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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景柱:论全球正义理论的人权分析路径

更新时间:2022-06-19 16:40:42
作者: 高景柱  

  

   【摘要】:在当代政治哲学中,人权是全球正义理论的重要分析路径之一。全球正义理论的人权分析路径有不少支持者,亨利·舒伊、涛慕思·博格和查尔斯·琼斯等人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全球正义理论的人权分析路径面临着不少诘难,譬如,有人挑战了某些全球正义论者所持有的人权清单的内容,质疑了人权的普遍性,认为全球正义的人权分析路径在义务问题上是模糊不清的,并强调了在全球层面上保护人权会带来一些不可欲的后果。事实上,全球正义理论的人权分析路径能够容纳上述诘难,它是能够获得辩护的,然而,全球正义理论的人权分析路径仍然有拓展的空间。

   【关键词】:全球正义;人权;权利;义务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全球正义(global justice)理论是一种日益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人权是全球正义理论的一种重要的分析维度。虽然人权与权利观念源远流长,大体上可以溯源至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但是在全球层面上严肃地讨论人权问题,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才开始出现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尤其是在二战中,德、意、日等国的法西斯主义行为践踏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人权受到了严重的侵犯。世界各国意识到通过国际公约保护人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世界人权宣言》及其附属权利公约正是在此背景下才得以问世。很多学者在思考如何解决当今全球层面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贫困等问题时,开始将关注的重心聚集于“人权”,在亨利·舒伊(Henry Shue)、涛慕思·博格(Thomas Pogge)、查尔斯·琼斯(Charles Jones)和乔恩·曼德勒(Jon Mandle)等人的推动下,人权遂成为全球正义理论的重要分析进路之一。本文将在简要分析权利和人权概念的基础上考察全球正义理论的人权分析路径的四种典范性的理论,然后透视全球正义的人权分析路径面临的批判以及对上述批判展开回应。在笔者看来,全球正义的人权分析路径能够成功地回应其所面临的诘难,是一种较具说服力的全球正义的分析理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正义的人权分析路径是完备无缺的,为了使其更具说服力,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对其进行简要的拓展。

   一、权利与人权

   在较为深入地考察全球正义的人权分析路径之前,我们应当首先关注权利和人权的概念。权利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政治词汇,但是人们对权利的确切含义并没有达成共识,大体上而言,人们对权利的解释有“资格论”、“利益论”和“要求论”等观点。然而,最具影响力的是由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W.N.霍菲尔德(W. N. Hohfeld)对权利所进行的四重区分:“(1)作为一种要求的权利(claim-rights),它是一种对某人的活动或不活动而言的可实行的要求。如果某人对 X有一种权利,那么他能要求 X做他所应得的。(2)作为不涉及到他人的特权和自由(privileges or liberties),只有自己这方面缺少某种义务。(3)作为规范权力(normative power),即改变与另一个人的法律关系的一种合法能力,例如立遗嘱的权力。(4)作为豁免权(immunities),即能使一个人免受他人行为伤害而得到保护的权利。”针对霍菲尔德对权利进行的四重区分,我们可以做出进一步的阐释:第一种权利被称为“要求权”,比如债权人有要求债务人遵守诺言的权利;第二种权利被称为“自由权”,例如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人们所拥有的随意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第三种权利被称为“权力权”,比如在某个犯罪现场,警察有要求目击者陈述其所看到的情况的权利;第四种权利被称为“豁免权”,譬如,某财产的合法所有者有权使自己的财产不被他人或国家没收。在上述四种权利中,要求权具有一种支配性的意义,倘若一个人有权拥有X,那么其他人或组织就负有尊重这种权利的义务。

   当谈及权利时,我们不得不提及自然权利。自然权利观念具有较强的革命性,可以成为人们反抗暴政、捍卫自身利益的重要利器,然而,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该观念还仅仅停留在书斋式的理论阶段,并未被付诸实践。在自然权利观念逐渐被践行的过程中,“人权”观念也日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这主要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密切相关。伴随着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问世,尤其是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及其众多附属权利公约获得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的认可,人权不但成为一个广为流行的政治词汇,而且也往往成为判断一个制度是否好坏的重要衡量标准。我们在对人权的概念展开分析时,关键之处在于把握人权的内涵、外延和特征。什么是人权?顾名思义,人权是人之为人应当拥有的权利,这也是人们通常对人权进行的一种最为笼统的阐释,这一貌似简明的概念却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的多。詹姆斯·格里芬(James Griffin)曾为人权的概念提供了一种深刻的说明,他将“人格”(personhood)视为人权的根据,认为人权旨在保护我们作为人的资格或者保护我们的人格。在格里芬看来,人格是由如下三个要素构成的:“自主性”、“最低限度的供给”和“自由”。自主性是指在一个人能够成为行动者的最充分的意义上,为了成为一个行动者,一个人必须选择自己的生活途径,即没有受到其他人或者其他东西的支配或控制;最低限度的供给意为一个人必须能够作出真实的选择,能够拥有基本的教育和信息,同时一个人在作出选择后,必须拥有最低限度的资源和能力;自由是指其他人不能阻止一个人追求其为自己所设想的值得过的生活。然而,上述对人权的界定并不能较为清晰地告诉人们,人到底应该拥有何种人权?虽然格里芬为人权提供了一种非常深刻的说明,但是其人权观念过于抽象,格里芬所言说的人格的三个组成部分不但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说明,而且其本身也是极具争议性的,譬如,什么是真实的选择?资源与能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显而易见的是,格里芬对人权的界定仍然过于笼统。为了较为清晰地把握人权的内容,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明晰人权的外延。

