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形势和金融风险是相互关联的，需要构建一套新的认识论基础。当前，中国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叠加蓬勃发展的数字科技以及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我国经济的发展逻辑、运行逻辑、治理逻辑均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意味着学术界习惯采用的基于事实与结果的传统分析框架以及基于过去和现在的预测方法在经济领域已经不再适用，需要从风险转化与演变的视角来看待各类经济问题。可以说，公共风险已逐步成为一个分析经济问题的重要参照，应更多根据风险情景来采取基于预期和行为模式的政策措施。对金融风险的防控，同样需要导入公共风险思维，注重区分微观金融风险与宏观金融风险，并进一步明确政府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的责任。

　　 关键词：经济形势；金融风险；公共风险；预期；行为模式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严峻，叠加俄乌冲突持续升温，给全球格局带来巨大影响，经济的组织形态、运行方式以及原有的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联和逻辑关系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整个经济处于高度不确定性状态。这种不确定性不是偶然性的，也不是短期性变化，而是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可能进入一个新阶段，发展的逻辑、运行的逻辑以及治理的逻辑，都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在新形势下，传统经济学理论，包括金融学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当前现实，更无法指导未来实践，亟待转换思维方式、逻辑方法和分析框架。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金融风险研究，显然不能只是凭借若干数据进行分析，而是应针对经济运行、经济发展、金融稳定以及金融风险防控等问题，深入探讨其内在的新逻辑。这是制定新的经济金融政策的基本前提。否则，可能会出现严重偏差。

　　 针对这一问题的深究，涉及哲学问题，即应该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如何认识人类的经济活动？如何认识金融？这是认识论的问题。这些都与经济运行逻辑以及金融稳定逻辑存在内在关联，因为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建立在新的认识论基础上的。如果新的认识论没有突破，就很难构建出新的逻辑方法，更加难以提出有效的对策。所以，研究对策不能只是对相关数据的关联性进行分析以判断短期形势，那样对于决策的意义不大。比如，我国当前的宏观数据表现稳中向好，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如果用传统的分析框架和标准进行判断，我国的经济增长、投资、消费、进出口等常规指标均表现良好。经济增速往上走，大家觉得好，经济增速往下跌，可能就觉得不好。然而，好与不好，涉及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这一标准内置于每个人心中，需要自己去琢磨。形成一个结论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其逻辑依据又是什么？看待同一个经济问题，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角度和观点，不同于自然科学、数学结论的唯一性。因此，对于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同分析框架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一、如何看当前经济形势

　　 （一）传统分析框架：基于事实与结果

　　 经济学发展至今，形成了五花八门的流派，最终可以归类为两个主流观点：一个是政府派，主要发源于凯恩斯，认为政府应该干预经济；另一个是市场派，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都是偏向于市场的作用。当然，经济的发展永远离不开政府和市场，两个学术阵营联合起来又形成一派。然而这些学术思想都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对立而形成，只是纠结于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在这个大逻辑上都是一派的，可归之为实体派。

　　 实体派用的是同一个分析框架，即实体分析框架，是借鉴物理学的研究思路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迄今为止的经济学体系，实质上都是建立在牛顿经典力学基础之上的，即用牛顿经典力学的思维模式和认识论来构建经济学，希望将经济学变成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实践证明，这个方向是走不通的。

　　 传统的分析框架是基于事实与结果去研究问题的。事实与结果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于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假设存在一种内在规律，可以作趋势外推。实质上，就是把经济世界视为大自然一样的客观世界，认为有一种确定性前提可以进行预测。学术界大量的分析预测都建立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既然经济世界是客观的，是有内在规律的，那么人们只能去反映它，或是被动地适应它。在观察经济形势时，人们只能说这是客观经济形势，必须理性对待。客观、理性成为人类脑海里抹之不去的基本概念，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强调和强化它。言下之意，就是认为经济世界是客观的、确定的，存在一条不为人知的固定轨迹。人类需要去发现这条轨迹，找到相应的规律，然后顺着这个轨迹往前走。这是一种思维方法，但只能说其是古典物理学思考问题的方法。如果把古典物理学的认知方式搬到经济世界中来，那么意味着经济发展是有宿命的。因为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能人为改变，也就是命中注定的结果。按照这种经典科学的认知思维，世界是有规律的，但不能改变，只能被动地适应，这种推理显然是存在问题的。事实上，自然科学的发展、物理学的发展，自身也打破了这种传统认知，比如爱因斯坦和量子力学之间的争论。爱因斯坦说“上帝是不掷骰子的”，认为上帝创造世界是有规律的，而量子力学的发展反复证实了“上帝就在玩骰子”，不仅是经济世界，整个宇宙、大自然都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才是世界的本质。按照经典科学的思维，实际上也是宿命论的观点，去认识我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显然会受到经典科学思维的束缚。

