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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生:接待与政治:李顿调查团的中国关内之行

更新时间:2022-06-18 21:12:51
作者: 张生  
赵国栋等4人为“招待专员”,向北宁路借花车2辆、饭车1辆,“全体招待人员随同北上招待,另派护路队十六人随车警卫,并派铁甲车一列压道”。

   竞相接待,易起纠纷,铁道部乃令“改由北宁路一路供给”。车上设施“备极华丽”,车上职员一律穿制服,并“均选通达外国语言者,以便肆应”。餐标甚高,“调查团委员每餐之费约在十元左右”。为便于调查团委员办公,“每人为之特备包车一辆”,其余人员坐头等卧车。北平绥靖公署并派副官汤国桢前往参加招待。铁道部犹未为足,致电北宁路局称,“乘车人数,现经调查,国联为十七人,日本方面约二十人,我国约三十人,共约七十人。原备头等卧车三辆,共卧铺四十八位,包车二辆,共卧铺八位,合为五十六位,恐不敷用。应加拨头等卧车一辆……如遇人数加多时,再行电饬加拨”,令其将车辆开浦口备用。

   北平当局的准备,比之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调查团南京之行接近尾声时,北平筹备工作基本停当。为调查团准备卧室23间、客厅7间、会议室1间,日本代表14间,中国代表40间。茶役46人,由“北平外交部档案保管处雇用”,内中22人穿燕尾服,其余穿蓝布长衫。车夫一律穿制服。指定怀仁堂、居仁堂和迎宾馆三处为宴会、茶会地点。车站欢迎人员预定1100人,维持秩序的军警不在其内。预备调查团下车时由北平市长周大文率女生献花,调查团5名成员各由2人至3人陪同。除第一天和第五天的晚宴外,预计7天的游览地点和午宴、晚宴均早早安排。

   1932年4月9日下午6时15分,李顿一行专车抵达北平。千余人到站迎接,“乐声大作”,张学良登车与调查团寒暄,随即相偕下车。张返回顺承王府,五委员由顾维钧陪同前往北京饭店休息。路过街道,“军警皆举枪为礼”。10日上午,调查团拜会张学良,下午张学良回拜,当晚张学良、顾维钧、周大文的太太们在迎宾馆为调查团举行茶会,除各界领袖外,另请德国大使陶德曼、美国巴克新、比利时代办甲瑞尔等“共四百余人”。11日晚,张学良在怀仁堂宴请调查团,席间提出其三点原则性认识:第一,“东三省向来为中国之一部,已有悠久之历史……四万万中国人民向来视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与河北山东无异”;第二,“中国现在正处于改革期中,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皆发生种种变化,正与十九世纪时德、义、日本之革新无异”;第三,“中日纠纷之真正原因,由于日本嫉视中国社会经济之进步,与政治渐趋统一,日本历来思将东三省攫为己有,而其主要政策为铁路政策”。他特地引用希尼的书,表示“真理与正义,终不能隐蔽”。

   由于日军、伪满阻挠顾维钧赴东北,调查团在北京迁延至4月19日。4月20日至6月4日,调查团赴东北各地实地调查,6月5日再次回到北平。6月26日,调查团经朝鲜赴东京,7月4日到达东京,与各方接洽至7月15日。7月20日调查团第三次抵达北平,起草报告书。

   三次北平之行,调查团聚焦于厘清九一八事变真相和中日矛盾之所在,因此与张学良、荣臻、王以哲相关人等进行了多次会谈。同时,接待各方求见人士,收到了来自中国关内外民众关于九一八事变真相、伪满“建国”是否出于民众“自愿”、日本侵略野心和危害的大量信函和电文。而汪精卫、宋子文、罗文干等唯恐没有清楚表达中方意见,亦到北平与调查团做二度长谈。就双方谈及的内容而言,调查团的北平之行远比前此的行程重要。

   张学良是东北军政核心,调查团高度重视,事先准备了4页纸的问题清单。与张学良的第一次会谈开始于4月12日下午,李顿首先提到日方认为其管制失效,土匪横行。张学良认为自己治下匪患的程度和规模都下降了,并引用德国人的文章为证。李顿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铁路问题上。他挑明,高纪毅代表东北当局与日方进行了旷日持久的铁路谈判,铁路问题分四个部分:根据中日条约建设新铁路的问题;平行铁路问题;中日铁路竞争问题;正式合约取代临时合约的问题。讨论中,张学良提到高纪毅在日方压力下签署一个“预备契约”,但是他拒绝批准。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解释说,因此这是无效的合约。

