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孙兴杰:后帝国空间与国家构建:反思现代国际关系的原点与限度

更新时间:2022-06-17 09:16:17
作者: 孙兴杰  
公元七世纪,在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鏖战期间,伊斯兰教以及阿拉伯帝国兴起并掀起了一场席卷地中海沿岸的征服风暴。阿拉伯帝国不仅占据了地中海东岸和北非地区,还征服了西班牙半岛,深入到欧洲大陆腹地。公元732年,普瓦蒂埃战役阻止了阿拉伯帝国对欧洲大陆的进一步征服,同时也标志着地中海秩序的分裂。“在曾经是罗马文明同一化的地中海沿岸地区,随着一个新的伊斯兰世界建成,一种全面彻底的破裂也形成了,而且这种变革一直持续到我们今天。从此之后,在我们的海的沿岸地区形成了两种全然不同并相互敌对的文明。”(21)

  

   罗马帝国是一个将地中海作为“内湖”的大帝国,地中海是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区,围绕地中海而建立了具有广度的商业贸易体系。罗马帝国之后,再也没有哪一个帝国或者文明重建地中海秩序。查理大帝加冕与其说是重建罗马帝国秩序,不如说是对后罗马帝国空间的确认。教皇为查理加冕,意味着查理的权力来自教会,而不是人民,这是圣经和剑的结合。西罗马帝国秩序瓦解之后,基督教会成为最具有统合力的组织,而基督教内部的“异教”“异端”的挑战使得教皇无法重建具有广度的普遍秩序,而只能借助世俗国王手中的剑来巩固和扩大教会的空间。“世俗权力一旦以这种方式被包容进统治者的宗教职责之中,他与教权的关系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变得复杂起来。”(22)查理大帝创建的帝国与地中海秩序已无关联,并非基于地中海的罗马帝国秩序的重建。查理的征服之剑越过莱茵河这一罗马帝国的边疆,超越了罗马帝国在陆地边疆限度,从海洋走向了大陆。在此过程中,“欧洲”的意识开始觉醒,查理大帝被视为“欧洲之父”。

  

   查理大帝去世之后,帝国走上了下坡路,王位继承危机导致帝国分裂。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将帝国一分为三,“加洛林国家的解体产生的结果是,把西部基督教世界的两个普世性的职位交给了地方集团:把教廷交给了罗马贵族集团;把帝国给了意大利贵族内部不断形成又不断瓦解的各个集团”。(23)从根本上说,查理大帝并没有成功地创建一个帝国,没有建立帝国统治的权力体系,作为罗马帝国边疆的“蛮族”,法兰克人、日耳曼人可以模仿与学习罗马帝国的统治“技艺”,从而大大缩短了国家创建的进程,但是,帝国自上而下的等级化的政治体系与其部落习俗难以兼容。“从一个平等的部落社会过渡到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绝非易事。从现有的国家社会借用制度和机构,使这个过程更迅速,但是日耳曼地区新的中央集权政体仍需克服该地区99%的人不愿意在平等主义上妥协的问题。”(24)西罗马帝国之后的几次重建的努力,更像是与罗马帝国的告别。

  

   后罗马帝国空间与欧洲的“发明”是紧密关联的。在希腊神话中,欧罗巴是腓尼基的公主,被扮成白牛的宙斯骗到了克里特岛并嫁给了克里特国王,可以看到“欧洲”指涉的空间不断向西转移,也就是现在的西欧地区。后罗马帝国空间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秩序呢?在日耳曼地区,与加罗林家族有血缘关系的奥托家族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尝试重构帝国,但是,神圣罗马帝国只是一个陆权帝国,与地中海秩序已无关联。封建主义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重建具有广度的帝国统治秩序。在后罗马帝国空间中出现的“欧洲”代表着一种裂变性的秩序,教权和王权之间的分野、东西方教会的分裂,以及来自北方和东方的蛮族入侵等等,让欧洲秩序经历了数百年的裂变与重组,而骑士制度、城堡正是这种碎片化的政治秩序的象征。直到11世纪的“教皇革命”以及12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欧洲才恢复元气和生机,开始了向外扩张的征程,当然,十字军东征也只是在伊斯兰帝国处于退潮期取得了短暂的成功,这场延续上百年的战争进一步确认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持久博弈,同时,欧洲与“西方”这个概念紧紧绑定在一起。“欧洲理念赋予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确切的疆域统一性,使之得以借此与东方抗衡。但这种统一仅仅是依靠着冲突而建构起来的,它无法成功地调和中世纪西方体系里各个王国间的实际分歧。”(25)

