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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绪山:论以史为鉴有效性的限度

更新时间:2022-06-19 16:33:40
作者: 张绪山  

  

   摘要:“以史为鉴”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观念之一,其有效性被国人视为理所当然,但受到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界的怀疑乃至否定,如黑格尔认为,经验和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和各政府从未向历史学习。“以史为鉴”的有效性在本质上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其有效性乃基于人类的理性与永恒的人性:理性使人具有学习历史经验教训的能力,永恒不变的人性在客观上可以成为理性认识的对象。但人类借鉴历史经验教训时,不单单受理性的支配,更受到与生俱来的欲望(物欲、情欲与权欲)的强力干预,故人们对于“以史为鉴”选择不是必然的。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不胜枚举的悲剧在形式上千差万别,但在本质上却大多归于欲望泛滥。锁住权力导致的欲望泛滥是近代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

   关键词:以史为鉴;人类本性;理性;欲望

  

   “以史为鉴”是中国人最执着的古老传统观念之一。它承载着国人对社会进步,尤其是良善政治的期待而世代相传,至今仍生机勃勃、遒劲强健,占据政治意识的重要位置。对中国人而言,“以史为鉴”是一个当然的命题,其有效性是无可怀疑的。然而,中外历史上不胜枚举的悲剧如出一辙地频繁上演,令人对它的有效性不得不产生怀疑。从正反两方面的事实看,“以史为鉴”在实践层面的落实是概率性的,仅具有或然性而并非必然性。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几个问题:“以史为鉴”有效性的内在依据是什么?为何其有效性仅是或然性的?如何解释处于或然性概率之外的“有史而不鉴”的事实?澄清诸如此类的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以史为鉴”这个命题乃至整个历史学的功用。

   一、中国传统“以史为鉴”信念与近代西方的异见

   中国史学编纂的系统与连贯独步天下,史籍的丰富与详备举世无双,历史意识与历史理性之发达世所罕匹。相对于历史意识之强大,中国社会宗教意识的淡薄是十分明显的,乃至可以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中国人没有天堂地狱的玄想,但对俗世的立德、立功、立言等“不朽之名”却有着异常强烈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的目标是一种终极关怀、一种精神寄托、一种道德信仰准则,在本质上是历史定位。故历史庶几可视之为中国人的信仰。正是对“青史留名”的俗世信仰的追求,使仁人志士将生死置之度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杨继盛《就义诗》),历史的正义与不朽成为蒙难者心中最终的诉求。刘少奇在蒙冤受屈、面临死亡之际,盘旋于他心中的是一个信念:“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种信念对其心灵的安慰,绝不逊色于“上帝的正义”之类的信念对于弥留之际的基督教徒的慰藉。于右任《题民元照片》诗句“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更传达出历史不灭的信念。“以史为鉴”的观念源于对历史的信仰,是国人对“历史”执着信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世所公认,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家谱,记载的是帝王将相的荣辱沉浮,映出的是统治者的所作所为的遗迹,故“以史为鉴”在整体上所关涉的,是后代统治者借鉴他们留下的经验与教训,实现当政者追求的长治久安。一言以蔽之,“以史为鉴”的目的在“资治”:借鉴往古的成功经验而恪守之、发扬之;汲取历史的教训,深思之、明辨之,采取措施避免同样或类似的悲剧发生,而在这二者之间,接受历史教训尤为核心要旨。

   “以史为鉴”的自觉意识在周代已经出现。貌似雄壮的“大邦殷”被后起的弱小的周所取代,一向自称“我小国”的周人(武王、周公)认为殷人应该接受夏朝倾覆的教训,因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唯有“敬德”“爱民”,小心行使统治,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就是这种思想的凝练。秦朝“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惊涛骇浪,令汉朝建立者心有余悸,不得不思考历史教训。贾谊《过秦论》说:“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在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人生目标中,总结历史教训是其主要内容之一。隋炀帝的横暴胡为带来的民众反抗以及隋朝的速亡,让唐朝统治者看到了亡秦覆辙的再现,故在隋唐鼎革转换的大氛围中,以“亡隋”为戒鉴的意识成为君臣的共识。魏征对唐太宗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新唐书·魏征传》)唐太宗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魏征的苦谏,以致在失去魏征的哀叹中总结出千古流传的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旧唐书·魏征传》)杜牧则以亡秦的教训警示当政者:“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在唐代的儒士看来,以史资治乃是“治国平天下”的关键环节之一。刘知几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民)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他虽然提出“历史”之用的两个方面,即“生人之急务”与“国家之要道”,但重点显然在后者。司马光编纂《通鉴》,辑录战国以来之史实,以“鉴于往事,资于治道”为宗旨,“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史鉴资治的意旨可谓明显至极。在中华民族的习惯思维中,“以史为鉴”是一个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命题。“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鉴古知今”“鉴往知来”“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明镜可以照影,古事可以知今”,诸如此类妇孺皆知的隽语格言,似乎都在显示这个命题的有效性。

   然而,这类训诫演化成信条式的格言,在各代反复出现,以致连绵不断,此起彼伏,充斥史册,从根本上昭示出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以史为鉴并没有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或者说,落实到实处的实例并不多见。道理很简单:智者经常提醒人们防范某种错误,说明这种错误很容易在人们身上显现;医者不断警告人们注意防范某种疾病,说明这种疾病很容易为人所染。“以史为鉴”之呼吁史不绝书,这个事实颇让人怀疑历史是否可以“为鉴”;即使可以为鉴,人们是否愿意、能否做到以史为鉴。