   会谈随即进入糟糕的气氛之中。李顿表示:我实在不明白为何日本人要威胁一个签字无效的人?顾维钧解释说,日本人擅长“蚕食”,一次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先搞能得到的东西。李顿说,日本人跟他说了,他们从张作霖元帅那里得到了合约,虽然没有签署。张学良则表示那些合约是无效的。李顿认为:“我理解它是低阶官员签署的但从来没有被张作霖元帅签署,我想知道,为何元帅从未签署?”顾维钧说,这些合约签署17天后张作霖被杀。李顿随后出言讥刺,咆哮质问:“我问的是为何少帅的父亲没有签署这些合约,我得到的答案是他不喜欢它。你告诉我他17天后被杀,那我可以设想,如果他儿子喜欢,他可以批准啊!”顾维钧详细解释了张作霖时代的批准程序和张学良时代的不同,特别是当时张作霖曾代表中国政府。李顿追问,为何张学良不喜欢这些合约。张学良回答说事关主权和领土完整。李顿表示这只是完成筑路、填补空白的问题,张学良和徐淑希则坚持这关系到国家利益。

   4月13日上午,调查团首先与荣臻和王以哲进行会谈。荣臻的谈话要点是九一八当晚的情况。九一八事件发生时,负责北大营的是王以哲。大概晚上10点的时候,听到城北的爆炸声,王以哲电话报告日军正在进攻北大营。荣臻告诉他,按照少帅9月6日的命令,遇到麻烦不得抵抗。几分钟后,王以哲再来电话,说日军进入北大营,电话中可以听到枪声,但荣臻告诉王以哲遵守命令。然后荣臻与外交公署专员联系,想通过日本总领事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日本总领事称自己也感迷惑,不知攻击原因。晚11点,日军从西门进入城市,杀害遇见的中国警察和士兵。荣臻去见外交公署专员,叫他再次与日本总领事取得联系,总领事则宣称他无权命令日军。9月19日上午10点,沈阳全城被日军占领,街上贴了布告。荣臻表示,沈阳印不了这么大的布告,这些布告是在大连印刷的,后来在东北各地发现了大量类似的布告,说明日军对发动此次侵略早有准备。

   回答麦考益的问话时,荣臻说,张学良不在时由臧式毅负责民政事务,他本人负责军事。9月18日午夜前,他两次电话在北平的少帅,得到的指示是力避冲突,少帅还叫他与外国领事取得联系。

   本来,与荣臻的谈话为清晰准确地判断九一八事变的实情奠定了基础。但4月13日下午的会谈进行得非常困难。李顿指向了核心问题,问张学良“不抵抗指示”的具体日期。张说,发出的日期是9月4日或5日,沈阳收到是9月6日,随即出示了电报的复制件。麦考益问张学良有没有把中村事件看成足以被日军当作借口的严重事件?张是否向南京政府报告日本试图借机寻衅?南京政府是否批准“不抵抗指令”?张学良表示,其与南京代表心意相通。张说,他派私人顾问汤尔和与日方沟通。汤尔和8月22日赴东京与日本外相币原进行了沟通,币原表示不可能发动军事行动。随后,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9月14日赴东京,16日抵达沈阳。而据蒋作宾表示,宋子文也与日方进行沟通。张学良说,这些足以证明他的举措南京接受,日本也接受。汤尔和回忆说,1931年5月他去东京与陆军大臣南次郎见面,南次郎表示,有些低阶军官想发动对华战争,已经被镇压了。

   李顿再次提起中村事件。张学良表示,中村是个间谍,他明明是上尉,却自称是农业博士,身上发现两本日记和地图。李顿话中有话地表示:他早上已从荣臻处得知此事,中村被射杀后身上发现这些东西。荣臻立即纠正说,中村被逮捕监禁时发现了这些材料,逃跑时被射杀。

   双方并不愉快的会谈进行之时,中方在为调查团的东北之行作精心准备。因调查团拒绝伪满接待,北宁路局特地“电令唐山机厂改造特别专车一辆,内有救护室、沐浴室、理发室、洗衣室、冷藏室等,由头等改造,以便调查团长期使用”。

