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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宏远:近代知识分科与新文学的社会化生产

更新时间:2022-06-17 09:05:02
作者: 魏宏远  
是对人之“所长”的分类,是“人学”而非“知识学”。随着时代发展,文学也由“人学”逐渐走向“辞章之学”。

  

   二、类书、集部文献、丛书中文学的诗文样态

  

   我国古代社会文学担负着选拔人才、甄别才学的功能(23)。古人不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偏重于文学的社会应用,目录书、丛书、类书等实用性较强的工具书都收有“文学”类。近现代“文学”概念与类书、丛书、图书馆编目、文学专业中的“文学”在使用上有很大差异,这些工具书在实践操作层塑造了人们对文学的独特理解和感受。文学在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同时,也从注重“以明道为尚”转为“以能文为高”,在类书、丛书、集部文献的目录及辞书中表现出诗文化的知识学样态。

  

   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类书和丛书都设有“文学”类,“类书”以“类事”来分门别类,汇编同类资料以供查找使用,特别是为作诗赋提供征引、辞藻、典故等,且“力求详备”。类书具有重要的知识学价值,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指出类书“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24)高儒也指出:“汉魏六朝之文,独赖《文选》此书之存。不然,几至泯灭无闻矣。”(25)类书中的“文学”不再强调创作者,呈现的是知识学的诗文形态,如唐代《艺文类聚》就是以文艺著称的“类书”,卷五五至卷五八“杂文部一”为“经典、谈讲、读书、史传、集序”;“杂文部二”为“诗、赋”;“杂文部三”为“七、连珠”;“杂文部四”为“书、檄、移、纸、笔、砚”。这里的“杂文”显然是大文学概念,又“物以类聚”,把书写诗文所需的“纸、笔、砚”等工具也列入“杂文”,这些“实物”与“杂文”虽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彼此间差异较大。与之相类,唐代《册府元龟》卷四有“帝王部·文学”,记载了唐代帝王的文学活动,包括帝王“好文”、诗文倡和、词章创作等内容。宋代《太平御览》卷五九一“文部·御制下”,也有唐代帝王诗文才华的展示。《太平御览》有“文部”和“学部”,“文部”是指文章,“学部”则指文学知识,摘录各类文体内容,如“铭、七辞、连珠、诏、策诰”等,还包括“笔墨、砚、简、策、牍、札”等。南宋王应麟编纂《玉海》,分圣文、艺文、诏令等21门,每门又分子目,凡240余类,其中“集部”包含“图、图绘、名臣、记志、传、录、诗”,“艺苑”包含“总集文章”“辞学指南”,收录有“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试卷式、题名”等不同文体。当然,这些类书的繁盛与“博学宏词科”的兴起有一定关联,追求知识的“赅博”“淹博”,以“通儒硕学”为务。唐代和宋代“类书”中的“杂文”“文学”“文部”“学部”等条目反映出当时“文学”的诗文化典籍存在样态,是时代文学思想的典籍化、知识化呈现。

  

   明清时期知识分类更加细化,类书中“文学”的典籍化样态更趋复杂,如明代《永乐大典》卷三三六四“文目”有“骈俪之文”“六经之文”“诸子之文”“帝王之文”“科举之文”等。清代《渊鉴类函》共四十五部类,其中“文学部”包括“经典总载、周易、尚书;毛诗、春秋、礼记、史”;还有“书籍、袠、诵读、写书、藏书、校书、求书、载书、负书、赐书、借书”、“博学、幼学、从学、同学、废学”、“笔、砚、纸、墨、策、简、牍、札、刺、券契、封泥”等。“文学部”收录与“文学”相关的典籍或笔墨等实物,并非仅指诗文,还包括一些重要的儒家典籍。同样《古今图书集成》的“文学典”包含“文体”“诗赋”“文学名家列传”等内容,其中“文学总部总论”包含《易经》《礼记》《春秋左传》《太元经》《法言》《白虎通》《释名》《论衡》《抱朴子》;“文学总部总论二”包含梁刘勰《文心雕龙》;“文学总部总论三”包含“北齐《颜氏家训》、隋《文中子》、唐李德裕《穷愁志》、宋司马光《迂书》、《周子通书》、《性理》、《朱子全书》”;“文学总部总论四”包含“宋陈骙《文则》、陈善《扪虱新话》”,如此,等等。这里的“文学典”涵纳古代重要典籍、作家作品及诗文评等内容,与《渊鉴类函》“文学部”相比,“文学典”的内容更为宽泛,呈现“泛文学”的诗文化存在形态。这些类书多为官方修撰,是一种官方文学知识学的社会化典籍存在。