  

   到公元11世纪,西欧开始了后帝国空间秩序的构建之路,也就是欧洲国家体系的构建。布罗代尔认为,欧洲走出帝国周期而进入了一个“经济世界”,这个后帝国空间的形成应该是在公元11世纪,而不是公元16世纪,其标志是“出现了相当广阔的流通区域,而城市则是流通的工具、转运站和受益者”。(26)城市构成了欧洲经济世界的主体,这些城市可以称为一种国际行为体,或者称为城邦或者城市共和国。城邦拥有领土空间,占据了河流或者商路的关键节点,成为贸易和财富的容器。城邦的空间是贸易的网络,是城邦存续的根基。换句话说,城邦的存在需要在一个宽松的政治权力空间之下,换言之,城邦是反帝国的。只有在帝国的边缘或者帝国统治比较弱势的时期,城邦才有比较充分的政治发展空间,依靠商业和市场网络的力量,城邦才能获得或者购买自治权。领土国家的集权运动兴起之后,城邦赖以存续的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被压缩殆尽,成为主权国家治下的普通城市。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汉萨同盟等构成了欧洲经济世界的城市支点,构建起来一个具有广度的贸易和商业空间,为欧洲国家的形成提供了资本和财富的空间。

  

   欧洲国家与欧洲国家体系是同时建构的。从公元12世纪末、13世纪初,欧洲的政治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学者们所关注的“财政国家”的兴起。对英格兰财政署的研究表明,到公元1200年,英格兰王国已经从严格依靠领地的财政体制朝着一种更具剥削性和更加一般化的收入增加制度发展。(27)战争是欧洲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动力,或者说是一场持久的锦标赛。“战争、政治革命和金融创新会使部分但不是全部统治者降低其可变成本。那些能够以低政治成本征集人力、装备的统治者和那些无法以低成本这样做的统治者之间形成越来越大的差距。只要没有出现霸主,强国就会涌现,相互交战,进而在发展火药技术中获得领先。”(28)战争是对一个国家的终极考验,“让战争降温的不是人们追求和平的呼声,而是在资金断流的时候”。(29)历史的事实并不是资金耗竭而终止战争,而是为了赢得战争去努力获取更多的金钱,在战争以及财政压力之下,欧洲国家结构发生变化,欧洲国家从“领地国家”向“财政国家”转型。财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治理结构,直接税体系需要建立在公民“同意”基础之上,也迫使政府朝着“政治问责”迈出一大步。公共财税意味着公共空间的建立,权力和公共资源需要为纳税人服务,公共权力超越了封建制度的私人依附关系。财税体系、责任政府的创建为公共信用奠定了基础,通过举债缓解财政压力变成了通行的做法,而公债体系的建立意味着现代国家可以跨时空进行资源的整合。财税、公债、议会以及中央银行共同构成了现代国家的资源汲取体系,为欧洲国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在后罗马帝国空间中演化出了不同于帝国的政治经济体系。

  

   三、殖民帝国:帝国与主权国家的嵌套

  

   15世纪是欧洲国家体系的重大转折点。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在后罗马帝国空间,欧洲国家体系没有延伸到东部地区,而走向了海洋,欧洲的重心从地中海转向了大西洋,从陆权转向了海权。西欧走向了殖民帝国的道路,是主权国家与帝国的嵌套,开启了世界的海权时代。

  

