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周庆智:信访论纲:一个权利观念史的文化解释

更新时间:2022-06-17 09:31:48
作者: 周庆智  

   内容提要:信访的本源和实质是一个权利问题,但其权利概念及其主张,却不能置于个人权利和公民权范畴上来理解。从权利观念史的角度看,信访不仅以历史文化传统为价值基础,也以现代政党国家体制为制度条件。信访的文化解释则试图从历史和现实的内在连贯性上把制度(结构)与文化(价值)关联起来,关注信访制度或信访过程后面的权利观念的根据和意义,一方面要证明信访所揭示的传统权利观念是一种并不一定会随着传统国家的现代转型而解体的关于人类行为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要辨识信访制度或信访过程后面的权利观念的历史文化特性、理论基础和现代制度意义。

  

   关 键 词:信访  权利观念史  制度与文化  政党国家体制  历史文化传统  complaints and proposals  the history of ideas of rights  system and culture  party-state system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一、信访的文化解释:既是立场,也是方法

  

   在建制初衷上,信访制度源于执政合法性的需要,是执政党“群众路线”的产物,①亦即它主要是发挥社会动员或政治参与的政治功能作用,至于通过信访制度来解决或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只是其主要功能的伴生物而已。②1978年经济社会改革后,信访制度的矛盾化解功能方才日益凸显,③这主要是由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生存结构、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分工、利益分化和社会群体多元化带来的结果。

  

   另一方面,近十多年来从官方到民间,与其说是对信访制度本身的关注,不如说是对民众“上访”行动的巨量增长甚至政治化的担忧。相形之下,在法治要求的背景下,信访制度本身却颇像“鸡肋”或“笼中之鸟”,④同时,法治话语下的信访研究更多的却是“只见制度不见人”,信访主体及其具体行动逻辑的表达被有意置放于制度结构中。⑤换言之,信访似乎并不是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更像是一个社会矛盾冲突的“集散地”或“中转站”。同时,信访因与“行政维稳”关联而乱象丛生,信访制度改革因不从宏观体制本身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上推动而深陷“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的难解僵局。⑥如此一来,信访现象也被赋予了更丰富、更复杂、更宏大的叙事含义,诸如政治参与、权利意识觉醒、社会抗争、公民不服从等等。但与之对照,信访制度改革却是按照“以群众工作统领信访工作”的一贯政治逻辑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并被赋予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大的权力。⑦

  

   信访研究现今俨然成为显学,学术界、理论界、政策研究领域倾全力贡献各自的主张或建议。以往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对策性研究和基础性研究。对策性研究对民间信访问题(主要集中在涉讼信访和行政纠纷信访)一般不做某种专业的和学理上的探究,是“就具体事物之本身来看事物”,属于政策论证之类,跟思想、知识没多大关系,具有显而易见的实用主义短处,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至于基础性研究,即“从具体的事物上求出抽象的概念”,大致存在两个倾向,一个倾向是用一套主要是外来的理论或概念来对信访制度或信访过程做出阐述和定义,但由于无视中国语境下的政治基础、逻辑前提和制度条件而把信访纳入民主、法治、宪政的范畴来讨论,⑧基本上属于来自假设的理论或概念的移植工作;另一个倾向是做结构分析,试图从国家政权建设(自1949年建政以来)和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政治逻辑和制度逻辑方面寻求一种“基础性的理论”解释,并试图找到制度结构上的一种均衡关系。⑨不过,上述两种研究倾向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基本上都属于(传统)功能主义范式的理论推演和结构分析,即这类研究因其关注结构因素或系统因素而把“人的变量”(行为和观念)剔除,带有鲜明的“功能主义”印记。当然上述研究也经常有意无意地提到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但在其作品中却看不出历史与现实有什么本质性的关联,大多属于牵强附会之作,基本上没有深入的、经得起验证的历史分析。⑩概括地讲,无论是对策性研究还是基础性研究,都是把“国家”或“社会”置于分析的中心,而不是把社会大众的信访行为和价值观念作为研究主题和分析中心。当然也有关于信访行动方面的研究,但这类研究是把信访行动作为社会抗争主题的一个特殊形态来加以引论,并没有注意到信访行动本身的独特性,(11)偏离了信访研究的主题。总体上讲,作为信访主体的社会行动者在上述研究中大多被做出边缘化、概念化或背景化的处理。

  

   信访首先是、也只能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本文立论的出发点。因为信访生成于政党国家体制逻辑及其“治国理政”的内在要求,故有“信访政治”之说。(12)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信访制度存废之争就是一个假问题;所谓的“信访法治化”“信访功能分类或定位”“司法救济或行政救济”等制度改革之议,就是不得要领的皮相之论。与之恰成对照,“信访综治化”即协调、调动党政、公检法司等国家权力机构力量及密如织网的各种基层党群组织体系,形成高度集权的“大信访格局”态势,才符合政党国家体制的政治逻辑要求。所以在“治国理政”上,信访问题既不是一个功能失调问题,也不是一个过渡行政化或滥权问题,更不是一个司法救济或行政救济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政治合法性或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性问题。在明确这一基本判断之后,我们才把信访视为一个权利获得或权利配置问题,惟其如此,我们下面才能够真正进入关于信访本质的有意义的议题设定和分析视角及方法论的讨论上。

