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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新分析框架下经济形势研判与金融风险防控

更新时间:2022-06-18 00:40:47
作者: 刘尚希 (进入专栏)  

   在现实情景中,每一位个体、每一家机构,都在努力寻求与未来的关联。然而,当前的主流经济学更多强调与过去的关联,试图收集更长时间跨度内的历史数据,从所谓的长周期、长趋势进行分析,一百年有一条趋势线,五十年有一条趋势线,二十年可能又有另一条趋势线,这种分析方法有其历史价值,但在当前快速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越来越缺乏应用价值。因此,需要构建新的分析框架去认识这个世界,将经济形势当作我们构建的一种结果。按照这个新认知、新逻辑,经济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取决于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和政策措施。从国家层面来讲,有什么改革举措,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形势,它不能脱离于人的活动。因此,我们不要把宏观政策、改革措施,视作我们在适应客观规律,而是应该主动去构建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某种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规律是我们构建的结果,而不是先天存在的。

   这种新的分析框架的基本认知是世界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世界的确定性只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存在,是我们构建的结果,而不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观点看似不可思议,但现在的自然科学发展以及中国的具体实践,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现阶段的主要经济形态可称为新经济,或者说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并不是特指某个行业、某个产业,就像工业经济不是特指某几个行业,而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农业经济不等于没有手工业,工业经济也不等于没有农业,只是在工业经济时代,农业变成了国民经济的基础。我们讲数字经济也并不是否定工业,而是强调进入数字经济阶段后,工业和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新增长点及发展的内在潜力在数字经济,这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趋势。

   新经济的本质就是在数字经济中嵌入金融要素。经济的金融化,导致经济学与金融学的深度融合。首先是微观上的融合,比如公司财务和公司金融在相互融合。以前没有公司金融这一概念,但现在公司财务逐渐被公司金融所取代。微观金融学就是过去的企业财务学与公司财务学。金融自身过去是货币银行学,现在取名金融学。货币学和银行学过去是分开的,而现在两者统称为金融学,不再叫货币银行学。货币是央行管的,和金融机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金融和经济在宏观上也开始融合,经济运行的逻辑越来越被金融所主导。

   经济运行的逻辑,从大的方面看跟过去存在明显不同。特别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运行新逻辑的关键点,其实是货币问题,而货币的基本问题,是看货币是否中性。这一问题改变了经济运行的逻辑。比如美国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是前所未有的财政货币政策。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实际上是认知发生了改变,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如果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这么做就没有意义。因为按照传统逻辑,这样做只会造成通货膨胀,不会有任何正面作用。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实际上是改变了假设前提,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货币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加。如果没有这些效果,美国就不会通过财政方式来增发货币。当然还有现实的观察,就是2008年以来,几乎没有通货膨胀,也就是说货币和通胀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所以,整个经济运行的大逻辑在货币这个支点上发生了变化。货币到底是中性的还是非中性的?是短期中性的还是长期中性的?抑或都是非中性的?这成为经济运行逻辑的分水岭。国外越来越趋向于认为货币不仅短期内是非中性的,而且长期内也是非中性的。因此,在现代货币理论出现以后,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个学术阵容。

   我们应当怎么选择呢?这实际上涉及对经济运行逻辑的判断。数字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是完全不同的背景条件,过去是基于货币中性、货币数量论的一套观点,建立了独立的中央银行制度和货币政策操作体系,形成了一整套理论,在此基础上还有财政政策。所谓总供给、总需求之间的均衡等宏观调控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但如今,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已经发生了改变。工业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是物,需要依靠资源要素的投入,人是被动的、依附的;然而在新经济,也就是数字经济叠加金融化背景下,经济发展的的大逻辑从物变成了人,也就是人的知识、人的创新、人的技能以及人的主体性的释放,形成了新经济的基本逻辑。这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新发展理念的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我们将其转换成学术观点,就是发展要依靠人的创新、人的知识,依靠人的素质提高和能力的提升。总之,发展的大逻辑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

   从治理的角度来看,过去讲宏观调控,现在讲经济治理。治理的大逻辑变成风险。风险是指向未来的,是一种虚拟状态,不能按照实验科学的方式去证伪。实验科学需在实体的物理空间内进行,而风险则是进入了虚拟空间,这是一种虚拟理性、虚拟分析、虚拟逻辑,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形式逻辑。形式逻辑遵循的是二值逻辑——是与非,要么是,要么不是;而虚拟逻辑,既是又不是,既不是又是。类似于量子力学里谈到的量子的两种状态,大量实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人观察的时候是一种状态,不观察的时候又是一种状态,这不是仪器的问题,而是事物的本来面目与人的观察相关联。我们看到的世界,本质上来说都是“构建”出来的。从哲学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都是构建的,构建了什么,就决定了我们能看见什么。物理学家们说,你用什么样的分析框架,就决定了你能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所以,经济治理的根本性问题就是风险治理的问题。

   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通常会担心发展太慢。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经济运行的逻辑、经济治理的逻辑,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改变。其中,发展的逻辑指的是可以构建的一种长期趋势,运行的逻辑指的是当前的状态,治理的逻辑就是宏观政策,如制度、体制、机制如何改进等,都属于治理的范畴。治理的核心逻辑是风险。按照经济治理的分析框架来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需要从风险的转化和演变来看待经济指标的变化及其内涵。

