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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湘 陈飞羽: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论析

更新时间:2022-06-17 09:14:18
作者: 刘胜湘   陈飞羽  

   内容提要: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分析大国竞争的重要视角。二战后,在大国恶性竞争的传导路径引导下,美苏争霸不断发酵直至冷战生成。当前,以中美战略竞争为主的大国竞争再次浮现,如何理解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学界亟须思考的现实问题。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分阶段演进,缘起于竞争舆论,发展于竞争决策与竞争政策实践,形成于竞争施动国与受动国之间的互动。不同的阶段反映不同的竞争状态,不同的竞争角色承担建构不同竞争状态的责任。建构良性竞争、恶性竞争,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竞争的关键在于路径的选择。只有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竞争回应,维持有效的复合沟通机制及寻找利益关系平衡的“谢林点”,才能构建起具有包容性的国际良性竞争关系,而这正是当前中国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和管控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

  

   关 键 词:大国竞争  生成与传导机制  美苏冷战  中美战略竞争  良性竞争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大国竞争愈演愈烈。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已进入全面战略竞争时期。①2017年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认为中国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及利益,损害美国的繁荣与稳定。②这一表述与1947年美苏冷战前期,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的国情咨文如出一辙。③如今,中美之间的较量还在发酵,大有复制美苏战略竞争之势,且已经迫近“破与立”的临界点,甚至出现了中美“新冷战”“准冷战”等说法。然而,学界对于大国战略竞争生成与传导路径的关注却略显匮乏,亟须对该问题加以深入分析。

  

   当前,大国关系经历的结构性变化既不是霍布斯式的对抗,也不是康德式的合作,而是洛克式的竞合关系,是折中主义下的竞争和条件主义下的合作,有限竞争与有条件合作是当前大国竞争关系的主流。在竞争关系状态下,各国时刻调整自身的对外战略,以期获得更大的收益。为此,大国竞争也呈现不同的状态——恶性竞争、良性竞争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竞争。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换,稍有不慎,良性竞争和折中竞争就可能酿成恶性竞争;但如果管控得当,大国之间也可能长期维持良性竞争和折中竞争,甚至可能从恶性竞争转化为折中竞争或良性竞争。这一系列的路径切换过程实则是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内源性变化所致,对其进行透析实际上是对大国竞争关系变化的一种全局性把握,有助于引导大国趋于良性竞争,避免恶性竞争。鉴于当前中美激烈的战略竞争关系还将持续,厘清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尤为重要。通过运用实证方法对比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生成与传导进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大国竞争关系的历史大势与未来的衍生方向。

  

   二、文献回顾

  

   关于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学界分歧较大。对于大国竞争状态的由来,既有人将之归因为政治体制之争,④也有人主张大国竞争关系是某些竞争领域深化、扩展的结果。⑤由此可见,学界主要是从特定视角和具体领域对该问题展开讨论,虽不乏对大国竞争趋势的判断,⑥但主要是基于现状,对未来的竞争关系进行经验性判断,并未形成关于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系统性分析,对于竞争状态中各要素的因果联系也莫衷一是。因此,当前学界对大国竞争关系状态的生成、传导及发展的总体看法相对分散,观点较为庞杂且缺乏有效的逻辑整合。从美苏冷战到中美战略竞争,学界围绕大国竞争关系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上有四种解读视角。

  

   第一,秩序竞争生成论。此论以国际秩序变迁为参照,将大国竞争关系的演化视为秩序竞争下的一种必然状态,认为秩序之争是推动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老牌大国与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因素”,⑦其竞争目标是国际秩序的领导权。⑧秩序之争常出现在新旧秩序的交替阶段。冷战之初,由于两极关系的确立,大国之间形成了“极文化”,⑨随着大国间疏离关系的进一步向下散射,从而固化为更加严峻的全领域战略竞争状态。⑩在两极全面对峙的竞争状态下,竞争的主线是国际秩序的决定权。由于单极国际格局中难以构成战略竞争关系,(11)而多极格局中国家的战略取向是分散的,亦无法聚焦于以两国为基准的秩序之争,(12)因此,唯有两极格局中的大国竞争可能构成以秩序为导向的战略竞争关系。(13)作为两极的大国既谋求以自身的话语体系和意图建构国际秩序,又要容忍他者参与建构,从而在互动循环中建构生成不同的竞争状态。原先处于体系边缘地带的国家在权力转移下逐渐进阶为国际权力的中心国与挑战者,而体系主导国则不得不与挑战国博弈。(14)围绕秩序展开的大国战略竞争是由一系列竞争起始要素(15)的共同作用所致。美苏争霸的原动力是人口、经济、自然资源及地缘政治等几方面共同作用下的世界领导权之争,两次世界大战直接导致欧洲让出世界霸主地位,作为“侧翼大国”的美国和苏联从此崛起。在这场变革中,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全面崩塌,崛起国希望取代欧洲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在此过程中,美苏双方为争夺秩序主导权而发生摩擦,究竟是“大国协调”还是“极权分治”贯穿了美苏争霸的始终。(16)

  