  

   类书中的“文学”与目录书中的“文学”在存在形态上差异较大,“文学”在走向“集部”文献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章学诚提出:“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26)“集部”从“子部”“史部”分离出来,“辞章之学”虽“代变体制”,却逐渐兴盛、独立。钱基博指出:“盖两汉以前,文与学不分。至两汉之后,文与学始分”,“文章流别分于诸子,而集部兴。经史子集,四部别居。而文之一名,遂与集部连称而为所专有。世益进化,而学之分科愈细。文学之疆域,当划其界而与经学史学等观,不得谓为一切诸学之总称。”(27)两汉之后“文”与“学”分离出来,“文章流别于诸子,而集部兴”。魏晋之后典籍目录中“经史子集”四分法兴起,钱基博认为不能将一切文字视为文学。在“经史子集”知识体系中,“集部”以诗文的典籍化形态呈现,且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刘向、刘歆《七略》中有“诗赋略”,王俭《七志》将之改为“文翰志”,以“纪诗赋”;而阮孝绪《七录》的“文集录”包含“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荀勖《晋中经簿》丁部收录诗赋、图赞、汲冢书。《隋书·经籍志》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三类,《旧唐书·经籍志》与《隋志》分类相同,更明确了各类的范围。《宋史·艺文志》收有楚辞、别集、总集、文史类四类,增加了“文史类”,收录“诗文评”和“史评”两种类型著述。郑樵《通志》将文学类典籍题名为“文类”,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赋、赞颂、文史、诗评等二十二小类。《直斋书录解题》分出楚辞类、总集类、别集类、诗集类、歌词类、章奏类、文史类七类,在《隋志》分类基础上增加了四种文体分类。明代《文渊阁书目》将文学类分为文集、诗词。清代《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收录“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等。由此可以看出,文学在“经史子集”典籍中主要是以集部文献的样态呈现,反映出古人在辞章写作方面的发展及演变,文学的知识化倾向不断增强。

  

   诗文选集、丛书中的“文学”与类书及目录书中的“文学”有着较大差异,文学的诗文化在诸多诗文选本中呈现得更为突出和直观,如萧统《文选》、李昉等《文苑英华》、真德秀《文章正宗》、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此外还有《唐文萃》《宋文鉴》《元文类》《明文案》等。这些诗文选本或总集为后人学习前人诗文作品提供了写作范本。同时为了写诗撰文查寻资料的便捷,一些丛书也获得了编纂,赵翼提出:“近代说部之书最多,或又当作经史子集说五部也。”(28)明清时期小说、戏曲类丛书已有很多,古籍中的“小说”多在“子部”,如唐顺之《荆川稗编》120卷、袁褧《前四十家小说》40卷、《广四十家小说》40卷、《后四十家小说》40卷。西方“小说”观传入我国后,中西“小说”同名而异质,具有西方特质的“小说”成为近现代文学的主要文体类型。此外还有其他诗文类丛书的编纂,如吴讷《宋元百家词》汇编了宋元明词集一百种,再如毛晋《汲古阁六十家词》六十卷、陈耀文《花草粹编》十二卷、卓人月《古今词统》十六卷、钱允治《国朝诗馀》五卷,如此,等等。这些词集丛书天然具有文学性而被收入集部文献的“总集类”。近现代以来,直接以“文学”命名的丛书兴起,如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将1919-1927年新文学作品依据西方文学观,分为文艺理论、小说、散文、诗、戏剧、史料等十部;另如赵家璧辑《良友文学丛书》,自1933年陆续出版四十余种,为当时中国出版界较为流行的一套文学丛书,此外,又如黄道明著《文学丛话》,由新进社1942年出版。