　　 经济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活动，有许多人类难以改变的条件，但经济活动毕竟是由人构建的，当看待经济形势时，应该从“构建”的角度去认识，而不能完全遵循传统的经典科学思维。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我们无法改变，比如，只能适应物价的上涨。物价为什么会上涨？这显然不是个体行为造成的，而是一群人造成的，但物价的变化，肯定有一个从个体到群体转化传导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人的活动造成的。从这点来讲，如果把当前经济形势当成客观存在去分析，像自然界一样无法改变，那么只能被动去适应。然而现实生活中，当经济形势不好时，如果大家对未来充满信心，同样可能促使经济发生积极变化。换而言之，就是取决于“情景预期”。可以看出，传统的经济形势分析，更侧重于用物理学的方法，制定政策措施也是运用物理学的方法。然而，物理学方法是一种实体方法，仅仅满足于实体思维。从现实来看，经济形势的变化还与市场信心以及民众预期紧密相关，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传统经济学试图排除主观因素，一味强调客观，把主观与客观完全对立起来；而量子力学已经打破了传统哲学的这套话语体系，比如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本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等等。

　　 同样，在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时，如果一味看投资、消费、进出口等指标以及物价、社会融资、居民收入增长等数据变化，然后把这些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并得出结论，显然已经逐渐失去意义。包括各类定性的、定量的数学模型，其实都是实体分析方法，即物理学的实验科学方法。这类方法主要基于历史数据进行线性、非线性外推，然后对未来趋势进行预测，整体来看，都是基于过去判断未来，在经济学领域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局限性。

　　 从过去和现在看未来，需要基于一个有效前提，即未来处于历史和现在的延长线上，但如果未来不在现在和过去的延长线上，就像几何学，那么未来会如何延伸呢？是沿着实线延伸还是更换方向延伸？再复杂一点，甚至还可能拐弯。从现在看未来，只有知道了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哪条路径相关联才能作出选择，否则选择本身就存在巨大的盲目性。当前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就是把基于牛顿经典力学形成的认知模式搬到了经济世界里，以至于经济学家几乎都从未能准确预测经济危机的发生。即便有人预测准确，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蒙”的成分。事实上，预测是需要有一套严谨的内在逻辑的。

　　 当前经济形势更趋复杂严峻，用传统分析框架进行研判存在越来越大的局限性，也越来越难以适应。判断经济走势类似于天气预测，经济学家就是在做天气预报。经济的未来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前制定的政策。未来趋势并不是客观的，而是我们构建的一种结果。如果只是把经济当作客观存在进行分析，这种理性崇拜很可能导致我们在认识上出现误区。当前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就是抛弃了纯粹的理性分析，更多考虑了各种非理性因素，包括情感、意志、毅力、理想、信仰等，这些对于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基于行为主义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发展，是对过去理性崇拜的一种反思。过去的经济学是建立在传统哲学基础上的，而传统哲学又是建立在牛顿经典力学基础上的。这种经济学思想是工业社会、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学，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尤其是进入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革命以来，整个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发生了深刻变化。

　　 当前，许多人把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归结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这种认识显然存在偏差。当下的数字革命，其实是并列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第三次人类文明发展的深刻革命。它不只是工业经济逻辑下的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是整个经济社会基本架构的重新构建。企业架构、经济组织形态以及金融的组织模式、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等，都将在数字革命背景下发生改变。比如，未来的金融模式已经将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从物理空间转移到了虚拟空间，从线下转到了线上，对客户信用风险的判断不再依赖于传统的现场尽职调查，而是依托于大数据，依靠智能风控模型。因此，它变成了另一类金融机构，没有实体分支机构，没有网点，没有信贷员，只有大量的技术人员维护智能风控模型的运转，并推动其不断迭代升级。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种无接触的金融服务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有效降低了风险，提高了效率。可以预见，以后金融模式都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当然这也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比如个人隐私。如何在隐私和便利性之间进行取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构，所有规则需要调整，法律也需要重新制定，这些都是数字化带来的新变化。

　　 在数字化趋势下，显然不能再按照传统方式来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比如，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中未能包括大量数字经济活动，因为现在的统计方法是基于工业化时代以及工业社会的固定关系和经济活动形成的统计。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很多不可共享的东西变成了可交易共用的资源。比如私家车位，在传统经济框架下是一次性成交，相当于一项财富存量，但现在可以重新激活这些财富。有人专门从事私家车位的使用权交易，因为车位不是每天24小时都在被权利人使用，闲置时间可以对使用权进行出让，使其变成一种可交易资源，实际上就是撬动了财富存量。当然，数字革命离不开数字金融，如果没有移动支付也进行不了。没有这种大数据平台，就不能把可让渡车位使用权时间的信息上传到平台上，别人看不到也就没法进行交易。这种数字平台把很多原来不可交易的资源都变成了可交易资源，把闲置的财富重新撬动起来，使整个财富存量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所以，在数字经济下，我们要重新思考现有的财富存量怎样通过金融手段、利用数字技术而重新激活。

　　 如今，我们在物理空间积累了大量财富，然而许多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所谓共享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种状况，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可以预见，这种变化在未来会越来越大，财富存量资源的利用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这一来源看似来自财富存量，实际上是来自在实体基础之上的虚拟空间，这与传统逻辑完全不同。

　　 （二）新的分析框架：基于预期与行为

在分析经济形势时，基于过去与事实的传统分析框架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不匹配性，亟待构建一种基于预期与行为的新的分析框架。预期指向未来，所有的经济活动、金融活动，都是观念和预期的一种结果。我们需要把现在的行动与未来关联起来，而不是与过去关联。“过去”被视为一种沉没成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