   后冷战时期以来,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一度使国际秩序实现了相对稳定,但随着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快速崛起,现有国际秩序再次进入到新一轮的角逐之中。(17)中国一直试图融入西方式自由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却被美国排斥。(18)由于国际秩序竞争加剧了国家间的战略竞争,这不仅关系到单元层次上力量与权力的分配及国家间的互动方式,更关系到国际秩序的结构和性质。(19)因此,中美竞争关系的生成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竞争方式的转型,如今竞争主导的大国关系渐渐取代了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引发竞争变革的因素既可能来自于美国内部,也可能来自中国的应对。(20)“中国如何顺利实现和平崛起以及美国如何成功应对中国崛起,成为真正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战略问题”,(21)如有西方学者提出,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将对美国的霸权秩序构成挑战,这会带来“地区性势力的激烈竞争”。(22)还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是“维持现状的大国”,中国是“改变现状的大国”,(23)“中国的崛起和正在进行的权力转移将因地区秩序的重构而导致大国冲突”。(24)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也认为,“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美国将难以阻止中国成为一个相匹敌的竞争者”,因为中美两国欲争夺东北亚的霸主。(25)综合来看,以上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秩序竞争导致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逻辑,他们强调大国主宰国际秩序的诉求是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主因。大国间无论是在竞争中合作,还是在合作中竞争,最终目的都是要争取国际秩序的整体安排符合自身的价值与利益。因此,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中透露着对秩序安排的深层次要求。

  

   第二,竞争外溢论。解读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另一视角强调竞争生成的源头是现实利益的博弈,即大国间某种利益难以调和而导致的竞争外溢,从而造成全面的竞争状态。此观点认为,由于国家围绕利益的博弈不断放大,进而散射至整个领域,即“竞争外溢论”,因而动态的现实利益往往是国家竞争取向的基本考量。大国竞争是大战略的博弈,由局部性的竞争关系构成,无论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是美国的“重返亚太”及“印太”战略,都是一定时代背景下中美两国根据现实利益不断调整竞争状态的具体实践。(26)面对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等领域的挑战,美国国内“里根主义派”“民粹主义派”“温和强硬派”等多股势力迅速合流,主张对华实施压制性的战略。(27)卡普兰(Robert Kaplan)认为,中国正在增长的力量将加剧中美关系的竞争与紧张,美国“将试图阻止中国成为东半球大部分地区的霸主”。(28)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是多重利益交织作用下的产物,局部性冲突与总体竞争关系的生成存在必然联系。从美苏争霸时期两国以军备竞赛为主的冲突与纠葛,到中美战略竞争时期的贸易战与科技战等,都是竞争双方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难以协调局部利益,从而导致竞争关系的不断发酵。竞争外溢论强调,大国对现实利益的动态追求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不同阶段的竞争政策与方式,造成了国家在现实需求的不断变化中不得不依据竞争的态势调整竞争思维。(29)大国需要根据自身所处的竞争场景及领域确定竞争的方向及具体策略。

  

   第三,大国互疑生成论。“大国互疑生成论”属主观解读视角,认为大国之间的关系状态是彼此是否存在信任造成的,互信会建构良性竞争关系,互疑则导致恶性竞争状态。如果两个大国间的相互战略猜疑不断滋长,彼此之间的竞争和紧张关系将逐渐变得尖锐。(30)若中美两国国内的若干不确定因素,如环境问题、公共卫生安全、两极分化等国内社会的治理分歧对中美“双边关系造成影响,社会间的互不信任感加深”,(31)那么,中美在战略层面的互疑也会逐渐加深。(32)双方有可能因存在的战略互信赤字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33)

  

   第四,大国竞争共同进化论。此种视角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运用到大国关系领域,认为大国竞争是大国生存的本能所致,大国间的关系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2010年,拉莫(Joshua Cooper Ramo)首先提出了中美关系共同进化的解释框架,他运用生物进化的观点解释中美关系。(34)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论中国》一书中认可这一观点,认为中美是合作与竞争相交织,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co-evolution),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事务,在可能的领域展开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35)“中美两国将在深思熟虑后避免直接而激烈的零和竞争,转而寻求同地区国家重新磨合,以间接方式强化自身优势,从而使中美在亚太构成‘共同进化关系’”,“中美由‘共同进化’而实现‘共同进步’,是完全可能的”。(36)

  

进入21世纪,随着大国竞争愈演愈烈,一度蛰伏的冷战风波再起。新时期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全局性的战略竞争,是撬动当今国际体系变局的核心变量。无论是从秩序竞争视角,还是运用竞争外溢论,抑或是大国互疑生成论和大国竞争共同进化论阐释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变化机理,都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略显遗憾的是,以上四种观点均忽视了大国竞争机制本身及其生成过程。秩序竞争生成论忽略了关于竞争的具体进程的研究,即大国之间如何走向竞争。当大国展示出明确的对外战略竞争姿态时,其背后往往蕴含着复杂的内部成因及国家对竞争意愿的整合。也就是说,当国家以竞争国际秩序为核心战略时,竞争这一行为已经成为竞争生成机制的结果性输出,是一种已经成形的状态而非形成竞争关系的原因。竞争外溢论认为,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是围绕现实利益的博弈所致。此观点描述了不同领域和层面的竞争对大国整体竞争态势的影响,然而其诠释缺乏过程性。当多重现实因素叠加时,一种现实因素可能诱发整体性竞争,却无法断言其是否是竞争关系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大国互疑生成论分析的是大国竞争关系状态生成的根源,也没有涉及生成的过程问题,且由于这是一个主观视角,互疑的程度与过程也难以把握。大国竞争共同进化论虽然指的是进化过程,但认为这只是大国的一种竞争选择,并未论及路径的选择问题,而且在选择时竞争已然成为一种战略。从历史上看,大国战略竞争选择基本是一种恶化而不是进化的过程,最后的结果基本是战争或冷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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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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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亚太》 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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