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魏宏远:近代知识分科与新文学的社会化生产

更新时间:2022-06-17 09:05:02
作者: 魏宏远  

   内容提要:近代废除科举制,传统的以经学为核心的“经史子集”知识体系解体,西方新知识不断传入,知识分科在高等学堂的专业设置、公共图书馆书目编纂中得以展开。因“文”“道”分离,加之西方文学观的“植入”,中国古典文学“文以载道”“文道合一”模式逐步被以白话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新文学所取代。文学从以“人”为中心的“文学科”“文学门”“文学吏”“文学传”发展到以“文”为中心的文学专业;从选贤任能的“人学”走向了专业化、职业化和商业化的“知识学”。此后西学知识、日本经验使文学的职业化和市场化加速,以文学谋生、以写作为职业成为可能。近代高等学堂文学专业的开设,类书、丛书、图书馆书目、文集、期刊以及工具书“文学”类的设立,加之文学史教材的编纂,促使文学的社会化商业生产,文学不断走向知识化,文学的生命体验和感受日渐稀薄,塑造力也不断减弱。

  

   关 键 词:知识分科  新文学生产  中国文学史  文学市场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学”一词多指“以言语文字被顾问者”或“学经书之人”,或指擅长辞章经术而博学的人,后来转指“经史掌故词章之学”①。文学由强调擅长辞章技能者的主体性体验和感悟走向了注重诗文化和专业化的知识,文学的生命体验和感受不断弱化,由“人学”走向了“知识学”。随着近代知识分科,高等学堂文学专业的设立、文学史教材的编写,“文学”的专业化和市场化越来越突出。今天我们言说文学时通常把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当成了文学,然而章太炎却力主一切文字皆文学,即“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者,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②那么,文学在历史上是以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和典籍方式存在?今天的文学为何失去了昔日“经夫妻、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塑造力,以及“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社会影响力?

  

   近代知识分科使文学走向了客体化、专业化和职业化,西方知识的传入推动了新文学的社会化生产、文学史的编纂以及文学专业的独立。汪祖华提出:“广义的文学(或称杂文学),是一切学术的总称,这种,我们最好将它推出于文学范围的外面,不承认它为文学;狭义的文学(或称纯文学),就是真正的文学。”③“狭义的文学”或“纯文学”是为了强调所谓的“文学自觉”或“文学独立”,是指“文学”在经学体系解体后获得了与史学、哲学等同的地位。曾毅《文学之种类》提出:“欧美文学之稗贩甚盛,颇摭拾其说,以为我文学之准的,谓诗歌、曲剧、小说为纯文学。此又今古形势之迥异者也。”④也就是说,所谓的“纯文学”源于“欧美文学”,与传统中国以经学为中心、以文史为基础的“杂文学”有着较大差异。一方面,研究者极力打造“纯文学”的观念,将文学简化为诗词、散文、小说和戏曲;另一方面,文学在类书、丛书、图书馆书目以及文学史编纂中不断呈现“杂文学”的样貌。

  

   郭绍虞提出:“盖由文学的外形以认识文学之面目,其事易;由文学的内质以辨别文学之本质,其事难。”⑤文学外形与文学本质其实很难区分,新“文学外形”蕴含着新的“文学本质”,是人们对文学的新理解和新阐释。王国维提出:“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⑥目前有关文学的研究偏重于从概念、审美、文学史书写等“应然”层着眼⑦,这些成果固然有其价值和意义,然而,从“‘文学’是什么”的概念史角度来言说“文学”,容易走向空泛;从文学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思想和观念来理解文学也容易有“六经注我”的嫌疑,而从“文学”的社会存在形态、典籍呈现方式,也就是从文学被用作什么来言说文学,能更好地理解文学是什么。为了避免文学概念与实践之间的脱节,我们着力从“实然”层探讨文学在古代社会的存在状态、典籍呈现方式以及在近现代社会的商业化生产。为此,本文拟从近现代知识分科、文学由选才任能的人才之学走向专业化、市场化的知识学来探讨新文学的社会化生产,以此促进我们思考近现代以来在知识分科背景下文学的主体性和塑造力为何变得越来越软弱。

  

   一、历史典籍中文学的“主体性”样貌

  

   我国早期的“文学”为孔门“四科”之一,与“德行”“言语”“政事”并立,《论语》中有“文学子游、子夏”之说,“孔门四科”中的“文学科”是指擅长辞章经术而博学的人。明代侯先春辑录《言子文学录》三卷,专载言偃的言行,将言偃的一切言行视为“文学”。三国时刘邵所撰《人物志》提出“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⑧也就是说,“文章”与作者是一种“对象性”的关系存在。

  

   “孔门四科”中的“文学”,皇侃解释说“文学,指博学古文,故比三事为泰,故最后也”。⑨韩愈、宋祁、欧阳修等视“文学科为下”,这种说法遭到了清人陈澧的否定,他认为“文学为四科之总会,非下也”⑩。邢昺《论语注疏解经》将“文学”解释为“文章博学”,郭绍虞却说:“邢氏所谓文章、博学,并非分文学为二科,实以孔门所谓‘文学’,在后世可分为文章、博学二科者,在当时必兼此二义也。是则‘文学’之称,虽始于孔门,而其义与今人所称的文学不同。”(11)郭绍虞认为古今对“文章博学”的理解存在差异,古时的定义较为含混,后世可分为“文章”和“博学”二科。以上这些解读都忽略了“文学”背后“人”的存在,也就是文学的“主体性”存在。“子夏、子游”与“文学”是一种“对象性”关系,因子夏、子游擅长辞章经术且博学,才有了“文学”之称,“文学”的背后是以人之才学进行的分科。也就是说“孔门四科”中的“文学科”指的是如子夏、子游一样具有辞章经术才能的士人,强调的是“人”而非诗赋辞章。萧子显《南齐书·百官志》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太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12)“总明观”设四科,每科置“学士各十人”,“文科”设置了十位学士,说明“文科”是因人之“所长”而设立,是“学士”官。诚然,不同时期人们对“文学”的使用不尽相同,“玄、儒、文、史”承袭了“孔门四科”以“人”之“所长”而非以诗文为中心的分科思想,对此清代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二又有如下阐释: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曰:“世祖诏丞相,故事,四科取士:……”澧案:世祖之诏,黄琼之奏,所谓四科,大略皆即《论语》四科。……《南齐书·百官志》云:“太始六年,初置总明观,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此四科,乃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后世亦可仿而行之,惟不用玄学,而以宋儒理学代之可也。《朱子语类》云:“吕与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经,曰政事,曰文学。”(卷一百九)此则不知《论语》之文学乃经学,而别为明经一科,其所谓文学,乃辞章之学也。(13)

