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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振平:回忆陈旭麓老师

更新时间:2022-06-15 23:31:50
作者: 潘振平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先生辞世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些年来,我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先生的音容笑貌,也几次提笔写过一些回忆文字,却因自己不满意而搁置。如今接近古稀之年,不想留下终身遗憾,所以贸然动笔,写下虽然零乱却真实的些许回忆,寄托久久未能表达的哀思。

   最后一面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我去广东参加“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化—戊戌变法研究国际学术讨论”,先生也去了那里。我到广州越秀路他的客房时,他正在看一部别人的稿件。虽然这年九月我在上海见过他,但这次感到他精神分外健旺,脸色红润,完全没有前几年那种疲惫。问起他的身体,他说最近才在华东医院检查过,一切正常,就是肺部有点小问题。近年,烟也基本戒了。

   说了没几句,他便一一告诉我他的论著撰写和编辑情况。那几年,茅海建和我约定,只要见到先生,就要催问他的书稿,估计先生见到我们也有点头疼。他说,新的论文集《近代史沉思录》已经着手在编了,不久就可杀青。治学过程中的随想录也要整理出来。“新陈代谢”一书,“明年一定搞出来”,他笑了笑说,“拖得太久了。”

   我知道他的苦衷,他实在太忙了。一九八八年十月,他几乎全在外奔波。安徽有个李鸿章的会,他是很想参加的。接下来南京的社会史会议,组织者盛情邀请,似也不便推却。上海人民出版社请他审读有关县志,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也是不能撒手不管的。先生去世后,北京的一些师友常常对我谈起他这几年外出活动似乎太多了,我只能苦笑。我能说些什么呢?趁着腿脚还能走动,去外地看看,也是他的一个心愿。不过细想起来,又有多少活动能够真正推辞?先生学识渊博,思想敏锐,观察问题的切入角度和思考深度令人叹服,不经意间的归纳和点评,往往就能给人启迪。所以不少地方召开学术研讨会,常常会邀请他出席并发言。这种情况见多了,我常常会冒出不很恭敬的想法:学问做到这个地步,实在够累的。

   不过在广东会议期间(不包括会后等火车票的日子),我看他还是轻松愉快的。不管在南海西樵山还是新会,我每日自然都要去请安,他那里访客不断,话题相当广泛。在新会他做了一次大会发言,因为他的湘乡口音经扩音放大不太好懂,我被叫到台上充当“翻译”。因预订的车票提前了一天,会议尚未结束我就离开了。晚上辞行时,他关照我在北京给他留神买点书。次日早上我拖着行李下楼时,先生正缓缓上来。他拉住我的胳膊说:“你这就走啦。”我问他北京方面有什么事没有,他摇了摇头。

   我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新会冈州宾馆楼梯上的这次告别,竟是我与先生最后的见面。

   师门岁月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日,当陈林林在电话里告诉先生突然去世的消息时,我简直说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我感到这个世界缺少了什么,却不知道到底缺少了什么。

   晚上,我和茅海建、刘世龙聚在一起,谈话已经失去往日那种轻松的气氛。我们三人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只是觉得说话能使自己松弛一些。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一九八〇年六月。我一九七〇年离开上海到黑龙江省克东县插队落户,一九七三年有幸进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读书,一九七六年毕业后,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做编辑工作。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可以招研究生了,我就想再去读书。大学里学的是中文,但那时老是讲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我觉得自己政治敏感性不够,就想去学历史。一九七九年首次报考研究生,但是外语太差,落榜。于是接下来的一年重点学英语,一九八〇年报考,看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陈旭麓老师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很有吸引力。五月份考完试之后,六月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托人联系拜见先生,想打听一下自己考试成绩如何。

   在先生的小书房里,第一个感觉是谈话有严重的语言障碍,先生的口音常常使我不知所云,十分紧张。记得他简单地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工作经历等情况,说我考试成绩还算过得去,总分在分数线以上,又反复提及另有一人专业成绩极好,可惜其他几门分数不理想,言下大有惋惜之意。

   先生这一年招了两个硕士研究生,我和茅海建,学制是两年。前面有四个师兄:熊月之、费成康、谢俊美和陈梅龙。

   先生这个时候在学校里境遇不佳,所以我和茅海建每天的生活基本上三点一线:宿舍、图书馆、食堂。先生每周给我们两个人讲一次课,是他正在研究的课题“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讲课之前,我们要先读基本史料,就是那一大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记得先生的讲课提纲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引用的史料则是卡片。讲课是讨论式的,可以随时提问。先生思想深刻,思维活跃,史料功底扎实,宏观把握能力极强,往往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读出新意,听他讲历史真是一种享受。在大量阅读史料的基础上,从微观入手发现问题,继而追根溯源,不拘陈说,把握大势,探求因果,从而理解史实的本质,构建叙史框架,是我在师门岁月的最大收获。

