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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张晶晶:当前经济形势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战略思考

更新时间:2022-06-18 21:17:03
作者: 贾康 (进入专栏)   张晶晶  

  

   摘要: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中有多重不确定性的交织,防疫常态化和推进高质量的中高速发展,又遇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与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对于我国“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经济发展的压舱促稳与提质增效是首要保障。结合现实发展需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需进一步加深与优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战略层面上的基本考虑需紧紧把握三个重要视角:一是重视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潜力空间;二是要充分认识“互联网+”与“+互联网”的产业发展大势而抓住重点;三是实施必要的政策优化支持,守正出奇地实现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

   关键词:经济发展;三重压力;数字经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一、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本认识

   面对当下复杂和严峻的经济形势,必须特别注重如何应对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三重压力,即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在国际国内多重经济下行因素交织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处于自2011年至今达十年以上、当前仍在经历的增长速度降低的下行过程。展望未来,不确定性和一些不利因素不可小觑,必须稳中求进,力求“在变局中开新局,于危机中育先机”,行稳致远。

   (一)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发展形势简要分析

   2010年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经历了由之前的两位数高速增长期,转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向中高速高质量发展过渡期。回溯2010年,中国在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国民经济的龙头指标GDP增长速度在当年表现为10%以上,但在201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非常明确地提出“稳中求进”,这一带有哲理意味的指导方针成为迄今十余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从我国经济运行速度指标上看,两位数快速增长已成为翻过去的历史一页。在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的过程中:2011—2012年两年间,GDP增长速度较快地降低至8%以下;随后的2013—2015年三年间,GDP又相对缓慢地逐步降低至7%以下;之后在2015年下半年至2018年上半年长达12个季度的三年时间段的运行中,GDP增长速度曾出现在6.7%~6.9%微幅波动的平台期,按当年态势,本来已有希望实现适当牺牲一些经济增速而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引领新常态的“L”型转换,再顺势尽可能延长“L”型转换阶段的尾巴,换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长期;但在2018年,突遇不期而至的中美“贸易战”引发的两大国关系交恶紧张局面,而后贸易战发展为科技战、外交战,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冲击国内经济形势,致使GDP增长速度在2018年击穿6.7%的增长底线继续下行;发展至2019年,GDP走低至年度6.1%的增速表现(第四季度为6.0%);2020年初,又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叠加了极大压力的下行因素,使2020年度的GDP增长速度跌落到几十年来未有过的2.3%的正增长(但这也是当年世界上主要经济体里唯一的正增长案例) 。

   2021年,我国继续推进复工复产,防疫在局部散点为主的重点防疫结合全面“清零”取向下进入常态化,上半年GDP增速回升态势明显,但在第三季度后,又进入了“三重压力”交织形成的经济增速回调期:由2019年可比的增长数据来看,将2020年与2021年的GDP折成两年平均,2021年第一季度达到了平均5%的增长,第二季度又将两年平均速度继续提升至5.3%,但到第三季度,出乎意料地遇到了经济又一次回调,在“三重压力”叠加的经济下行因素影响下,1~9月份平均增长速度降为5.2%。第三季度的经济回调,使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行,最终两年平均GDP增速为5.1%。由此可知,当下国内经济发展,又遇到了综合性多种因素造成的新的经济下行压力。对此,2021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时地再次强调“稳字当头”和“稳中求进”,指明在“问题导向”之下必须应对的挑战性问题,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重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要求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综合而言,考虑到“十四五”期间实际上必须对应到中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所内含的引导性的、在“十四五”期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保障速度,“十四五”开局第一年的GDP增速缺口已较为明显。

   (二)领会中央经济会议指导精神,认识宏观中长期发展目标的保障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以下简称《中央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 综合考量我国这一于“十四五”期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诉求,具有实质意义的年均GDP增长速度应力求保持在5.5%以上。面对最新阶段“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合成的经济下行因素再次叠加的复杂严峻形势,2021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了重要指导,基本思路是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全党全国各个方面的工作,要抓住发展的硬道理,聚精会神地努力在“稳中求进”的发展基调中,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区间。所谓合理的区间,应是审时度势、合乎逻辑地对应于“十四五”期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保障速度,并进一步对接整个“十四五”至2035年中央给出的“新的两步走”的第一步目标:到2035年实现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其直接的指标表现,即为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央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所指出的,我国在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2035年的时间节点上,经济总量折为人均与2020年相比,15年间要实现再翻一番,按这一目标粗线条测算其保障速度,15年的年均GDP增长速度应达到4.8%以上。考虑到十年以上超长期经济增长速度重心将继续回落的大趋势,“十四五”期间把经济运行GDP增速保持在5.5%以上的适度区间,至关重要。