   人权的外延是什么?权利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权利都应当被视为人权,只有那些基本权利才可以被恰当地视为人权。人权的外延大概包括那些具有影响力的各种人权宣言所提及的部分权利,比如《独立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和《世界人权宣言》及其附属权利公约所列举的一些权利。《独立宣言》和《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中所列举的一些人权往往被视为“第一代权利”。《独立宣言》曾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它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显而易见的是,生命权和自由权应该是人们享有的基本权利。与《独立宣言》对人权的抽象说明相较而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比较详细地规定了人应当享有的一些基本权利,比如“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上述无罪推定的权利和私有财产权就是人们享有的一些基本权利。20世纪中期,人权的范畴逐渐扩大,经济权利和人们在17世纪、18世纪闻所未闻的社会权利等“第二代权利”被纳入了人权的范围之中,这主要体现在《世界人权宣言》中,也体现了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世界人权宣言》的很多内容明显受到《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等权利宣言的影响,它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地规定公民所享有的权利的一个宣言,它不但重申了“第一代权利”中的一些内容,而且也提及了“第二代权利”中的一些权利,比如它也强调“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我们需要在此强调的是,上述各种宣言列举的所有权利并不是都可以被视为人权。

   人权拥有什么特征?通过审视《世界人权宣言》等一些具有典范意义的权利宣言,我们可以发现,人权至少具有三个特征:第一,人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不是被发现或发明出来的,比如《独立宣言》在谈及人人所享有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时强调“人人生而平等”,《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强调人所有享有的“天赋的”人权,就体现了人权的“与生俱来性”;第二,人权是被每个人平等享有的,具有普遍性,正如博格曾言,“就人权所表达出的道德关注而言,所有人拥有平等的地位:所有人恰恰拥有同样的权利,而且这些权利的道德重要性及其实现,不会因人而异。”一个人是否拥有人权,与其国籍、财富、教育程度、种族和民族等外在特征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权是被所有人平等地享有的,这种享有与人的本身的特征和所处的地域等方面的差异缺乏关联性。上述诸权利宣言经常采取了一种普遍性的语言,比如在涉及到权利的主体时,采用的是“人人”、“每个人”或“人类”等词汇;第三,人权是不可被褫夺的,是保障个人所享有的其他权利的基本权利,是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础,正如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曾言,“个人权利是个人持有的政治的王牌。当基于某种理由,一个集体目标不能充分证明可以否认个人希望获得什么、享有什么和做什么时,或不足以证明可以强加于个人某些损失或损害时,个人便拥有权利。”人权是一个人作为人能够生活下去而必须拥有的一些基本权利,倘若其受到了严重的侵犯,人不但会毫无尊严地生活着,而且更有可能苟延残喘,甚至难以生存下去。

   二、全球正义的人权分析路径的支持者

   当代的一些世界主义者在思考如何解决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和贫困等世界性的难题时,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焦点侧重于人权,接下来我们大体上以各种理论出现的先后时间为序,分析全球正义理论的人权分析路径的支持者。

   我们首先看一下舒伊是如何论述生存权和安全权的。从总体上而言,舒伊认为生存权(subsistence rights)和安全权(security rights)属于基本权利的范畴,与其他权利相较而言,它们应该获得优先保障。在舒伊那里,基本权利是所有人对其他人提出的最低限度的合乎情理的要求,“权利在如下意义上是基本的:持有某种权利对享有所有其他权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基本权利的独特性所在。当一种权利是基本权利时,通过牺牲基本权利而享受其他任何权利的尝试,将是自我挫败的,削弱了自身存在的根基。因此,如果某种权利是基本权利,那么为了保护基本权利,非基本权利可以被牺牲——如果是必须的话。然而,为了享有非基本权利,不应该牺牲基本权利。”也就是说,在舒伊那里,基本权利具有优先性。哪些权利属于舒伊所说的基本权利呢?舒伊认为安全权和生存权是基本权利,而教育权不是基本权利,舒伊随后又强调,他并不是否认教育权的重要性,而是认为倘若人们一定要在教育权和他所说的安全权等基本权利之间进行抉择,人们应该优先满足安全权等基本权利。在舒伊那里,安全权包括人不受到谋杀、折磨、故意伤害、强奸和攻击等,生存权包括拥有没有受到污染的空气和水、充足的食物、衣服、住房和最低限度的医疗保障等。为什么安全权和生存权属于基本权利的范畴呢?在舒伊那里,安全权和生存权之所以是基本权利,其中的理由是相同的,即安全权和生存权对于人们过一种正常的健康生活来说是非常必要的,“由于安全和生存在保护人们的所有其他权利以及使人们享有所有其他权利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生存权和安全权是基本权利。在安全权或生存权不能被享有时,其他权利也不能被享有,即使其他权利在这样的环境中在某些方面奇迹般地获得了保护。同时,如果安全权或生存权确实受到了威胁,那么其他权利无论如何也不能获得保护。享有其他权利要求一定程度的身体完整性。”显然,舒伊主要通过探讨安全权和生存权所扮演的角色来论述作为基本权利的安全权和生存权,生存权和安全权是个人享有其他权利的先决条件。

博强调了“制度性人权观”的重要性。依博格之见,超国家层面、国家层面和亚国家层面的法律体系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人权,然而,人权依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博格对人权进行了一种著名的类型学的区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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