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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生:接待与政治:李顿调查团的中国关内之行

更新时间:2022-06-18 21:12:51
作者: 张生  
日方又指出,洪年图书馆中的图书系被中国军队带走,“莱顿大笑,谓退兵时军火尚不顾,何独惜书籍耶”?又据报道,李顿询问为何日军用飞机轰炸闸北平民房屋,日军官答称民居中有中国军队,炮火无法覆盖,故用飞机。李顿说,房屋中未必都是军队,为何不分青红皂白轰炸之。日军官称:“日方彼时用飞机侦察,以分别平民与华兵之所居,然后从机上以炸弹轰掷之。”李顿表示疑问:“飞机离地甚高,日方何以能分别孰为平民,孰为华兵所居?”日军官乃强称可以侦察清楚。

   必须指出的是,李顿的尖锐、刻薄,并非仅仅针对日方说辞,更非左袒中方之意。正准备盛大隆重接待调查团的南京诸政要,很快就体会到了这一点。

   二、 间奏:南京之行

   国民政府外交部在李顿调查团抵达上海前后,组织了“招待委员会”。外交部之外,“市党部于上星期召集各团体、学校等代表开始筹备”,各团队推“纠查指挥”一人负责。3月16日,南京新闻界决定以茶会招待调查团,同时报道称,林森、汪精卫、蒋介石、罗文干、顾维钧以及新闻记者、民众团体、中央党部和中山陵园均拟宴请。至于地点,“林在国府,汪、蒋均在励志社,罗在外部,顾在铁部,记者在中央饭店或华侨招待所,民众团体在金陵女大,中央党部和陵园均在原处”。随行的日方代表20人安排在下关惠龙饭店。接待计划不断补充,甚至在菜式上亦与民族国家整体诉求连带考虑,“外部、市府及中山陵均用西餐,林、汪、蒋均用中菜,表示我中华立国之固有文明”。

   3月27日,首都警察厅以警察一大队从调查团预定下榻的励志社沿中山路,警戒至下关码头;励志社门口,则由宪兵司令部派干练宪兵站岗。各界欢迎人员“数万人”,分段站立于十数公里的道路两旁。海宁门和新街口,搭建大牌楼各一座,用蓝边白布和柏枝扎成,“高可四五丈”,上面悬挂“欢迎公正严明的调查团,欢迎和平使者国联调查团,中华民国决不接受丧权辱国条件,中华民国决不受强权屈辱,抗日绝非排外,中华民族为求生存而抗日,中华民国宁为碎玉不为瓦全,上海问题须与东北问题同时解决”等标语。李顿一行乘船抵达南京下关江心时,外交部长罗文干、海军部长陈绍宽、南京代市长谷正伦等即登轮迎接,上岸时军乐队奏乐欢迎。调查团进城后乘坐外交部招待委员会“特备之汽车”,在众人簇拥下抵达励志社,由外交部次长徐谟、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导入休息。访问杭州的麦考益等三人另从京杭国道晚间抵达南京,罗文干、顾维钧等在中山门迎接。

   接待活动竭尽隆重,然而南京方面事无巨细的接待并不能改变他们面临的严峻局面。3月29日、30日、31日和4月1日,国联调查团与汪精卫等人连续举行四次会谈,直指国民政府的管理及其效能、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等敏感问题,火药味十足。

   四次会谈均由时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台前主导。首次会谈前,3月28日,汪精卫在铁道部官舍午宴调查团,“满举一杯”祝调查团成员健康。当晚,外交部长罗文干出面在华侨招待所宴请调查团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秘书等16人,而中方作陪者是在南京的各部(会)部长和各部(会)次长、外交委员会诸人、南京市长,以及日本代表有田等数十人,可谓冠盖云集。李顿回应了罗文干对刚刚去世的白里安的悼念,“极为诚恳”而自信地提出:“国际联盟为世界和平柱石,对此次中日间不幸的问题,决负责解决。”

   然而,国民政府与调查团的第一次会谈就遭遇了尴尬。会谈聚焦东北铁路平行线和1915年“二十一条”问题。汪精卫表示,国民政府原则上愿意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合法权益”,只要这些权益基于条约,但是拒绝承认“那些不利于中国政府的权益”。他提出“五点原则”:相互尊重权利;以武力强加的条约是无效的;双方秉持和解精神;最好是订立新的条约;双方相互尊重对方的权利:门户开放政策和机会均等原则。注意到这一表态中的悖论性漏洞,李顿追问为何中方认为“二十一条”不合法,汪表示,它未经当时国会批准。李顿立即诘问:“因此,我认为,不承认1915年条约的理由不在于它们是通过武力强迫的,而在于它们没有得到批准,是吗?”汪只得承认这是原因。