   从当下看,中央的指导精神首先是“稳中求进”,在迎接党的二十大,于“十四五”期间力求保持经济运行态势于合理区间的基础上,要继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克服构成经济下行因素的三大问题、三重压力,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够按照基本的战略意图行稳致远。所以,2021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面对2022年,实际上给出了把2022年、2023年与中长期以及未来15年对接的指导精神。我们在对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作全面认识、进而深入领会中央指导精神之后,必然要特别注重在发展过程中如何掌握好找到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要领。其中必不可少的关键要领之一,即紧紧跟上数字经济发展大潮。因为面对当下复杂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和三重压力,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实体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基石,于微观层面亦面临结构矛盾突出、动能转换阵痛、企业升级迫切等诸多现实掣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实体经济效益下滑、规模缩减等问题凸显,国民经济运行的压舱促稳与提质增效必然要考虑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以数字化驱动来支持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我国中长期现代化发展目标不可缺少的保障条件和重大举措。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基本认识

   (一)对数字经济在多年发展中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可作正面总结

   数字化发展战略的初始意图,为利用数字技术驱动原有社会低阶商业模式的更新,增加收益与价值创造的多维渠道,促进市场主体所经营的传统业务转型为更全面的数字化业务,实质在于以数字化手段畅通供需循环,实现对实体经济的科技赋能,进而加快由新模式代替旧模式、新业态代替旧业态、新技术代替旧技术的新旧动能转换进程。相关认识要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经济在当下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历经多年发展,数字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已由2005年的14.2%提升至2020年的38.6%,年平均增长约1.63个百分点,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已发展成为头部企业的数字化平台公司,通过优化信息匹配和信息体系建设,使得供需双方的搜寻成本与交易成本大幅下降,甚至趋于零成本,成为经济发展中被非常看重的正面效应,即数字经济催生的数字化平台,实现了以信息支撑供需对接的便利化、快捷化,使供需双方得以及时、良性互动,加大了服务开展的密度和深度,降低了部分行业的准入门槛,为国民经济的多维度发展提供了阶跃式渠道。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已达36.2%;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增长至39.2万亿元,占GDP比重随之增长至38.6%,数字经济在逆势中有效支撑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数字经济发展以生产要素中数据采集、数据确权、数据定价和数据交易的数据价值化,有效提高了生产力中基础电信、软件服务、电子信息制造、互联网技术等的数字产业化,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多产业数字化,涵盖了生产关系中多主体参与、数字技术链接与数字化公共服务的治理数字化。数字经济的内部结构按“二八”比例分布:2020年,我国的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了7.5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中的19.1%;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达80.9%。此外,产业数字经济渗透水平倍增,据可查数据显示,2020年农业、工业、服务业三产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8.9%、21.0%和40.7%,上海、北京两地数字经济GDP占比已超50%,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13省区市数字经济规模超1万亿元,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步伐逐渐加快。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产业的数字化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强引擎的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缓解了疫情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

   第二,数字经济发展有效支持了社会主体创业创新。数字化促进知识扩散,扩大有效供给,使得原本无法参与供给的潜在市场主体也能加入到供给侧,显著扩大了市场边界,对接海量、长尾市场。通过数据支撑而来的规模集聚效应,为流量变现提供渠道,实现少量用户付费、多数用户免费的平台自身运转,催生发展了分享、共享经济。数字经济也突破了实体经济的物理空间约束,打破社会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限制,无需过多接触即可完成线上下单、快递配送的交易全流程,数字化的海量供需互动与对接,使双方降低了社会总搜寻成本,打破了现实交易的边界,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源要素的使用方式,在驱动生产力提高的同时,也在驱动生产关系变革,激发社会各界主动创业、创新、创造的热情。

第三,数字经济发展在其经济价值基础上生发了以普惠和共享为取向的社会价值。实际生活中,数字化的发展在社会各行各业中非常有利于带动上、下游的广泛参与者进入创新洪流,其社会价值表现为数字经济支撑了多领域的普惠发展。在新经济时代,企业仅仅依靠内部的资源进行封闭、自循环的高成本创新活动,已很难适应快速发展的市场需求以及日益激烈的企业竞争,“开放式创新”是行业主导模式。中国独特的“大平台、巨网络”,更有利于更多小微创新活动进入开放市场,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收益与更强的竞争力,突出地体现在数字经济中的“互联网+”与“+互联网”(即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使得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多个产业得享数字赋能,促使生产要素充分流动,中小微企业百花齐放,促进和保证了多个行业的活力。现实案例中,有众多淘宝户发展到淘宝村、淘宝镇的规模,也有创新扶贫工作中支持的欠发达地区居民上网进入创新创业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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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商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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