于一个国家民族的国家聚集,是现代国家的常规聚集。Multinational Country,实是我们所说的多民族国家,即多族群国家,如加拿大、西班牙、英国、俄罗斯、印度。只是Multinational Country中的Nation偏向于指族群的国家聚集,而不是制度国家(毕竟不是Multinational state),但这些国家的确都“存在分裂主义潮流”。在更大意义上,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民族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及以色列等此前被看成是单一民族国家的国家在内)大多已属于多族群国家而不是单一族群国家。从总体上讲,国家民族建构的时代状况在发生很大变化,难度与强度也更高。

   第二、建基于工商业及其现代性之上的西式民族国家,要求形成一种高效的社会组织与动员方式。农业文明的精神集聚总体上分散而低效。但大工业以及市场经济的兴起,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交往世界的扩展,从而也要求形成一种更为有机且高效的社会动员与组织方式,西式民族国家便是这样一种具有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的组织形式。西式民族国家逐渐以城市为中心,都邑的号召作用依然有效,但因为其是外部边界明确且受军事力量支撑的领土疆域体系,因而不再忽视周围空间。换言之,西式民族国家更为强调领土及疆土意识,也更加强调国民意志及其国民动员,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成为常规性的国民动员资源。与此同时,西式民族国家更善于运用工业、技术、市场、城市化以及现代文化方式,推进国家民族的积极建构。

   第三、针对市民社会以及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西式民族国家发挥了特有的政治聚合作用。西式民族国家的空间结构变化使得国家民族精神的凝聚方式发生了变化。市民社会以及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建立起了主权在民的基本理念,并形成了资本主义制度,传统国家的特征如等级制及差序伦理被新型的自由主义制度所代替。同时,市民社会在建立过程中呈现的过度的自私自利与狭隘性,离散了国民民心与价值观。但在上述背景下,由民族国家所强化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则有益于匡正这些倾向。

   但是,西式民族国家在其发展中显示出强大的意志,也会形成很强的攻击性,在其走向超民族国家及现代帝国的过程中尤其如此。国家民族的建构要求从属于人类文明格局,这通常表现为多个国家共享一个文明,而极端的帝国试图以一个国家独占一种文明,由此也决定了帝国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把普遍主义推到了极致。这些国家的帝国构建中直接包含着一种延续罗马帝国思想(宗教精神是其文化外衣)的欧洲自我认同,其实质是欧洲中心主义。因此,在一种既定的现代性框架中的国家民族精神,实际上带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前见。而各民族国家最后用以解决它们之间矛盾的方法,几乎无一例外是通过向欧洲以外的世界进行殖民扩张。从霍布斯到黑格尔的西方国家哲学的建构,莫不遵循着这样一种基准原则。工业化及资本主义的兴起则使得欧洲各民族国家建构起了其在全球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并不断强化了有关欧洲终结人类历史的历史哲学叙述。事实上,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哲学愈加表现出对世界历史时代的热忱与话语霸权。欧美民族国家及其国家民族的建构则在不同方向上走向现代帝国主义及其霸权主义,殖民化及半殖民化态势渐趋明显。

   基于西式民族国家的主权与领土性质,国家民族的重构并非可以无限扩张,而是有其边界。事实上,因军事、经济及强力意识形态而过多干预公民生活或罔顾他国或其他民族生存的国家精神集聚方式,都被看成是国家主义而受到批判。大国沙文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极权主义等国家主义的极端形式及其变种给现代文明带来了深重灾难。因此,现代性语境下,国家民族精神的重构必须符合民主法治。但民主法治得以建立的宪治基础又必然根源于不同的政治理念及其原则,尤其要考虑到主权国家及其法治传统,包括国家民族形成的传统及其特征,以及各个国家制订的针对少数族裔的法制保障及其政策措施。

   全球现代化以来,那些较早形成民族国家的西方诸国,其国家民族重构获得了政治合法性辩护,进而也占据了话语权。非西方国家(乃至于东欧)面向现代性的国家民族重构,不仅没有得到政治哲学的清晰论证与辩护,而且包括政治实践本身也一直为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所排斥。“雅尔塔协议”之后,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及其主权从形式上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承认。但是,包括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及其他非西方的多民族国家模式,一直为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所不容。就西方民族主义话语而言,无论是伊格纳捷夫的“族裔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的区分,还是史密斯“公民—领域民族主义(civic-territorial nationalism)”与“族群—血缘家系式民族主义(ethnic-genealogical nationalism)”的区分,或者“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区分,以及汉斯·科恩(Hans Kohn)所谓源于西欧的“温和的民族主义”与源于东欧并向东方扩展的“恶性的民族主义”的区分,都在不同程度上巩固和做实了对非西方甚至于东欧地区民族自觉及其国族建构的质疑与排斥。