   李顿显然对国联解决东北问题过于乐观。李顿表示,到达东北后,将立即“向日内瓦报告去年9月30日决议得到遵守与否”。他询问,如果日本撤军,中国政府是否做好维持秩序的准备。汪精卫表示将派出警察部队,并采取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的行政制度。顾维钧补充说,根据9月30日决议,日本撤军后,中国将保证日本人在东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国联调查团内部本有分歧,这在会谈中涉及具体问题时暴露无遗。美国代表麦考益询问:“可以向调查团提供日本在中国阴谋活动的证据吗?我从各种私人渠道获得的消息表明,这些阴谋阻碍了一个所谓的稳定政府的建立。”意大利代表马柯迪也表示,希望从教育部长朱家骅处获得证据,因为据他了解,“教育部长知道日本教材中的反华篇目”。李顿却提示日方亦有类似材料,“日本还提到所谓系统性的政策,即培养广大民众对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的敌意”。他提醒说,日本这方面的抱怨比其他任何国家严重,认为不该容忍反日团体。汪精卫承接了两方面的询问,技巧地表示:“关于中国教材中的抗日宣传,朱部长已经调查了日本教材,发现其中许多实例不仅反华而且排外。”而抗日团体在九一八之前并不存在,在日本占据中国领土、攫取盐税和关税的情况下,“政府没有正当理由停止这些组织的活动”。对汪的表态,李顿悻悻地表示:“我理解您的意思是说这些组织代表了一种对日本方面极不友好的回应。”

   第二次会谈,主问的李顿更加尖锐。他要求中国提供“迄今为止尚未公布的所有可能与中日满洲争端有关的条约、协议或共识的书面文件”,以及关于东北朝鲜人的任何协议。汪精卫表示未必能全部提供,因为有些是地方当局签订的。他表明态度说,虽然有些媒体称国民政府应该承认东北地方当局和日本签订的所有秘密条约的有效性,但他“想以最正式的方式否认这一说法”。至于1915年的“二十一条”,汪表示,这是在袁世凯非法统治时期签订的,是无效的。李顿立即反问:“您是想表达中国政府视袁世凯非法统治期间缔结的所有条约均为无效吗?”汪自我圆场说:“1916年国会重开后,国会并没有否定袁世凯签订的所有条约,但郑重宣布1915年条约无效。”

   李顿又提出中国的共产主义问题,问“是否有地方存在不被国民政府承认的共产党政府”?汪矢口否认有“那种固定的政府组织”,却提出令西方惊心的问题:如果东北“情况继续下去,我不确定共产主义不会在那里生根”。也许感受到汪对这一问题的忿怒,李顿伤口撒盐式地表示“歉意”:“因为向调查团提出的指控称国民政府没有权威,管辖权有限。我希望能回应这种指控。”

   第二次会谈结束后,蒋介石夫妇组织了盛大的宴会,在励志社中山堂宴请调查团全体委员,同时请汪精卫夫妇、李济深、朱家骅、陈铭枢、朱培德等数十位国民政府要人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名流作陪。席间余兴,有夏一峰的七弦琴,上海“人人笑”的口技,“以欢娱调查团委员”,并有明星公司张石川摄影。中餐由已故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的厨师曹某烹调,“八人一席,桌帷椅披,并燃蜡烛”。宴会强调中国传统礼仪和文化,调查团五委员分坐五桌之首席,“蒋及各招待人员均服常礼服,蓝袍,黑马褂”。致辞环节,蒋表示:“中国素为仁义之邦,向以忠厚真诚为交友之基础,不特个人交际为然,即国际交礼亦复如是。”其隐含中日对比的意味甚浓。而李顿推崇蒋为“中国现代之英雄”,是世界上“有本领之军事家”,同时为“有名望之政治家”,一时宾主言欢。融洽的氛围营造之下,3月31日的第三次会谈进展稍显顺利。