   “新大陆”为欧洲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金银,有学者认为,美洲金银这一偶发性的因素,“是制度变迁和西方世界兴起的随机性初始条件;正是这把钥匙适时、适度地开启了西欧制度创新的大门,并最终促成了经济绩效”。(30)通过美洲白银,欧洲国家加入到了亚洲的贸易体系,为欧洲的殖民扩张注入了能量。与此同时,东欧地区进入了帝国重建的时代,奥斯曼帝国扩张到巴尔干半岛,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版图囊括了北非、高加索、黑海北岸,成为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堵死了欧洲体系向东扩张之路。于欧洲国家而言,向西是开放或者是进攻性的边界,而东方则是防御性边界。处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德意志地区与西欧就此“分流”,走上了不同的历史轨道,西欧国家开启了海外帝国的创建,而德意志地区则只能在帝国夹缝中创建国家。帝国边缘之地是混杂破碎的,很难创建德意志民族国家。一旦德意志地区创建起强大的国家,西欧国家及其创建的殖民帝国体系的前提就失去了,德意志地区的分裂状态是欧洲均势秩序(典型的是维也纳体系的“欧洲协调”)的前提,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所论述的,三十年战争确立了中欧分裂的状态,“德国未能成为一个单一国家,内部时有小规模的纷争,便无暇顾及向外发展”。(31)欧洲国家体系创建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帝国的再构建,一是西欧的海外殖民帝国,二是东欧地区大陆帝国的重建,奥斯曼帝国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帝国就是如此。

  

   欧洲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帝国,尤其是海外殖民帝国的构建开启了海洋帝国的时代,形成了不同的帝国统治的逻辑与悖论。德国哲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认为,海洋帝国的兴起重塑了政治秩序,“从本质上说,前全球时代的秩序是地域性的,即便它也包含制海(Seeherrschaft)和海上霸权的部分。当地球第一次被欧洲人以他们的地球意识去理解和丈量的时候,原初的地域性世界就被这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彻底改变了”。(32)16世纪,英国人迈出了从陆地生存向海洋生存的第一步,最终英国成为彻底的海洋国家,虽然地处欧洲,但却不属于欧洲,而是欧洲国家体系与海外帝国体系的连接点,海洋国家最大限度地摆脱了旧世界的束缚,也就是欧洲的均势体系,海洋国家没有形成均势,而是霸权体系。同时,海洋国家是工业化世界的发源地,推动了全球秩序的大转型。大航海时代改变了欧洲人对地球的认知,“全球”空间的观念出现,土地的神秘感被新的空间观念取代,与欧洲殖民扩张相并行的是新的国际法观念的出现,划分出不同的空间,尤其是新世界与旧世界的区分,而所谓的“自由疆域”就是欧洲殖民列强进行争夺的战场。“通过划定自由疆域,界线这边欧洲公法管控下的自由与和平的空间获得了释放,不会因为界线那边的情况而遭到威胁,否则欧洲和平区的稳定也难以维持。换言之,划定争夺新世界的战场,也有助于对欧洲内部战争的遏制。这就是其国际法上的意义与合法性所在。”(33)

  

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是欧洲国家能量和“罗马帝国情结”在海外的投射,是帝国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殖民帝国的扩张为后帝国空间的扩张埋下了伏笔。诚然,17世纪是一个全球帝国竞争的时代,欧洲各国纷纷构建海外殖民帝国,而欧亚大陆也出现了强大的陆权帝国,比如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清帝国和沙俄帝国。殖民帝国具有双重属性,一是欧洲国家及其国家体系,主权不断下移,人民主权的观念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和纽带已经不同于帝国,拿破仑帝国的失败意味着在欧洲不可能创建基于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帝国。英国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认为,欧洲的现代国家历程是由“暴力”推动的,“统治小国家的掠夺成性的暴君,一步一步地进化成为争取选票而千方百计讨好选民、承诺服务的现代政治家。沿着这样曲折蜿蜒的小路,现代国家最终演变成向全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34)可以说,欧洲国家体系是反帝国的,战争压力之下欧洲国家体系积聚了巨大能量投射到了海外,对非欧洲帝国以及尚未进入国家阶段的地区和文化具有相当的优势和攻击性。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认为,1500年大西洋沿岸的欧洲人有三项天赋:根深蒂固的鲁莽好斗的性格;善于运用复杂的军事技术,尤其是在航海方面;能抵御长期以来在整个旧大陆广为流行的各种瘟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4734.html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2021年 第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