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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更新时间:2022-06-15 23:46:21
作者: 瞿林东  
等等,当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条件。

   第五,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中华民族形成之最重要的物质条件。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这是其后秦国打败其他六国建立秦皇朝的物质基础。秦汉之际社会动荡,致使汉初经济残破,以致于出现了“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局面。而在汉初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的一系列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后,历经70年左右到汉武帝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描绘出西汉盛世的富庶画面。司马迁写道:“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还描述了西汉前期商业发展的盛况: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

   这些活动虽然同民族发展并不都有直接的联系,但这种商业所形成的社会大环境,却也不能不影响到民族和民族关系的历史进程。司马迁这样描述这种社会大环境:

   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是写出了自然法则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是针对德国历史和欧洲历史说的,与中国秦汉时期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自有所不同。但我们可以从“这个原理是公认的”之论断,仍可得到某种启发,即秦汉时期的社会条件,的确给予由春秋、战国时期“诸夏”、“诸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华民族的形成恰与这一机遇相吻合。

   中华民族形成初期的民族构成,是以春秋、战国时期诸夏与夷、蛮、戎、狄等族深入融合的华夏族为核心,包括中原及周边的各民族在内,并在新的大一统皇朝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交往、交流、交融的新阶段。从《史记·匈奴列传》可以看到汉、匈双方互通信函以及“和亲”之“约”、“关市不绝”的情况;从《史记·东越列传》,可以看到司马迁对东越的赞叹之情,说是“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句践一称伯。……盖禹之余烈也”;从《史记·大宛列传》可以看到张骞出使西域,亲身经历或了解匈奴、月氏、胡、越的复杂关系,并得知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以及西南夷等域内外情况,大开人们眼界,司马迁还称赞说,“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这些内容,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活动和民族关系的一个侧面。

   《汉书》作者班固对西汉皇朝的历史格外重视,一方面是由他的“汉绍尧运”的历史观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他也确为西汉兴盛的历史所鼓舞。班固在《两都赋》中赞美西汉政治和都城西京后写道:

   于斯之时,都都相望,邑邑相属,国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规矩,粲乎隐隐,各得其所。

   这种士、农、商、工“各得其所”的局面不免有夸大的成分,但大体上当不会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班固又赞美东都洛阳:“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他用“诸夏”和“八方”来概括当时全国的范围。班固还撰有《典引论》,借用“至乎三五华夏,京迁镐亳,遂自北面,虎离其师,革灭天邑”,用周朝东迁的历史掌故,比喻东汉皇朝是“以膺当天之正统”。这是以“天”的名义来突出汉皇朝的合理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东汉时期,称说“华夏”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东汉官员刘毅在一件上汉安帝书中,有称颂邓皇后的长篇文字,其中有这样的话:“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洪泽丰沛,漫衍八方。华夏乐化,戎狄混并。丕功著于大汉,硕惠加于生人。”从歌颂皇后中反映出“华夏”与“戎狄”的和好关系。汉桓帝时,一个士人在离世前写的一封家书中,批评当时流行的厚葬奢靡之风,写道:“……自生民以来,厚终之敝,未有若此者。”他批评说:“华夏之士,争相陵尚,违礼之本,事礼之末,务礼之华,弃礼之实,单家竭财,以相营赴,……岂云圣人制礼之意乎?”不论是赞扬还是批评,“华夏”的称谓在官场和民间都是日常用语了。

   东汉时期,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诸夏”与“四夷”的不同是文化上的差异。思想家王充深刻地指出:

   诸夏之人所以贵于夷狄者,以其通仁义之文,知古今之学也。

   这两句话表明,“诸夏”与“四夷”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上的差异,而不是民族本性的区别。这种带有理性的认识,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传统。这种认识还表现在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批判:

   始皇自以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遂恣睢旧习,矫任其私知,坑儒燔书,以愚其黔首,穷奢肆欲,力役无餍,毒流诸夏,乱延蛮貊,由是二世绝祀,以成大汉之资。

   这些话,也可看作是一种文化上的批判,并指出“诸夏”、“蛮貊”都是受害者,这实际上是把“诸夏”、“蛮貊”放在同等地位上看待了,实为命运共同体的表现。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形成的中华民族,在以华夏族(诸夏)为核心的各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展开的情况下,不论在密切的程度上还是在活动的地域上都比春秋、战国时期有了新的提升和扩大,尤其是对民族包容的认可和民族间文化差异的认识,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尽管各民族的矛盾、冲突仍然存在,但其发展趋势是各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

