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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张晶晶:当前经济形势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战略思考

更新时间:2022-06-18 21:17:03
作者: 贾康 (进入专栏)   张晶晶  
数字经济在精准扶贫方面体现了其特定作用,助力扩大就业,提高就业质量,增强创业和就业的包容性、灵活性,促进真正的普惠式社会公平。数字化提供的普惠金融路径,在中国有卓越表现:二维码扫码移动支付使中国跳过了发达国家历经多年的信用卡支付普及阶段,更为便捷地支撑了大量草根创业创新活动和广泛的民众生活,老百姓在街头巷尾均可实现非常便利的交易结算,支持着经济繁荣。针对多年探索的小额贷款风险高、安全性低的掣肘问题,也以大数据、云计算、零人工干预等技术实现了网络软件抓取多渠道数据信息自动运行控制风险决策而打开新局,体现着数字经济在普惠金融领域的社会价值。数字经济中的数字产业化头部企业创新形成的有效供给,如阿里云,已实现使社会计算成本降低70%以上、创新效率提升30%的优化升级,其对于中国行业、社会、民生的普惠效应十分明显。

   (二)实体经济升级发展中,创业创新迭代离不开数字技术

   “十四五”期间实现实体经济升级发展,是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与关键。支撑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的传统要素优势在2010年后已明显逐步减弱,企业用地成本、劳动力成本与融资成本不断增加,而国内企业在前期高速发展中多走粗放发展路线,所形成的劳动密集型结构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更好、更快转型为高质量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增加了难度。由于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研发前期投入大、见效慢,多数企业在转型中无力承担此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现实表明,缺少数字化支持企业很难突破创新转型的瓶颈,无法形成集约化发展,对创新升级的基础性作用无法有效保障,同时激励人人参与技术创新与“不求人才为我所有,但求人才为我所用”的顶尖专家联合攻关,亦需由数字技术创新研发平台来支持。实体经济要实现进一步升级的高质量发展,无法离开新兴数字经济的支持作用与放大效应,因此必须把握大势,寻求如何成功地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有效融合。

   第一,从实体经济发展规律而言,创新发展大潮方兴未艾,以数字化科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创业创新迭代的升级发展,是新时期要把握好的“硬道理”。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完全符合共产党人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着人和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并以生产关系构成社会形态;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就是现代化发展之路的硬道理。现实生活中,生产力的运行在实体经济旁边还有与之有区别的虚拟经济,所谓虚拟经济并非贬义词,而是指代匹配实体经济运行的金融有价证券、衍生工具产品等。金融领域越来越丰富的金融产品,要服务于整个实体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得到升级发展的成果。在这种创新过程中,可观察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多种信息技术,还将推展到万物互联网等多种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多项创新、多个方面的应用,并在实际形态上,已经形成对接全产业链的“移动商务”局面(商务事项在移动过程中就可便捷、高效地进行处理),随之带来“移动经济”中的移动金融、移动保险、移动理财等多种机制与服务方式。金融行业“+互联网”显著扩大了商业性金融服务经济活动的覆盖面,并一定程度上惠及草根层面的创业创新活动。整合而言,数字技术创新引发了科技金融的长足发展,已成为“信息革命”时代主旋律中的华彩乐章,不仅有助于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发展,形成更好的国民经济繁荣局面,而且符合全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诉求,更是中国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无可回避的必然选择。

   第二,面对当下需求收缩压力,实体经济发展中多层次市场和全产业链、供应链都迫切需要数字技术赋能。依托于中国只有用独特的巨国模型才能阐释的全球首屈一指的市场潜力,“大踏步跟上时代”追赶发达经济体以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赶超战略实施正面临关键攻关期:虽然已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是要进而实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目标,实际上有一个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2021年前面70余年,全球统计结果表明在“门槛效应”的考验之下,绝大多数中等收入经济体落入陷阱,最典型的有一群拉美国家,后面又有所谓“亚洲四小虎”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一蹶不振,几十年于“陷阱”里出不来。中国在中等收入经济发展阶段上已成为“世界工厂”,经济总量达到全球第二,但仍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经济“大而不强”,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要升级发展,“上有打压(以美国为代表的遏制中国发展的力量),下有追兵(以越南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欠发达经济体依托其比较优势的竞争)”,如不能在“十四五”和未来若干年成功实现实体经济升级,中国就有可能被“憋在中间”。因此,我们必须要经受这个考验,使我国的全产业链、供应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冲破上方压制的“天花板”,甩开紧追不舍的下方竞争挑战,由“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和“中国智造”,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追赶到赶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是必须给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插上新技术革命、新经济的腾飞翅膀。在重构实体经济要素体系、优化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创新企业组织形式、变革商业发展模式,以破解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针对性引领需求变化而创新有效供给、扭转弱预期过程中,数字经济可起到更为重要的赋能作用。

   (三)高质量发展必然依靠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效融合

   美国经济学家Tapscott在1996年提出了数字经济概念,认为数字经济是人类智慧在网络化基础上形成的新时代经济模式。2017年3月,“数字经济”被首次写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从国际发展中早就可以看出,数字经济概念表达着20世纪末硅谷的创新发展引领出的日新月异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已全面地影响和渗透全球经济社会生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轨道上,数字经济也在大踏步跟上时代,并取得了一些长足的进步,但总体来说,目前数字经济仍在继续追赶硅谷引领的大潮流。数字经济的发展,要与整个实体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关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命题。

