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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更新时间:2022-06-15 23:46:21
作者: 瞿林东  

  

   摘要: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春秋战国至秦汉皇朝是其形成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皇朝是其发展时期五代、辽宋夏金至元明清皇朝是其壮大、巩固时期,近代以来是其走向自觉意识和伟大复兴时期。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表明,这是一个以无可辩驳的历史实际和历史逻辑彰显于世界的伟大民族。

   关键词: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壮大;历史实际;历史逻辑

  

   伟大的中华民族有其久远的渊源和辉煌壮阔的古代历史,有反抗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史诗般的民族自觉的近代历史和当代自信自强迈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前景。认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提高中华民族之民族自觉性的知识基础和历史情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根基和历史自信。本文的旨趣在于,一则是概述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与巩固的历史条件及其阶段性特点,再则是论列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与巩固的主要标志。

   一、中华民族生存繁衍的自然基础

   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之一。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首先要认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繁衍的自然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显然,这是认识人类文明基础,自然也是这一论述的出发点。我们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应当从这里开始。

   中国考古学者在讨论“我们的远古祖先”(约180万年前至1万多年前)时,开篇就讲到“远古时代的地理环境”,指出:

   我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方,西部有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西北有阿尔泰山,北部有蒙古戈壁沙漠,东北有兴安岭和长白山,东边和东南为海洋所环绕,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幅员十分辽阔的地理大单元内,西部和北部高寒少雨,史前人类较难生存和发展,更难以与外界发生交往;中部偏东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是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一情况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土著性和在世界诸史前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在很长时期都基本上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

   正是在这个前提之下,考古学家们依次论述了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诸多文化遗址,然后作出结论,写道:

   ……到龙山(文化)时代,已经临近文明的门槛。如果就中国古代文明的许多因素或特征而言,更是有不少是在铜石并用时代甚至更早一些就已产生,到夏商周才进一步发展的。……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明的根基是深植于遥远的古代的,早在仰韶后期就已经孕育着某些因素,到龙山时代则更进一步,已经露出文明的曙光了。

   考古学家们以如椽之笔描绘出中华民族史前文明的历史,极大地开拓了人们对中华民族之久远的渊源的认识。

   人类进入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的日渐丰富,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表现得越来越清晰。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即《导论》卷,设专章(第二章)讨论“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着重论述“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如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就前者而言,两千多前的司马迁的视野所及,已看得十分清楚。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依次概述了关中,三河,漳、河之间,齐与邹鲁,梁、宋、越、楚,东楚、南楚,颍川、南阳等地的物产与民俗后,写道: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由此可见,在司马迁看来,地理条件的差别,对社会经济和民风民俗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后,班固著《汉书》,在《地理志》中继承了司马迁的这些看法。如果把马、班的视野放大到当时国土东西两端或南北两线的话,则这种地理条件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就会显得更加突出。

   现在来说后者,即地理条件的局部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政治统治的关系。《导论》卷作者着眼于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与政治统一交替出现的历史,指出:“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固然有种种,而中国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的特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该书指出,汉初以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三国时期的江东、益州等地,以及中唐以后的藩镇割据与其后地方势力的发展,虽然同政治、军事有关,但地理条件的相对独立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其一。其二,由于中国的地理条件还具有整体上的统一性的特点,所以历史上各种分裂局面都不会长久存在,而最终必将归于政治上的统一。这是因为:中国地理条件由于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自然地区。这个自然地区的环境是: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东与南滨海;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区是地理条件最好的地区。在这个自然地区里,任何局部地区的特点,局部地区与局部地区的差异及其产生的种种社会结果,一般地说,都不能不受到这个整体的统一性的约束:一是受大河流域先进的经济、文化所吸引,如汉、唐两个盛大朝代;一是如马克思所说,亚洲的大河流域需要有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来执行公共工程的职能,元明清三朝以大气力致力于水利工程并确保南北大运河的通航,故政治统一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这样的地理环境,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

   二、中华民族的形成(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

   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夏、商、周三个部落群体因地理条件的优越,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先后进入阶级社会,出现了国家,建立起各种制度,成为中华文明的滥觞。

   在周代,从西周到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迸发出了空前的创造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生活的丰富,国家制度的健全,尤其是思想领域的活跃,等等,出现在周天子分封下诸侯林立的局面。继之而起的便是各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纷争,于是战争、会盟不绝于时。而这些活动都离不开人,离不开当时的诸多部落与民族。这是有文字记载较为详细的中华民族先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活动。

   从中国历史进程来看,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统一皇朝的建立,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形成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华夏族出现;同时,华夏与夷狄的关系,汉人和胡人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形势。这种民族关系新格局的形成是由以下原因促成的:

   第一,民族交融为中华民族形成奠定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约500年左右,历史久远的夏族、夷族、蛮族、戎族、狄族等,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密切交往交流交融中,以周王室各封国为代表的“诸夏”得到进一步发展,扩大了夏文化的覆盖面;而夷、蛮、戎、狄等“诸夷”和“诸夏”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分别形成了以东方齐国、南方楚国、西方秦国、北方晋国为中心的民族融合体,成为秦汉统一皇朝的民族构成的基础。

   第二,秦皇朝实行诸多统一措施,有利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实行如下措施: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其中,“车同轨。书同文字”和政治版图是几个重要的因素。当然,这几件事情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但毕竟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当“汉承秦制”继续推行这些措施时,它们的作用就逐渐显现出来。这种汉承秦制的总体面貌,在班固的《汉书》中概括得十分清晰,班固这样写道:

   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

   这是通过概括《汉书》的内容进而彰显了西汉的社会面貌,恰如颜师古在这段文字的注文中所说:“凡此总说帝纪、表、志、列传,备有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术艺文章。泛而言之,尽在《汉书》耳”。

   第三,儒家学术的确立成为民族间文化认同的标志。西汉大儒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策问时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段话表明,儒家思想是维护政治一统的指导思想,这正如班固所说,儒家学说“是综是理,是纲是纪”,因而也是当时人们遵循的准则。西汉宣帝和东汉章帝时,两度召集诸儒集会,“讲议《五经》同异”,前者由皇帝“亲称制临决”,后者由班固等儒士整理为书,足见两汉对儒家学说的高度重视。

   第四,司马迁《史记》撰写出了当时中华民族史的全貌和中华民族初祖及其以下的历史。白寿彝指出:

   《史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了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这与先秦记载之局限于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有关事迹,是大不相同的。秦汉的空前统一局面及其对外交通的发展,使当时人大开眼界,也使我们的历史家能写出这样包容广大的民族史。

   “这样包容广大的民族史”,就是中华民族史。不仅如此,司马迁《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在纵向方面写出了以黄帝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初祖的历史及以下至夏、商、周、秦直至西汉的历史,在中国史学上是前无古人的。在横向与纵向具有如此恢宏的历史认识,正是现实社会的启示和推动才能达到的。

   如果说司马迁《史记》写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那么班固《汉书·地理志》则写出了中华民族当时的生存空间。班固《汉书·地理志》序文在追溯了西汉以前有关地理状况后,这样写道:

   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

这是在讲地理沿革和西汉皇朝的地理建制时,同时也讲到民族关系。联系上文司马迁《史记》的记述,悠久的历史、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广袤的地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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