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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汤琛:作为“方法”的日本:甲午后晚清官绅的东游记书写

更新时间:2022-06-17 09:06:43
作者: 杨汤琛  

   内容提要:甲午后,晚清掀起了东渡狂潮,官绅所作的东游记由此勃兴,东游记所生成的“日本”作为一个地理文化空间,不再是中华意识下异国情调式的想象物,而成为具有启示意义的“他者”、便捷有效的救国方法,并在实践与想象的牵扯下生成为合欧化汉的东方乌托邦形象。其书写力图将日本作为一种方法内置于晚清朝廷变革图存的愿景之下,同文同种的日本之变革提供了如何在固有的文化基体上摄取西方文明并成功再生的范例。保留了上述意识与经验的东游记,展示了晚清官绅力图保存文化主体性又主动接纳现代性价值的活力与限度。

  

   关 键 词:甲午后  东游记  晚清官绅  近代转型

  

  

   甲午之后,晚清掀起了东渡狂潮,细而察之,东渡主体大致为两类,其一为负笈出洋的留日生,其二为游历考察的官绅。毋庸讳言,学界多注重留日生的意义阐发,亦颇有创获,留日生群体被指认为革命的实践主体,是旨在斩断旧体制关联,从否定的角度凿开了中国近代化出路的先行者;较之而言,清末游日官绅并不被视为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力量,甚至于诸多论述里被想当然地归于落后、保守的朦胧背景,而被忽视或遮蔽。学者桑兵也曾指出这一研究的缺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游历未能得到研究者足够的关注,其原因一则留学生的影响后劲强,二则清政府及官绅的行为多遭否定,三则有关资料较为零散,又未经收集整理的积累。”①可见,游日官绅的意义探讨亟待深入展开。

  

   目前,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涉及这一课题,美国学者任达即认为,虑及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衍变,作为传统主流阶层的晚清官绅的日本体验与书写,亦构成了推动近代中国转型之不容忽视的一股动力,戊戌前后晚清社会知识与制度体系的大变动,源于清政府和各级官绅为主导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其中,日本的影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②。任达的论述让后学者看到,向来被忽视的晚清游日官绅的知识递嬗与思想流播,有其历史价值,并对近代中国之嬗变有着深远影响。清末游日官绅是皇权辖管下的权力阶层,为隶属于历史基底之上相对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他们因时势需要奉命赴日考察,肩负谋求变革、问学求政的重任;日本考察的经验部分改变了这批官绅的惯性思维,局部更新了价值判断的标尺,促使他们客观上从实践层面启动了近代化的步伐,如载振访日归来促成了清朝商部的成立,罗振玉东游归来后全力宣扬现代教育理念等。当然,这种自我更新仍艰难地跋涉于传统的地平线上。

  

   值得注意的是,与留日生寥寥可数的几部游记相比,晚清游日官绅留下了数量繁多的东游记。实藤惠秀曾以“东游日记”之名将日本游记归纳整理,据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实藤文库所录,共计相关目录227种,其撰写者多为赴日官绅,其荦荦大者有罗振玉的《扶桑两月记》(1901)、吴汝纶的《东游丛录》(1902)、严修的《东游日记》(1902)、周学熙的《东游日记》(1903)、盛宣怀的《愚斋东游日记》(1908)等。这一批基于现实诉求而产生的东游记无论在观看视野、书写主题还是他者想象层面均与甲午前的东游记拉开了距离,其书写多聚焦于教育与政体,力图将日本作为一种方法内置于中国近代变革的愿景之下,求得强国的灵丹妙药,并热衷于构筑一个可堪快速仿效的东方乌托邦,刻意遮蔽了日本的反华情绪与中日关系的阴暗面。其日本书写豁现了官绅阶层保全传统又力图革新的复杂的意识图式,亦展示了其近代意识的曲折发展。某种意义上,对记载官绅域外交往与精神嬗变之东游记的研究,或许能突破革命、进步的叙述框架,为我们重审晚清复杂的历史进程提供更为纵深的勘测路径。

  

   一 以日为师与东游记的勃兴

  

   甲午一役粉碎了固有的历史意识屏障,迅速将中日关系推到一个新的、颠倒性的关系之中,大量留日生与官绅涌向日本,由此出现了东渡狂潮,东游记由此勃兴。对其考察有几个面向值得注意,其一,东游记书写为何在甲午后达到高潮?其书写背后“以日为师”的方法论视野是如何生成的?其二,向来被研究者所忽视的东游记书写者的身份问题,即为何书写主体为官绅群体而非留日生群体?

  

   要讨论甲午后弥漫朝野的“以日为师”之方法论的成因,不能不提晚清名臣张之洞、变法魁首康有为等流布全国、震动朝廷的言说。甲午一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不仅中日关系因此重构,船坚利炮之法亦遭遇激烈的现实质疑,变革言论由此蜂起。洋务派中坚张之洞作《劝学篇》呼吁全面改良、学习日本,“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为了解决西学之祸与强国之间的矛盾,张之洞认为日本俨然于中西合流层面建构了一个完善的模型,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有效办法。“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儒术危矣,以言乎迩,我不可不鉴于日本”③;为此,他还从文字、路费、语言等现实考量为尺度,将日本视为清帝国寻求强国之道的一条捷径,宣扬“西洋不如东洋”。仔细品读,张之洞所传达的意旨,不脱中体西用的理念,既然从器物之学转向近代制度、文明之学为大势所趋,而欧美文明体作为异质的压迫性他者,难以被移植或对接入传统中国的文明基体,更有动摇中华文化之本的潜在威胁,因此,不如转向有小中华之称又在近代变革中大获成功的日本,同文同种的日本变革,可谓为彼时陷入困境的清王朝提供了强国的方便大法,这一思路并非在意日本有其内在价值,而在于日本具有契合清王朝现实需求的实用功能。国势垂危之际,张之洞的《劝学篇》于1898年6月上报皇上后,很快上谕下令印刷40份分送总督、巡抚以及各省学政,在晚清朝廷造就了非凡的影响力。