   金融发展的问题则更为复杂,在数字经济的加持下,金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金融化一定程度上就是虚拟化。微观层面的实体交易、金融交易在融合,宏观层面也在融合。经济学、金融学相互融合以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发生重构。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同时也进入了全球发展的新阶段,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再沿着西方的现有话语体系和基本逻辑走下去,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现象,也无法指导中国未来的发展。所以,我们要跳出原有体系,进行许多“破坏性创造”和原始创新,这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当然也是最大的难点。

   (三)当前经济的新特点

   当前世界经济的新特点是高度不确定性,中国同样面临经济下行的严峻挑战。尤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来,我国经济虽然在快速恢复,但尚未真正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这里讲“恢复”,只是从增长速度来看,很多东西用“恢复”概念去描述、去论证,可能还存在偏差。既然到了新发展阶段,为什么还要往前恢复?这显然还是一种物理学思维。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经济增速掉了下去,砸了一个“坑”,现在要把这个“坑”填起来,填平之后再有所增长。其实现在的低增长,是按照传统统计方法得出的结论。GDP的统计可能有水分,也可能有漏统,包括对一些新经济、数字经济的统计,但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呈现低增长态势,已经不是以前的高速增长与低通胀的组合。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自2000年以来差不多翻了10倍,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值在世界上也处于前列,但通胀水平仍处在相对合理区间,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曾经因猪肉价格而发生较大波动,但整体上没有出现通胀。

   针对2021年以来的原材料大幅涨价,有人归因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及全球供需不匹配。这是个抽象概念。疫情冲击导致全球供需不匹配,带来铝、铜、钢铁等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但内需仍然不足,需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有人说这是输入型的,是美国放水造成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无论哪种观点,都是基于传统理论的分析结论。按照传统理论,美国放水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其假设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多了物价肯定上涨,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逻辑推论:货币超发,物价上涨。

   问题是美国超发的货币给谁了?是谁拿到货币并形成需求导致价格上涨?事实上,需求没有增加,内需仍然不足,仅仅是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上涨。我国产业中游、下游的需求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投资需求乏力,为什么上游价格会上涨?这更多是由于预期因素引发的风险判断,使风险情景发生了很大变化。“3060”双碳目标是当前的热点话题,而这些上涨的产品都是高碳产品,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意味着高碳产品供给能力和产量下降,从而预计价格会上涨。“价格会涨”最先不会表现在实体领域,而是表现在虚拟领域,就是期货。我们分析这些领域内期货与现货的价格关系发现,两者价格曲线是高度吻合的,而且往往是期货价格领先。进一步研究发现,期货价格在引领现货的价格,传统的供求关系决定产品价格的结论已经不完全成立。以前讲的供求关系是实体的,供应与需求决定价格,是指实体空间的价格。然而期货就是在虚拟空间里,价格是虚拟的需求和虚拟的供给,即标准化的金融产品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是按照传统经济学供应与需求决定价格,还是有新的力量在左右价格?实际上,当前的定价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要素市场的定价机制越来越体现出金融化特征。

   金融市场的定价金融化不难理解,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机制也越来越金融化,这反映了经济金融化程度在加深。经济从货币化到金融化,再到数字虚拟化。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既是高储蓄率国家,又是高利率国家,而许多西方国家既是低储蓄率国家,又是低利率甚至零利率、负利率国家。按照过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没法解释这一现象。高储蓄率说明资金很充裕,资本过剩并向外输出,说明我们不差钱。那么不差钱为什么利率还那么高?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储蓄率低说明资金少,为什么利率还很低?其实,这就涉及一个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扯不清的问题,就是资金到底是由货币供应决定的,还是由储蓄决定的。从储蓄的角度来看,资本积累必须要有一定的储蓄率。收入减掉消费就是储蓄,储蓄越多,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就越多。

   过去判断流动性是否充裕,往往只看货币政策和货币供应,与储蓄率高低没有关联,那么货币还是原来假设为中性的货币吗?实际上,情景已经发生了改变。如果货币不是中性的,为什么还要讨论杠杆率呢?现在很多问题是难以解释的,但中国确实存在资金很充裕、储蓄率很高的现象。这只能说明我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偏低、成本偏高,导致利率高。因为金融机构追求盈利,需要依靠更高的贷款利率才能消化掉这些资金成本。以前把一些通道、影子银行的高利率说成是环节太多,造成高成本。有正规金融在,为什么又衍生出影子银行?深入思考后可以发现,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偏低,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还有相对浓厚的行政色彩,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自主性、独立性仍需通过改革去提升。

   (四)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呈现的新特点,比如高储蓄率、高利率,是短期问题还是长期问题?这很难轻易得出结论,也出现了很多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如果再运用传统理论、传统分析框架来解释当前的经济形势从而制定宏观政策,可能不合时宜。

货币与通胀的关系,其实涉及货币是不是中性的问题。如果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多了就会出现通胀;如果是非中性的,货币多了可能会带来供给的增加,不一定形成通胀。如果货币本身作为一种资产,不仅仅是企业意义上的货币,像现金作为一种资产,而且在宏观意义上作为资产存在,那么货币存在的逻辑关系也就发生了改变。应该如何去定义货币,成为了一个新问题。另外,比如零利率、负利率、负价格,这些在过去的经济学、金融学中是难以想象的。交易价格顶多为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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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商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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