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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生:接待与政治:李顿调查团的中国关内之行

更新时间:2022-06-18 21:12:51
作者: 张生  

  

   内容提要:1932年,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赴中国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在上海、杭州、南京、北平等地受到中国各界的热情招待。国民政府与日方一样,在细致接待的同时,向调查团全面表达己方的政治诉求,希望影响其立场。但殷勤的接待并没有改变会谈过程中调查团的严厉苛刻态度,而调查团亦在繁复的调查过程中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路径确认众多关键事实,做出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政治判断。李顿调查团的关内之行,体现了国民政府时代外交的姿态和面相。

  

   弱国亦有外交,或者说,弱国更需要外交。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的中国外交,窘迫、难堪比比皆是,但亦曾在大国博弈的缝隙中为中国赢得宝贵的机遇。只是弱国外交无法从实力出发,它身姿柔软,仰面观人,更倾向于围绕《非战公约》《九国公约》诉诸情辞恳切的道德性说理,经常辅以唯恐不够周全完美的接待,其目的之部分实现也有赖于强权之间复杂博弈所提供的可能。九一八事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为中心的外交就是如此。

   事变发生后,应国民政府之吁请,国际联盟在1932年1月成立了以英国人李顿(Victor Lytton, 亦有译为莱顿)为首的调查团赴东亚调查真相、调解纠纷,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分别派出代表麦考益少将(Frank Ross McCoy)、克劳德中将(Henri Claudel)、希尼博士(Heinrich Schnee)和马柯迪伯爵(H. E. Aldrovandi)参与其事。国联调查团成立的重要前提是国联行政院1931年9月30日决议确认,日本声明“对于东三省并无图谋领土之意”,而且国联行政院已经“知悉日本代表之声明,谓日本军队,业经开始撤退”,“知悉中日代表已保证各该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防止事变范围之扩大或情势之愈加严重”。换言之,当时中日两国,尤其是肇事者日本曾有和平解决的姿态和正式外交表态,这是理解此后双方话语取向和动作的重要背景。

   1932年3月14日晚,李顿调查团从日本抵达上海,3月27日抵达南京,4月9日抵达北平。至9月4日签署调查报告书期间,调查团成员或其属员奔赴杭州、芜湖、安庆、九江、武汉、重庆、万县、徐州、济南、天津和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大连、旅顺、鞍山、抚顺、锦州等中国各地询问、会谈、调查。东北方面,日军不容他人插手;其他各处,中国方面高度重视,予以热情的接待,尤以上海、南京、北平三地最为隆重。其间,运用现代政治动员手段之处,比比皆是。

   热情接待远方来客,释放中式待客之道的种种善意,是行之久远的中国传统。但以国联对调查团的定位和调查团成员丰富的政治阅历,接待不可能轻易影响其立场。战场上得不到的,却希望在餐桌和谈判桌上达成目的,彷徨无依的国民政府,明显企图通过接待营造良好的会谈氛围,以求国联“主持公道”,促使日本撤军,否定伪满洲国合法性,恢复和平。可以说,把政治表达融于接待过程之中,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外交的姿态和面相。目力所及,尚无专文论及这一问题,特此求教于方家。

   一、 序曲:上海—杭州之行

   接风洗尘、以最高规格接待调查团,日方率先为之。1932年2月29日,调查团抵达日本,入住东京帝国酒店。3月1日,出席总理大臣的午餐会。3月2日,参加报社团午餐会,外务大臣晚餐会。3月3日上午,谒见天皇并陪餐,下午出席外相夫人的家宴,当晚接受国际联盟协会晚餐招待。3月4日下午,出席经济联盟、工业俱乐部及其他实业团体的茶会及晚餐会,并接受该团体招待前往歌舞伎座。3月5日,出席海军大臣午餐,下午参加太平洋问题调查会茶会。3月7日,出席陆军大臣午餐会,并出席外务次官在红叶馆的晚餐。3月8日上午,在滨离宫猎鸭,在离宫午餐,下午前往京都。3月9日上午,参观京都御所、二条离宫、金阁寺,下午访问修学院离宫,在离宫茶点。3月10日,上午从京都出发赴奈良,参观春日神社、大佛等,在奈良宾馆出席由该县官民共同举办的招待午餐会;下午前往大阪,出席大阪府知事、大阪市市长及商工会议所在堺卯主办的晚餐会。3月11日上午,登六甲山,出席兵库县知事午餐会,下午前往上海。