  

   与“功能主义”的研究立场不同,本文首先把信访作为一种文化概念,即信访可以被认为是一系列的“安排秩序观念”(ordering ideas)(13)之一种,这当然是一个文化概念,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制度/规则的概念,这个概念意指或认为人总是生活在他们信其所是的世界之中。以此观之,信访不但用来解决“问题”,同时也可以传达意义。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文化概念的信访,它在逻辑上一方面是关于制度/规则的本质的一类认知模式或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它又将人之“信其所是”投射于制度安排、规则制定的社会行动中,最终统一于关于信访的文化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性之若干设定当中。其次,信访本质上是一个权利获得或权利安排的问题,这也同时表明信访文化的特性,即它是一个与权利观念有关的概念,这使它与一般的文化概念区别开来,后者通常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14)再次,信访的文化解释强调的语境有一个特别的维度,那就是历史维度,其实文化(culture)这个概念本身就揭示了一个强烈的历史维度,它意味着很多具体、细微现象背后的传统,可能跨越好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信访文化也不例外。最后,信访的文化解释还可以扩大信访研究的固有领域,一方面,采用一种明确的历时性方法(diachronic approach),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进行对话,许多问题将变得更为清楚;另一方面,从社会行动者的立场去看他(她)提出的主张和话语,透过分析去发现它们所对应的经验现实、隐藏于其中的问题和因这种问题造成的困扰。而且还要看社会行动者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方式,看那些主张是不是有意义,它们和经验现实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如此,信访的文化解释,就不仅是立场,同时也是方法。作为一种立场,信访关涉价值和态度,它的核心是一种权利观念,并且后者经由世代积淀才塑造了个人、群体的道德诉求和政治诉求的认识基础和心理倾向。换言之,把信访的文化解释主要限定在权利观念史范畴,后者所涵括的并非是些“过了时的形而上学概念”,这首先是因为,信访由一系列的权利主张所构成,这些权利主张带有信访行动者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而且由于人的历史性,这些权利主张植根于他们的传统与经验现实的(在解释学意义上)“前见”之中,它是一个“客观地”存在的世界,信访的文化解释就是在历史和现实的连贯性上对这类观念进行重新阐释和定义。而作为一种方法,信访的文化解释可以被视为对一种权利的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诠释,这个诠释不仅仅是从经典文本出发,还要深入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当中,(15)而且还必须放置于上述文献所产生的历史语境、社会规范或社会条件中。(16)或者说,不是要从一些抽象的观念表述中寻找一种“普遍观念”或“基本概念”,因为“从思想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一成不变的概念,有的只是与不同社会相伴随的形形色色的概念”。(17)寻找“普遍观念”的做法是将某些特定的主张从其形成语境(linguistic context)中抽象出来的传统观念史诠释,这被证明会陷入寻求这些主张的本质上的同一性当中。

  

   进一步讲,信访的文化解释是要把观念与社会建构关联起来,即考察特定结构(或语境)与特定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换言之,一种观念是否发生历史性的影响,不仅要看它产生的“知识语境”或社会条件,还要看它是否是某种基本制度型塑的逻辑前提。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文化从属于社会和经济,因为文化具有其独立性与能动性,这种文化的能动性,是指人们用什么样的观念、情感与心态来进行自己的行动,从而在实践层面上完成了社会内容的建构与意义的重建。那么,将观念置于社会的语境当中来考察的这样一个文化视角,是要思考观念在组织社会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将其视为社会组织的基本要素和动力。(18)如此,我们才能够辨明某种观念是否具有历史连续性,不至于(热衷于)把某种观念抽象为形而上的、非历史性的“普遍观念”或“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被认为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19)这种连续性表现为许多关键概念和论证模式的长期使用,例如,本文对信访文化的考察,关注的是信访制度或信访过程后面的道德诉求和政治诉求之“根据”和“意义”,而权利观念恰好成为其意义模式中的起主导作用的关键成分。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仅要关注信访制度或信访行为背后的个人或集体的认识基础和心理倾向,而且信访的文化解释同时包含了某种方法论上的思考,这包括有意识地运用“信访文化”概念去指导具体细微的实际研究,同时又在此基础上自觉地思考和修正这一概念,重新确定其有效性。在这个意义上,信访的文化解释不仅需要对意义结构的产生和存续本身予以说明,它对于人类行为和社会条件的延续和改变的影响也应该受到关注。这同时意味着信访的文化解释不仅要关注上层精英所代表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更要深入到底层社会的“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当中,(20)把普通人的权利观念放置于历史社会语境当中考察和理解,(21)这样做只会进一步证明,信访既是制度传统的产物,也是当下社会环境中的“事件”,并且信访的文化解释不仅仅是阐发行为、事件和制度的意义,它同时也要揭示信访与其他社会和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强调这种关联的复杂性质和互动关系。

  

   二、传统权利观释义:民本观念及其制度文化

  

学理上讲,当代的“信访”具备社会动员和矛盾冲突化解两种功能,前者针对政府或官方而言,关乎执政合法性问题;后者针对社会或民众而言,围绕着权益(基本生存权利)纠纷展开。这有两个方面的逻辑关联:一个是要把信访行动放置于“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关系”这一框架内来讨论;另一个是确认信访的实质问题乃是一个关于权利获得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4739.html
文章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