   尽管西方文明支配的西式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的进程中经历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大国沙文主义,并且一度深陷法西斯主义,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狭隘民族主义引导国家精神的过度开发与集聚,也曾为现代文明蒙上了阴影。但是,世界范围的现代文明进程、包括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已使多民族国家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的基本单元,国家精神的集聚、提振与培植,也成为现代文明下进行国民动员的常规经验,其积极意义在于推进各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以及发展进步,改善和增益现代文明,促进形成新的人类文明秩序。

   三、国家民族的族性意义

   文化性质的族群(ethnic group)与政治性质的国家民族(nation)存在着基本的区分。在此基础上,还存在着从文化性质的族性(ethnicity)到国家民族的族性(nationality)的转化与提升,国家民族的族性(nationality)真正成就了国家民族。这其间的理路值得探析。

   马戎曾用“连续统”的概念解释从文化族群到政治民族即国家民族的生成转化关系:“处在纯粹的文化群体(‘族群’)和纯粹的政治实体(‘民族’)这两个终端之间的是一条‘连续统’(continuum),这条‘连续统’上存在无数个中间过渡阶段。在现实社会中,每个国家内部的各族群处于这个‘连续统’链条的不同位置,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政府政策的引导性‘拉力’、鼓励分裂的外部势力的‘推力’以及各族群精英集团的政治倾向等因素的影响,这些族群或某一个族群在这个‘连续统’上会从原有的位置向某个端点的方向移动,它所具有的‘政治实体’的性质或者会增强或者会减弱。”“连续统”的概念虽然带有韦伯的理想型特征,并不适合解释民族的多重维度,但依然有益于揭示族群与国家民族的关联,毕竟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区分,还体现着政治民族与文化民族的区分。需要考虑的是,问题不只是从族群向国家的单向提升及转化关系,而是其间的交互性及其复杂性,在这一意义上,在“连续统”概念之上有必要引入“交互性”或“互动”概念。事实上,单向的集聚与提升往往会反向刺激族群的自治,并强化其机械团结,从而不利于族群间的团结。就此而言,族群与国家民族的关系还存在另一方面,即国家民族包容族群多样性的自觉,族群也就不只是单纯的自然与文化概念,其是带有一定的政治维度。国家民族的确通过重建认同的方式规范族群的政治维度,但不意味着消除了族群的政治维度,而国家民族与文化族群的关系,本身也意味着承认国家民族的族性内涵。

   问题还需要回到并确证族群性的族性(ethnicity)。国家民族的族性从族群性的族性而来,但族群的政治维度并非只受国家民族之族性的趋使,而是带有自发性。在这里,族群性的族性所赋予的文化内涵有必要被先行辨识,甚至于从泛泛而谈的文化意味中被排除。丹尼尔·康韦尔西(Danielle Conversi)对于民族主义话语将族群与文化混同的做法就不以为然,其坚持族群“关联于血统基础的信仰认同,因而近于种族”的观点。这里将族性(ethnicity)与文化区分开来,在一定意义上有益于使族性扩展到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层面。这也符合安东尼·史密斯对民族主义的分析:“民族主义将族群共同体的活动领域从纯粹的文化及社会扩展到经济与政治方面……为在现代世界获得拓展,族群运动坚持在政治与经济方面拓发力……甚至于只要有利于反对其他族群的诉求,确保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优势族群总会有意培育仍处于潜在的和隐秘的族性意识,使其转化为显化的和公共的政治意识。”只有在族群性的族性随着民族主义而开发出政治维度时,国家民族的族性才有其根基,否则依然容易被看成是某种强制性的施予。当然,承认族群性族性的政治维度,并不是将族群本身国家化,在民族国家论域中,族群的政治维度毕竟从属于国家民族的政治性质。

在现代政治理论中,族群性的族性往往要求关联于国家民族(nation),换句话说,Nation必然包含族性。按照格罗斯的分析:“‘Nation’这个词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国家(state)的意思,指一种政治联合;另一种含义,现在被称作民族性(ethnicity),与文化相一致。”这里值得讨论的是,Nation的两种含义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文化属性的民族性也要求获得政治上的承认及其体现。对于已经确定了的国家民族及其族性认同而言,不应该走向族群之文化性质与国家民族之政治性质各自放任、且事实上相互排斥的表达与呈现。因而黑格尔与韦伯所强化的国家民族的政治性质,应理解为特定历史时代的民族实践要求,并非现代历史的通则。晚近以来,国家民族(nation)已越来越要求体现为族性(ethnicity)。本尼迪克特之所以能够提出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民族概念,概因这一看上去高度国家民族化的概念,已经融入了族群多样性及其流动性的意涵,并需要从政治共同体的意义上再行分辨。族群与国家民族之间的互渗,远远超过单凭想象从而对二者所做出的区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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