   汪精卫代表国民政府,提出可以通过调停、仲裁、国际常设法院、第三方参与下的谈判和斡旋等四种办法来解决中日争端,并提出“日本应尊重中国领土和行政主权的完整,而中国则尊重日本的合法利益”,“双方保证不对彼此采取任何侵略措施”,承认门户开放政策,在东北商业和经济活动中自由竞争等十项原则。李顿执着于1905年和1915年条约的有效性问题,汪表示不存在1905年协议,“当时只有几分钟的讨论涉及铁路平行线问题”,而1915年条约违反了国联盟约和华盛顿会议精神。李顿随后转向东北民政当局一直“无法镇压土匪活动”问题。朱家骅表示,根据“满铁”的报告,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是和平的,在那之后“土匪活动大大增加”。希尼对此颇感兴趣,他说,中国铁道部部长顾孟余提到同样的事情,除此有没有其他信息来源?汪精卫表示,日本媒体也有报道。当晚,未参与第三次会谈的蒋介石专门与李顿进行谈话。谈话结果,蒋认为“此人理解甚明,似有政治经验也”。

   会谈进行的幕后,外界是很难得知的,但他们看到了想看到的场景。1932年4月1日,南京媒体报道称:

   国联调查团委员昨日上午接见各界代表后……同外交部招待委员,及励志社干事等引导,分乘汽车二十余辆,晋谒总理陵……先至明孝陵,各委员暨随员乃下车步行,游览各地胜迹,且值春光明媚,万花争发之际,各委员无不现欢欣之色。

   国联调查团拜谒中山陵后,出现了一场体现中式接待精妙之处的“巧遇”,双方心照不宣的接待表演仍在进行:

   一时零五分,各委员既循级而下。适行政院长汪精卫、外交部长罗文干,我国代表顾维钧,驱车而至,步行至石级中段,与调查团各委员相遇,遂陪同而下。照原定日程,原拟再游中央运动场一带风景,以时间已晏,不及前往,乃驱车赴总理陵园,应中央党部之午宴云。

   然而第四次会谈,李顿又恢复了此前的尖锐,问到了抵制日货问题。汪表示,中国不想对任何外国表现出敌意;“抵制给中国国民本身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我们非常不情愿使用这种武器……但是我们被迫使用它”。李顿出示了在日本收到的传单,内中提到八次抵制日货运动。李顿询问:我是否可以认为,按照中国方面观点,每次抵制运动都是日本侵略行为引起的?汪表示肯定。李顿追问,日方指出1931年7—11月有1484件日本货物被没收,这是否出于国民政府命令?汪表示,政府没有这样做,但“国民党党员可能这样做了”。有意思的是,汪精卫最后提到,因为东北形势严峻,“调查团应尽快到达那里。因此,中国政府必须暂时放弃让调查团享受愉悦”。目的未遂之后的讪讪之情,溢于言表。

   但调查团没有应汪的要求立即北上,而是转赴汉口。一路之上,各地热情接待如故。轮船经过安庆时,3万余人“在江干悬挂中西文标语,欢迎情绪,极为热烈”。到九江,顾维钧陪李顿等人“登岸游览”。4月4日晨调查团抵达汉口,何成濬、夏斗寅登轮欢迎,中午12时赴市长何葆华“普海春”之宴,下午5点赴外商宴,晚7时赴何成濬宴。4月7日,调查团返回南京,先与罗文干在铁道部会谈,后由罗文干陪同渡江赴浦口车站登车。码头两旁,贴有欢迎调查团英文标语,“车站正面竖有欢迎大牌楼,缀以无数彩色电灯”,月台由军警严密戒备,并有“国府军乐队”参加欢送。此时,九一八事变中的中方关键人物张学良等人已经做好了接待准备。

   三、 高潮:北平之行

北平方面的接待工作,时间上衔接调查团尚未到上海时,空间上延伸到南京附近。早在3月11日,媒体即报道称,铁道部已经训令北宁路局,预备卧车、头等车、三等车和饭车,拟于3月15日开到南京浦口。3月12日,天津市长周龙光赴北平,向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请示接待事宜。调查团抵沪后,北平军政当局和民众团体组织“招待国联调查团委员会”,并设办事处,聘请鲍毓麟、蔡元培、于学忠、周大文等名流为委员。预定事项达18项之多,包括预订北京饭店、游览名胜、专车准备等,尤其规定:“调查团在平期间,各机关团体遇有与该团会晤宴请事项,须先与招待团接洽。”津浦路局不甘落后,推定钱宗渊为“招待国联调查团主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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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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