  

   陈澧认为“玄、儒、文、史”就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其实前者中的“文”与后者中的“集”并不相同,前者侧重指擅长辞章的“学士”,“学士”与辞章是一种“对象性”的关系;后者中的“集”主要指诗文典籍,不强调诗文的作者;《朱子语类》所言“四科取士”中的“文学”,也并非仅指“辞章之学”,而是指擅长辞章之学的才士,也就是以辞章之学选拔出的官员,或者是按照四种人才标准选拔出的官吏。陈澧认为吕大临“所谓‘文学’,乃辞章之学也”,其实,这里的“文学”仍如“孔门四科”中的“文学”一样,指具有辞章经术才能的士人,若把“文学”等同于“词章之学”,其实是把“文学”从“人学”引向了“知识学”。文学从“四科之学”到“四部之学”,再到“辞章之学”,语意和边界不断滑动。以上引文陈澧认为《论语》中的“文学”就是“经学”,当然,“经学”经常指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典籍或思想,但也强调道德主体性,用以指“人性”。王阳明《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云:“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14)也就是经学发用于人,可“谓之性”。

  

   “文学”在汉代经常用作职官,承袭了“孔门四科”中以“人”为中心的观念。范晔《后汉书》提出:“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事竟施行。”(15)“四科”是指“儒学”“文吏”“孝悌”和“政事”,“四科”中的“文”侧重指擅长撰写辞章的“文吏”。作为职官,文学往往指以“言语文字被顾问”者。马端临指出:“盖以言语文字被顾问,以翰墨技艺侍中、待诏,则汉武帝所以处邹、枚、严、徐,灵帝所以招鸿都文学之类是也。”(16)这里的“文学”是指“以言语文字被顾问”的官员,“文学”作为职官在《汉书·西域传》中又指“学经书之人”(17)。这也是陈澧“文学”即“经学”一说的由来,但两者相较,文学更强调创作者与诗文间的“对象性”关系。据《历代职官表》案语:“诸吏文学者,盖以文学之臣选为诸吏,正如今翰林官之入直内廷者耳。……皆以文章经术侍从左右,盖即《西域传》所称‘诸大夫郎为文学者’。”(18)汉代文学作为职官主要服务于君王,“以文章经术侍从左右”。到了三国魏武帝时有了“太子文学”,魏晋之后又有了“文学从事”;唐初州县也设有经学博士,德宗时称为文学;宋代至明代,仍有“文学博士”之称,《明史·职官志》记载:“建文时,仍设承旨,改侍读、侍讲两学士为文学博士。”(19)这里的“文学博士”仍为官员,“文学”作为职官的主体性倾向非常明显。当然,文学除了“以文章经术侍从左右”之外,还指刊校经史者,《周书·明帝本纪》记载:“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20)

  

   除了“文学吏”“文学博士”等职官外,“文学门”是对擅长辞章经术而博学者的归类或划分,也就是以“人”之“所长”而非诗文进行的分类。《世说新语》分三十六门,上卷包含“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文学门”主要收录那些具有文艺才华、擅长清谈、不拘礼法者。史书中的“文学传”“文苑传”“文艺传”专为那些有文艺才能者立传,范晔首先在《后汉书》“儒林传”之外另立“文苑传”,为那些擅长文章经术者立传。此后《晋书》《魏书》《北齐书》《北史》《旧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沿袭《后汉书》,设立“文苑传”;《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隋书》《辽史》设立“文学传”;《新唐书》《金史》设立“文艺传”。“文苑传”“文学传”“文艺传”虽有差异,但都是依据“人”之“所长”立传,突出强调的是具有主体性的诗文撰写者。官修史书立有“文学传”,方志也为地方文学人物立传,如隋崔赜撰《八代四科志》三十卷,“盖为八代人作传,而分为四科也。自古以来可传之人,无出于四科之外者也。”(21)此书专为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那些“可传之人”,依据“人”之“所长”分“四科”立传,说明此时“文学”强调的依然是创作者而非诗文作品,特别是那些擅长撰写文章或掌握写作技能的士人。宋濂《浦阳人物志》分“忠义”“孝友”“政事”“文学”“贞节”等类,其《杂传九首(有序)》云:“欲分道学、忠义、孝友、政事、文学、卓行、隐逸、贞节八类,作《先民传》以示乡之来学。”(22)这里的“人物志”专设“文学”类,是按传主才能立传,重在记载地方各类人物的身份地位、才学贡献等。

  

从“孔门四科”“四科取士”“玄、儒、文、史”“四科志”“文学吏”“文学传”等可以看出,文学在早期社会的存在样貌是指那些擅长辞章经术“明道”“能文”“博学”的士人,强调的是创作者而非诗文作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4730.html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 2021年第9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