   三、中华民族的发展(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东汉皇朝于公元220年灭亡。此后,出现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和西晋的短期统一,继而是南方东晋和北方十六国的南北分割以及南北朝的对立,直至隋朝的统一(589),中国历史经历了370年的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这期间,从东晋、十六国开始的约270年间,从民族发展史和民族关系史来看,发生了十分值得关注的几件大事:一是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纷纷南下,在广大的中原和北方先后建立了16个政权,在相互矛盾、冲突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二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魏政权(史称后魏或北魏),在实行一系列改革后逐渐强大起来,最终统一北方,与南方宋、齐、梁、陈等朝形成对峙的政治局面,凸显出鲜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贡献。三是“华夏”作为族称或地域的代称的观念有更加准确的涵义和广泛的使用。四是少数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文明发展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这四个方面大事,为隋唐新的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奠定了政治的和民族的基础,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隋唐时期走向发展阶段的政治前提和民族根基。

   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后,陆续建立的16个政权既相互冲突,同时又与东晋发生争战,旧说称为“五胡乱华”。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不论着眼于民族史和文明史的发展,还是着眼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总的历史进程,十六国史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十六国的统治者在中原士人的建议和帮助下,或恢复农业生产,或兴办学校,制订礼制、法令,有的还有统一中国的雄心。如前秦苻坚曾放言:“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足见他有统一南北的思想。后前秦势力强大,而苻坚强而无谋,甚至断言:“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且又拒众口之谏,轻率发兵,终为东晋所败。

   上述史实表明,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一旦进入中原,建立政权,便直接受到中原固有文化及其传统的影响,大大加快了文明发展进程。而在民族关系上,则出现了“和戎之术”、“夷狄应和”、“夷夏之情,咸共推之”等说法,反映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形势。

   需要指出的是,在十六国时期及后来的历史发展,鲜卑族显示出极大的推动作用。一是在十六国中,鲜卑族所建立政权多达六个,它们是前燕、后燕、西秦、南凉、南燕、西燕;二是在其后的北魏皇朝政权中,鲜卑族拓跋部的贵族发挥出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核心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从十六国时期到北魏皇朝时期,鲜卑族对中国北方民族大融合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办学校,讲儒学,培养人才,有的还设立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等职,颇有首创精神,是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的表现。二是致力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慕容皝接受谏言后认识到:“君以黎元为国,黎元以谷为命。然则农者,国之本也。”这些认识和措施都具有积极意义。

   约当十六国时期(317-439)的中期,鲜卑族的拓跋珪建立魏政权,时为登国元年(318),定都平城,史称北魏。立国之初,拓跋珪与博士李先有一段对话:

   珪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珪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珪从之,命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

   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北魏立国的政治远见,也预示着它在此后约170年中的历史作为。

   拓跋珪在与群臣“议定国号”时曾说:

   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

   拓跋珪在讲到汉高祖刘邦何以“起于布衣而有天下”的原因时,又说:

   《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自非继圣载德,天人合会,帝王之业,夫岂虚应。历观古今,不义而求非望者,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有国有家者,诚能推废兴之有期,审天命之不易,察征应之潜授,杜竞逐之邪言,绝奸雄之僭肆,思多福于止足,则几于神智矣。

   这些话虽不免包含太多的“天命”思想,但联系上述引文来看,拓跋珪关于“诸华”的族称和对刘邦的赞许以及对“大一统之美”的钦羡,反映了他的进步的民族观念和治国理念,并对北魏此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魏世祖拓跋焘时,“初造新字千余”,其诏书写道:“……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同时,实施“起太学”、“祀孔子”、“改定律令”、“除故革新,以正一统”以及“宜宽徭赋,与民休息”的措施。拓跋焘太延五年(439),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是北魏历史上一件大事。史臣称赞拓跋焘“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北魏统一北方,为北魏的政治改革和北方民族大融合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自平城迁都洛阳,并于太和二十年(496)“诏改姓为元氏”。这两件大事,进一步加快了北方民族的深度融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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