   在欧洲古代传统中,历史著作也被寄托着“以史为鉴”的希望。这种实用主义特点在罗马史学传统中尤为明显。对罗马史学家而言,历史之于个人的功用,是树立生活与处世的榜样。如普鲁塔克说:“我把历史当作镜子来使用(图片),努力以某种方式安排我的人生,使之与其中描述的各类美德相适应。”(235. I)塔西佗则强调历史的扬善罚恶的功能:“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于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罚。”同样,李维也认为:“研究过去的事,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在历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种各样的事例。你应当把这些事例作为借鉴,如果那是好的,那么你就模仿着去做;如果那是罪恶昭彰而最后身败名裂的,那么你就要引为大戒,竭力避免。”换言之,古代史家写作历史,“目的是用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和非常事件来激起读者的兴趣,或是通过描述和分析过去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政策,给读者进行政治教育,作为他们担任政治任务的准备;或是通过讲述古人所遭遇的灾祸,来教育读者忍受逆境,维护尊严”。

   对历史功用的这种认识,在基督教统治欧洲文化以后受到压抑而消失。在基督教史观中,历史被看成了神命的体现,人类历史被认为是隐藏着神的秘密,神主导了人类的全部活动,人类的一切活动不过是神意的体现而已。近代初期,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人类历史的世俗本质才得到恢复;古典时期形成的历史教育功能逐渐复兴,历史研究被认为是以过去的道德上的成败扬善抑恶,培养公民的私德与公德。同时,由于坚信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认为人类活动遵循自然法则的观念也成为欧洲历史观念的一部分。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浸透着对谈判和阴谋的激情,浸透着一种确信:当一个政治家面临国内外敌人危险的、无法预言的反对而企图寻求对策时,有条理地思考历史教训会使他获得启示”。在他看来,“人类的行为完全象行星的运动一样,受自然法则的支配。因此,靠周密地注意罗马人的制度的粘结力,就会发现永恒的政治规律”。他认为政治家应该把时事的经验与古代的知识结合起来,用于提取过去反复出现的政治教训的精华;政治才智应当是对古代实例缜密周详地思虑的结果。

   不过,近代以来的欧洲人很快意识到,人类的活动自始至终贯穿着人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界不同,依据历史所总结的所谓“历史法则”——无论经验或教训——并不可靠。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20世纪20—40年代世界各国的暴力冲突,让人对进步观念与历史教训的热忱信仰受到巨大打击。尤其是,弗洛伊德的理论使人们认识到,尽管人们在理智上展现出良好的意图、合理的愿望,但在灵魂深处仍然隐藏着不受理智约束的巨大力量。这些本能的力量冲击以理智为基础的人类活动,使得“以史为鉴”的原则在众多场合下失去效力,于是“以史为鉴”观念受到普遍怀疑。英国政治家、史学家费歇尔在1935年出版的《欧洲史》自序中写道:“有一种理智的激动……我没有体验过。比我更有智慧、更有学问的人,曾经在历史中辨别出某种计划、某种节奏、某种预定的模式。这些谐和对于我是隐蔽的。我只能看到意外的事变一件接着一件,犹如大海里的波涛一浪推着一浪;我只能看到一个个独一无二的不能法则化的事实;只能看到一条对历史学家说来可靠的法则:他应该承认偶然事件和不可预知的事件在人类命运的演化中所发生的作用。”美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哈威·鲁滨孙则指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人们可以从过去的事情中汲取教训,如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先例,道德的指导以及使一般人得到安慰的那种天道的干预。但是,现在一般的历史学家都日益怀疑这些功用,认为这纯粹是一种幻想。我本人就很不愿意被认为是主张历史研究是具有这些功用的人。”又说:“古代许多历史学家著书的理由就在于希望以过去道德上的成败来扬善抑恶。但是,到了现在,几乎难得有一个历史学者还敢去劝导政治家、军事家和道德家去相信历史上的前例和教训;因为所谓前例,仔细研究一下,原来都是幻想;所谓教训,原来就是毫不相关的东西。”

   鉴于各国君主与政治家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辙,历史学家似乎已经不愿再坚持“以史为鉴”在政治家身上的有效性,而是解释何以无效。理查德·艾文斯写道:“尽管有许多人,特别是政客,都试图从历史中获得教训,但是回顾历史本身,可以发现这些教训中很少是真正对症下药的。我们一再地看到,历史原来是这样一个差劲的预言家。这是因为历史本身从来不重复;在历史学家最为关心的人类社会中,没有任何一桩事情以完全相同的条件或方式重现过。而当人们试图利用历史的时候,往往不是要去适应那些必然发生的事情,而恰恰是要规避它们。”他举例说,1939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有鉴于此,1956年英国首相艾登为了避免重蹈旧的覆辙,在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收回英法共有的苏伊士运河自主权时,发动了一场鲁莽的军事行动,遭受了军事与政治上的失败;还有,历史的教训也没有使历史学家预料到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与1991年苏联的解体。他认为不能相信历史对未来的指导意义,历史学家万万不可预言未来,其原因是,生活里面充满了太多不可预知的东西。

   西方现代学者对“以史为鉴”的怀疑思潮,或多或少受到了黑格尔历史观念的影响。黑格尔在他著名的《历史哲学》中做过一段堪称经典的论述:

人们惯以历史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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