   4月14日第三次会谈中,李顿首先了解东北军在关内外的分布情况。张学良告知,奉天有6万人,3.5万支枪;吉林有8万人,4.5万至5万支枪;黑龙江有5万人,2.6万至2.7万支枪。李顿又问及张学良和各地义勇军的关系。张表示,与李杜、丁超、马占山、苏炳文等关系友好。他提到马占山有给国联的长篇电文。李顿狐疑地问道,马占山不是伪满的部长吗?张学良和顾维钧解释了马占山反正的背景,并解释其通过苏联布拉戈维申斯克经上海向北平发电的路径。李顿要求获得马占山通电的英译文。

   最后,李顿问道,中日之间如就东北问题做出安排,张学良将如何对待?张表示,处在他的位置很难表态,但不管南京政府做出什么决定,他都接受。张特别指出,东北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日本称东北对其很关键,但清朝的历史表明,从东北出发就可以占领全中国。而日方的种种说辞,对中国来说,就像说“我没有腿,把你的腿割下来给我,你的腿对我很关键”。并指出日本曾说没有国家会吞并朝鲜,朝鲜今日何在?

   第三次会谈接近尾声时,李顿曾有感谢多日来合作之类的客套话,看上去像要结束会谈。所以第四次会谈一开始,张学良未等李顿发问,主动发表了关于东三省与中央政府关系的长篇谈话。他说,东三省与其他地方路途遥远,通常不参与反对中央政府的活动,在各派势力间保持中立,但这从来都不影响东三省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海关、邮局、司法一直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东三省从未使用异于中央的法律,也从未飘扬起独立的旗帜。中国代表团参加华盛顿会议,东三省分担了费用,显示大家是一体的。东三省的教育系统和教科书是中央政府批准的。东三省也经常参加中央召集的会议。张学良说,我知道有人指责我们违反条约,实际上,日本设立的铁路守备队和领事警察并无条约依据,但我们仍然忍了。另一个指责是东三省当局效率低,张学良表示:我不想说东三省当局如何,事实是九一八前无人反对当局,现在则是遍地烽火。张学良坚称,东三省秉持门户开放,而日本则否。

   李顿想结束整个会议时,麦考益突然问及张学良还有什么“特别的建议”有助于调查团去东北的工作。张学良表示,如果安全得到保障,有些人是调查团应该见的。麦考益表示,应该得到一个名单,看哪些是应该见的,哪些是能见的,通过特定的外国人来安排。李顿表示反对,称调查团可以通过日本顾问或其他办法自己选择突出的、有代表性的人士。麦考益很不客气地反驳说,这正是少帅担心的,会给这些人带来危险。张学良还特地建议调查团应会见溥仪,但溥仪精神脆弱,又被顾问控制,如果单独问话,会很有趣。

   4月16日,调查团与原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原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进行了补充性会谈。二人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日军进军的过程中,他们奉令要求部下不抵抗。张作相提到,万宝山事件后,他与日本领事共同平息事态。万福麟则提到代理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等在嫩江桥等地进行的抵抗。

   可以看出,第一次北平之行中,中方人员的立论要点是:九一八事变前中日之间因铁路平行线、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以及大大小小300余件“悬案”,关系日趋紧张。中方深知形势不容乐观,乃采取“不抵抗”方针。这一强调自身“不抵抗”的耻辱性的诉说取径,与特定的历史场境有关——国联行政院1931年9月30日决议即强调不扩大事态的原则。国联主席白里安1931年12月10日重申日军应退至铁路区域内,并强调“避免任何行动致再令发生战争,及其他一切足使情势扩大之举动,实为必要而急切”。从实际后果看,中方对“打不还手”的反复诉说,后来得到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采信:“中国方面遵守上峰之训令,既无进攻日军之准备,在彼时或在该地亦无危害日人生命财产之计划。对付日军并未集中应战,亦未奉命开火”,故“日军在是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而对日军九一八事变当夜行动性质的判断,是后续结论和判断的基础:“故独立运动,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在满洲从未听得;所以能有此项运动者,仅由于日本军队之在场”,所谓的“满洲国”,“不能认为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

6月,调查团从东北回北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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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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