  

   同年,身为变法魁首的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日本变政考》,其立论以“今我有日本,为向导之卒,为测水之竿,为探险之队,为尝药之神农,为识途之老马,我尽收其利而去其害,何乐如之”为方法论,倡扬以日为师“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④。显然,康有为的呈言极大触动了志在变革的光绪帝,“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上以皆日本施行有效者,阅之甚喜”⑤,由此,向日本求取变革方法俨然成为清朝廷的一种支配性思想。

  

   就清政府的现实反应而言,1896年,《马关条约》墨迹未干,朝廷遣学生十三人抵日本求学,掀开了晚清东渡行动的首页。1903年,清政府颁发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以奖励”⑥,即表明除了科举之途外,如果能在日本学堂获取相应文凭,就可授以举人、进士等类同科举的尊荣。至1905年,清政府废止了科举考试,极大地加速了晚清留日生的爆炸性增长。时代丕变,以往可封妻荫子的科举之途走向穷途末路,出洋求学却独领风骚,成为能兼得名利的登龙术。据统计,至1904年,已有三至四千学生留学日本,并于1905年科举废止前后形成了东渡高潮。⑦

  

   与留学行动相应和,官绅赴日游历也与日俱增。戊戌变法期间,内廷特设制度局,游历局位列第十,出洋游历成为官绅重要的仕途经历。新政时期,选派大小官员游历日本定位为清廷的国策。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专门规定,新任官员必须赴日游历“现通饬实缺州县人员,除到任已久,未便令离职守外,其余新选新补人员,未到任以前,酌给津贴,先赴日本游历三月,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归国,然后饬赴新任。并责成呈验日记以征心得”。⑧对此,各地方官无不纷然仿效。据统计,从甲午战后到民国成立前夕,赴日考察的官员人数高达1382人,其中清朝廷直接派遣的官员有424人,地方政府派遣的有958人⑨。

  

   东渡狂潮下,大量东游记随之应运而生。有意味的是,目前留存的东游记百分之九十以上由赴日考察的官绅所书写,大批留日生身处日本、深谙其味,却少有东游记行世。专门从事近代留日生研究的严安生即感叹,“这部分(东游记)的数量也多达二百多册,但是其中出自实地生动体验最多的留学生之手的记述却极少”。⑩其深层原因何在?

  

   究其个中缘由,当留日成为快速攫取名利的登龙术,诸多投机攫利者难免鱼目混珠,无意于求学,留日经历不过充作归国后“猎官”的资本,如史料所载,从1904年到1908年,仅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就产出了1145名翻新的官僚和官僚苗子(11),这批旨在走仕途终南捷径的投机者热衷在日本混个资历,不遑顾及对日本作考察记录。其二,对于真心求知、求道的留日生而言,他们多因时势卷入革命的旋涡,无暇他顾。身临其境的孙中山曾感慨:“时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而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12)显然,日本于留日生而言不复为学习考察的他者,而是革命的策源地,如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即以留日生为主体,陈天华、蔡锷、黄兴等革命的马前卒均为留日生。较之集会抗议、报刊宣传乃至暗杀策划等见效迅速并激烈的革命活动,东游记这类纸面文章自然被留日生们搁置一旁。

  

   相形之下,东渡考察的官绅群体在传统帝国的权力结构内不仅“是一个非斗争因素”(13),而且隶属权力共同体的一部分,是朝廷遣往日本的信息耳目,考察记亦是须交付上级的规定公务。1904年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专门规定游历之要旨,“凡考察所得,宜记载著书,归国后奏呈考核”(14)。显然,东游记是游日官绅必须交付于上的书写任务,也是清王朝借此自我变革、寻求施政方法的重要信息源。

  

   这批赴日官绅身处风雨飘摇的乱世,固然远离革命旋涡、思想保守,却不得不弃旧图新,期待于日本“仙山”处借来治世的灵丹;如刘学询自述,“学询又思,近己而相类者,无若日本。日本昔之贫弱犹己也,三十年间由贫弱而几于富强,与诸雄方驾。其由此适彼,若此之易也,果操何术而能然者欤?”(15)同文同种、同病相怜的历史渊源转化为以日为师、变法自救的强劲动力。光从甲午后日本游记的目录来看,专写“考察”的东游记便占了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王宝平敏锐地将这批东游记定位为“以考察记为主”,认为此时的日本游记“由被动的本能反应防御转为主动的虚心学习”(16),此言可谓精当。以考察替换纪游,意味着日本不再是昔日观光的游览胜地,而成为方法展示的有效样本。报告式记录成为书写的普遍方式,譬如严修赴日本,几乎每日必记,凡工业、学校无不详录在案;黄璟考察农务,将日本的农具、耕作方法详细道来,宛然一部农耕技术史;载泽专考政治,可作日本政治小史来读。总之,这批东渡的晚清官绅一边禁锢于现有体制内部,一边不断打破历史板结之物,将日本视为变革的信息来源地,力图于存旧与革新之间为岌岌可危的清帝国寻求适宜的救赎之道。

  

   二 方法论视野下的教育考察与近代意识的深化

  

诸类甲午后的东游记中,教育考察记的数量雄踞榜首(17),1898年之后更呈井喷式发展。有学者亦指出:“从考察者看,专门赴日考察教育者自不待言,众多的官员、民间文人学者、实业家、留学生等,尽管他们赴日的缘起和动机各不相同,但赴日后很多人往往转移重心,不务正业地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考察学校教育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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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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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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