   从理论联系实际而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要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必须要在整个经济发展中找到新的动力源。按照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作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表述,需要紧紧地抓住“科技兴国”概念之下科技创新带来的“第一生产力”的效应。“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应到学术界的解释,可认为其相当严谨地揭示了生产力发展里面“科技创新成果”这项生产要素的突出贡献:应明确认识到,在长久发展中所依托的生产力三大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的基础上,科技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并非简单地做加法从而相当于第四要素,而是对传统的生产力三大要素做乘法、做放大,从全局而言是以其乘数效应带出发展新局面,所以它是“第一”。这个认识框架,在学理上可对接到西方学者首先提出、国内需要进一步结合现实情况来掌握好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即强调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随之对接到高质量发展过程,必须紧抓全要素生产率,以贯彻落实升级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未来发展目标。学理上讲全要素生产率,不可简单地将全部生产要素等量齐观,而应特别注重西方学者提出的“索洛余值”的实质,即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贡献,除了相对容易计算的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的贡献值外,导致其余部分增长贡献的原因,虽往往无法作出有效精准的量化,但已可达成共识性认定:科技创新要素必然相关,且影响重大。

   联结现实发展,一言以蔽之:数字经济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特别支撑,是其日新月异的发展中以革命性的变化、颠覆性创新的变化体现在信息革命所带来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即数字化所产生的第一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的特殊的乘数效应贡献。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在肯定中国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使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工厂这样的基础之上,必须紧紧抓住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有效融合进而对后者赋能。当前我国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制造业、房地产、基础设施等行业均面临产业升级要求,发掘新动能迫在眉睫,数字经济与传统行业的融合发展,必须成为“强起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中的重要着力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融合势在必行,其融合发展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不可错过,当然在两者融合的表现形式与机制构建上,也将有一系列发展中必须应对的挑战性问题。

   三、实体经济必须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三个战略视角

   在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中,学者认为有实证数据显示,两者融合发展的整体曲线呈现出倒“U”型的增长关系。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国内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一部分明显的挤出效应,现实生活中表现为线上微商、淘宝网店的逐步兴起与规模化出现,与之相对应的是线下实体行业、零售业的部分枯竭。由于有相对更高的成本与库存备货的前期投入,在数字经济冲击下,实体企业面临转型困局,在这一发展阶段中,国内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表现出某些“挤出效应”。分析阶段性挤出效应的原因,可知数字经济在发展初期与金融、生活应用等服务业领域融合的程度相对较高,而与更为传统且规模较大的第一、二产业的融合仍需待以时日。在此阶段,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但由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程度较低,因而两者发展的协同表现度更低。在2018年前后,我国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产生了初步逆转,代表数字经济的互联网企业积极探索线下新零售等创新模式。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数字经济进入了天然的线下屏障时期,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再表现为简单的挤出效应,转而表现为稳定宏观、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正向效应。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也可佐证,2013—2020年,依托互联网业务收入由3317亿元增长至1.28万亿元,增速由32%的高速增长波动回落至13%左右;数字经济增速也在由2015年的15.8%增至2018年的20.9%之后回落至2020年的9.7%,发展态势趋于平稳。这也预示着,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进程在倒“U”型曲线有望走过其两方差异化的顶部,进而进入更具融合度提升特征的新阶段。

   基于前文分析认识,本文提出我国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三个战略视角。

   (一)第一个战略视角:坚定不移地在中国改革的深水区,继续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的潜力空间

   首先于整体认识层面应承认,历史发展中的主客观因素使得工业革命后中国曾经长期落伍于国际发达梯队,而改革开放终于使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其中的龙头因素,必然要肯定改革所代表的市场化取向,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极大地解放了国内生产力,与之相配合地拥抱全球化,积极入世,带出了总计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期。在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道路上,中国进一步体现成长性的潜力空间是极为可观的,但在改革的深水区,如何进一步克服制度安排和机制状态方面的弊病(习近平总书记所表述的改革深水区“啃硬骨头”的问题),以及如何攻坚克难,是可持续发展中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在“产学研结合”(以及有必要包含政府要素的“政产学研结合”)、以科技创新发挥第一生产力乘数效应的轨道上,中国特色发展中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必须在深化改革中实质性地以制度创新,更好地符合科研规律和发展规律来使市场主体、科研创新团队以及政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团队更充分地释放其才能潜力,总体上,也将表现为破解所谓的“李约瑟难题(科学原创)”“钱学森之问(领军人才培养)”等难题而创造新局面。

从整体配套而言,新局面的形成必须要有教育制度、科研制度的深刻改革,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结合的意义上讲,需要实体经济各行各业以及各个领域里,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来调动所有人员的才能潜力,焕发出全社会中企业、科研团队、政产学研结合机制的创新活力。落地于实际生活中,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一系列关于全面改革的文件中阐释的要领,对从十八届三中全会被称为“60条”中具体涉及的336项改革切入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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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商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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