   日方接待之时,少不了表达政治意见。如日本外相芳泽宴请调查团时,即表示中国的“革命外交”使列强大感不安,“排外的空气,更起于满洲,以致不幸事件相继发生,使日本官民感情大受刺激”。中国媒体对调查团在日本的活动进行了绵密的报道,冲击甚大。如何更妥善热情地接待调查团,使其不为日方殷勤接待所蒙蔽,成为时人自然的考虑。

   国联调查团上海之行的背景是“一·二八”事变的发生,中方同样诉诸国联。为接待调查团,上海方面专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代表顾维钧,秘书长王广圻,总务兼宣传主任张祥麟。宋子文亦与财政部次长李调生飞沪,帮同招待。

   调查团乘坐“阿丹姆总统”号抵达上海时,已是夜间。但沪上头面人物云集,上海市长吴铁城、外交部政务次长郭泰祺,及新闻界、商界代表70余人远迎至白莲泾,顾维钧登轮“谈阔别之意”。及至码头,上海总商会、银行业同业公会的袁履登、贝淞荪、陈介、徐新六等亲临迎接。李顿等登岸时,“军乐大作,以电光摄影者拥挤异常”。

   抵沪以后,中国方面的接待活动不断,调查团应接不暇。以3月15、16日为例,15日上午李顿等五委员和调查团秘书哈斯(Robert Hass)礼节性拜访宋子文、郭泰祺、吴铁城等。中午,郭泰祺在何东宅欢宴调查团及中外来宾70余人。下午,调查团访顾维钧,5点出席顾维钧携金问泗等在静安寺路程宅举办的欢迎茶会,法国、意大利使领团及各国海军司令等中外宾客300余人到场,6点方散。晚8点,吴铁城等在华懋饭店设宴款待调查团。16日中午,沪上大学联合会在华安公司宴请;下午5时,孔祥熙、宋子文太太又在孔宅举行茶会。这还不包括沪上西方人士为调查团举办的宴会。

   在沪调查尾声,调查团的麦考益、克劳德、希尼顺访杭州,王广圻、张祥麟等陪同前往。杭州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百余人及群众约万人到车站迎接,“全城商店悬旗,沿途由警察、童子军警戒”。三代表下车后,曾养甫、陈布雷及省政府秘书长鲁岱等陪同,乘坐汽车17辆,赴灵隐寺、中山公园、西泠印社等地游览,并换船游览三潭印月。下午5点一刻到汪庄,杭州市长赵志游组织茶会,分赠各代表西湖风景照片和土产“以资纪念”。晚8点,浙江省政府、省党部在西泠饭店宴请。为了安排各代表随后前往南京,外交部特备汽车10辆,开到杭州候用,“沿线归江浙两省保安队放哨保护”。

   中国方面精心接待调查团,并不是为了满足其口腹耳目之欲。在接待的几乎每一个细节,都凝结了中方政治表达的心意。吴铁城在上海组织接待代表团时,接到了南京方面的“党部来电”,请其“尽量引导国联调查团参观沪战区域及文化机关损失焚毁惨状”。上海码头迎接时,潮汕同乡会多人高呼“拥护国联公正调查团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十九路军万岁!”等口号。而上海市区情形更加夸张:“全沪各马路及商店,遍贴欢迎调查团,反对强权,我们仅求公理,拥护非战公约、九国公约、国联会章等标语,以示民意。”

   国民政府小心翼翼地考虑到避免予人强行灌输的印象,官方直接出面接待时,政治诉求比较委婉。郭泰祺宴请调查团时诚恳地表示,希望调查团在《非战公约》之下,“可恢复远东之和平”;4亿人的中国,“能与各邻邦在相互尊重平等之地位,敦睦相处,自由发展其国家生命”。杭州市长赵志游的言说重点是反驳日本关于中国“排外”的说辞。他表示:“日本代表在日内瓦反复强调中国是一个无组织的国家,以及当局盲目煽动排外情绪”,这样的指责对中国不公平。他以杭州外侨为例,“你们的同胞久居在此,定能向你们提供更准确的关于我国行政、社会经济和教育的组织情况”。中国之目的,就是与世界各国包括日本“友善合作”。