  

   近代图书馆书目不仅满足了人们查书的需要,更在于塑造了人们对新文学的理解和接受。书目在古典文献学中被誉为“书传”,且目录学为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依据《中文图书分类法》,现代公共图书馆书目中的“文学”包含有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各国文学等。图书馆“文学类”书目是以学科为经,典籍为纬,以学科的分类为基础,参以题材,文学知识学倾向非常明显。人们在使用图书馆书目时会不自觉接受新文学的分类标准及观念,并为其所塑造,那么近代图书书目又是如何理解文学的?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西方典籍不断传入,促进了我国的知识分科。“经史子集”的知识系统与近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知识分科存在着矛盾,已有的图书分目的“四分法”难以囊括新的知识和观念,这一知识体系逐渐解体。图书目录分类的转变是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的重构,近代“经史子集”目录体系被不断“改良”,张之洞《书目答问》提出“五分法”,在经史子集外另设“丛书”一部。但我国书目最终还是按西方目录学标准进行了编目。此前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将译书分为四大类:学、政、教、杂,其中“文学”并未单独分目;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分15门,此时虽有“文学”之目,但“小说”不归附于“文学”。沈兆祎《新学书目提要》分“法制”“历史”“舆地”“文学”“西学”“西艺”“杂著”“小说”等八类,“文学”与“小说”彼此独立。顾燮光《东西学书录》搜辑当时出版的西方、日文著作537种,摒弃了传统的四部编目体例,参照西方学科体系进行分类。1902年徐维则又与顾燮光补阙300余种书目,出版了《增版东西学书录》,分“幼学、宗教、游记、报章、议论、杂著”等31类。1923年沈祖荣、胡庆生著《仿杜威书目十类法》,此后“遵杜”“仿杜”“改杜”“补杜”等新式书目不断涌现,新图书分类法渐趋形成。图书编目是对文学的重新理解和重新接受,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的主体性不断减弱,文学的知识化和诗文化不断增强。

  

   目录对读者起到了“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的作用,古代典籍的文学目录是文学思想和观念的典籍化呈现,获得编目的文学被作为知识固定下来。近代以来“文学”类专题书目大量涌出,如吴虞《中国文学选读书目》、王浣溪《中国文学精要书目》、吴宓《西洋文学精要书目》《西洋文学入门书目》、章炳麟《中国国文书目》等。新文学的形成是社会多方互动的结果,人们从生活的不同方面拓展和塑造新文学。新文学也不断进行社会化生产,一些书目及提要为读者提示读书要领、揭示图书价值,对新文学的理解和接受起到了导引作用。用西方的知识分类体系取代中国传统的书目分类,此时重视的是“知识”,排斥“寓褒贬,多甄别”的书目“类例”功能,而早期“文学”则较注重道德主体的塑造,强调的是“可感性”而非“知识性”,所关注的是创作者的主体性,也就是诗文的生产者。此后文学不断学科化,形成了专门的知识体系,有了专门教材、专职教师以及专业学习者。

  

   三、近代知识分科与新文学的专业化、知识化生产

  

明代茅元仪编撰《白华楼书目》,采用“九学十部目”之法,“九学者: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文学,四曰说学,五曰小学,六曰兵学,七曰类学,八曰数学,九曰外学。十部者,即九学之部而加以世学。”(29)遗憾的是《白华楼书目》现已亡佚,但这部书目已有分科趋向,有了现代学科或专业的意蕴。当然,明代仍有“文学博士”或“文学名臣”之称(30),保留“文学”以人之“所长”甄别人才、注重实用的一面。晚明利玛窦来华,艾儒略撰写《西学凡》,西方科学知识及分科思想传入;近代西方传教士再次将“分科立学”“分科治学”等观念传入,传统的“四部之学”向西方“七科之学”知识形态转变,“文学”被重新理解,开始走向专业化和市场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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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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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 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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