   顾维钧擅长沟通中西。他说,“国联基本原则,多符合中国历代理想”,“国联精神即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他分析说,“中国现在处于过渡期间,国家正在改造,新陈代谢,进行极速”。九一八事变,使得中国前途受到极大影响,“中国人民愤慨,实系武力政策对付中国之反响。表示愤慨之方式虽各不同,或以语言文字,或在购买外货上示区别,其原因要在中国以外,且非中国所能控制”,精要地将中国抵制日货的责任归责于日本。他要求调查团调查真相,设法“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

   非官员身份者,言辞则激烈许多。上海总商会主席王晓籁宴请调查团时指责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联多次错过制裁机会,于是日本“一手制造之傀儡国家,公然出现”。由此他警告,如果九一八事变“敷衍了结”,“而世界大战之动机,或即由此加增速率;国联威信如因辽东一役而全被破坏,势必举全世界十五万万生命以殉之”。

   上海新闻界在万国体育会宴请调查团,史量才呼吁“对于迫害人类和平与福祉的行为,应当予以严正的揭露”。他的举例集中于西方人士熟知的新闻自由,指出青岛《民国日报》被日本人焚烧,上海《民国日报》在日本人威胁下停刊,福州、长沙、北平都有类似事情发生,而天津《大公报》则因为一张插画,被日本领事威胁。他指责日本多行不义,“复欲一手抑止我们正直的呼声”;要求调查团发挥国联“不磨的光荣”,实现“公理与和平”。

   各方宴请接待调查团用意甚明,但李顿等人反复声明其调查备询的性质。李顿在东京演讲时就有“此来系为收音器,非为播音台”的说法。接受日本外相芳泽宴请时,他亦表示:“吾侪之任务,非为发表意见而来,而在由日方探求日方之意见,由华方探求华方之意见后,即赴现地调查实情,以便向国联再陈关于维持和平之最善方策也。”但这并未妨碍接待的过程中,中方参加者利用一切机会力图唤起共鸣。李顿曾担任过大学校长,上海各大学联合会乃推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劳动大学校长王景岐等招待调查团。席间黎照寰用国联官方语言英语致辞,王景岐则用国联另一官方语言法语致辞。其细节考虑之周详,令人动容。

   显然,中方的接待令调查团的个别成员印象颇深,并在被接待时对中方蕴含的诉求不无同情。麦考益在短暂的杭州之行中答谢称:“贵国笃信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纠纷……贵国著名的英雄孙逸仙博士,曾确定某种对外关系的原则,我们称之为他的‘圣经’。因此贵国在危难时刻向国联提起申诉,完全符合你们的和平思想与政治习惯。调查团深悉中国的政策,并会对中国问题给予充分考虑。”虽多外交辞令,毕竟和中方重在彰显和平价值取向的言说形成了某种共振。

   与上海中方周到接待形成对比的是,当地日方接待较为潦草。国联调查团视察淞沪战区时,下午1点半,“驱车至杨树浦公大纱厂内日司令部午餐,首座为老叟菱刈,植田陪席,每人仅虾半只、牛肉一块、腊肠两块”,“日人于文化机关被毁,辄以华军在内作战为辞,以答调查团之问。途中风沙甚大,随员等乘车多无篷,回沪时尘垢满面,几如黑人”。日方在上海接待调查团的轻忽,与在日接待形成强烈反差,这似乎与当时驻上海公使重光葵的见解有关。重光葵致电芳泽称:“调查团到达当地后,连日来遭受到支那方面的连番宴请,反而感到为难,最近一直尽可能地拒绝招待宴会的宴请。”所以,他提议,将来到东北,应该减少宴会次数,“以说明情况的会见为主”。

其实,看到中国方面细致入微的接待,日方当然也希望在实地调查中,使调查团形成某种有利于己的印象。但无法掩盖的侵略事实和用力过度、违背常识的刻意举措,往往令调查团生疑。如在上海调查战区情形时,“调查团下车入暨南大学,由日军官授每人英文日军作战地图一,声言华军退后日军始来此驻扎。乃入致远堂及洪年图书馆,日方指馆外侧门所贴反对调查团来华标语,谓此系暨大学生所贴,莱顿等笑而不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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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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