   晚上吃完晚饭,就给陈老师送他的信和报纸,第一年师兄他们还在校,天天到系里取来了送,他们毕业后,就是我和茅海建接班。所以一九八一到一九八二年这一年基本上天天都能见到先生,海阔天空地聊天,也就很快地熟悉起来。先生晚上访客不断,我们得以陪侍左右。从这种接触中得到的教诲和潜移默化的收获,大概不会比正式授课少。据我了解,很多学生很难见到导师,特别是知名学者,所以我们的确很幸运。先生当时还是副教授,三级副教授在全国绝无仅有,我后来碰到的史学界前辈,无不为之感慨,但他在逆境中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学术创造力。他有一个愿望,想带博士生,但直到去世,也没能实现。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损失,更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先生的书桌上堆满待看的别人的书稿和文章,这是很多人都提到过的。据我所知,这些文稿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先生自己主编的丛书或辞书,譬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丛书”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词典》,我们入学时,正是截稿时期,记得我奉命审读过一两部近代人物传记,写过词典条目初稿二三十条。这类书稿后来又有不少,花费了先生不少时间。另一类是教育部或有关单位主持的教材或大型辞书,先生或任主编,或参与策划,车马劳顿之外,看稿也是少不了的。还有一类是学者(包括学生和学界同仁)完成著述之后前来索序,先生通读书稿后,或提炼主题,或阐发新意,确实能为作品增色,故而上门者络绎不绝。在为师兄熊月之所著《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写的序言中,先生写道:

   近几年,我常为年轻人阅稿作序,目不暇接,每从他们的笔下看到年轻人特有的才思,听到年轻人大步前进的足音,那愉悦之情总久久不能自已。能为他们做点事,“鬓微霜,又何妨”!尽管,我的双鬓已不止“微霜”了。个人的生命像大海里的一滴水,如果把这滴水洒在绿荫成长的泥土上,它就会比一滴水大得许多。

   读了这段话,我终于理解了先生书桌上为何永远堆着别人的稿子,为何总是挤出时间为他人做嫁衣,而不惜耽误了自己专著的完成。将学术视为天下公器,将学术传承看作本体生命的延续和扩展,是我在师门岁月中的又一大收获。

   一九八二年毕业,面临分配问题。当时系里不愿意留先生的弟子,我要留上海,就是去上海科技大学嘉定分校讲公共课;去北京,是解放军装甲兵学院讲公共课。毕业前两个多月,一天傍晚,我突然接到先生的电话,让我马上去见他。原来,北京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林言椒和南开大学的陈振江、河北师大的苑书义三人到上海开会,这天下午抽空来看先生。林言椒说起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需要人手,先生推荐了我。在先生家吃完晚饭,先生让我立刻去宾馆找林先生,又一遍一遍地叮嘱如何如何说话。就这样,经过林言椒先生的介绍推荐,我毕业后顺利地入职人民出版社。

   第一份作业

   入师门前,我写过一篇《试论洋务运动的历史进步作用》,发表在黑龙江的《学习与探索》杂志,从各方面看,都不能算正规的学术论文。

   先生带学生重视实践能力。刚进学校,他就对我们说,一年之后你们就要写一篇文章出来,写文章可以综合考察你解决问题的能力,你是不是适合做研究。的确,怎么检索学术界的已有成果,能不能发现课题,如何寻找资料,怎么破题,怎么立论,如何写出新意,等等,都是对学习能力和成效最好的考验。

   我选的课题是徐继畬和《瀛环志略》,因为在考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名词解释就是“瀛环志略”,我交了白卷。我那个时候接触到的历史书里面,没有关于《瀛环志略》的内容,所以这次就选这个题目。大概花了半年左右,写了篇文章。我至今还珍藏着一九八一年五月完成的论文第二稿,上面有先生用铅笔所做的修改和批注。

   文章的开头,我原来写道:“对魏源的《海国图志》,历年来著述颇多,人们比较熟悉。本文所要介绍的,是有关《瀛环志略》的几个问题。”先生这样修改:

   对魏源的《海国图志》,历年来论述颇多,人们比较熟悉。对《瀛环志略》谈得却不多,因为徐继畬的官阶虽高,但学术地位没有魏源那么响亮。如果单以《瀛环志略》这部书来说,它的社会影响并不亚于《海国图志》。

   将文章要论证的主题交代清楚。关于徐继畬的评价,由于他的政治立场和著述的贡献存在反差,所以我的原稿叙述十分纠结,先生批注称:

   这些话说得不圆通。林、魏从抵抗出发去了解世界,徐却在了解世界中主张妥协,可以对比论证。

   关于徐继畬从美国传教士雅俾理处得到的知识,原文称:“徐继畬从雅俾理那里得到有关外国史地的统计资料和史实;并见到了‘绘刻极细的外国地图’。在雅俾理的帮助下,他‘粗知各国之名’。”先生这样修改:

   徐继畬从雅俾理那里得到的,一是“粗知各国之名”;二是外国历史和地理的统计资料;三是见到了“绘刻极细的外国地图”。

   概括清晰,层次分明。关于《瀛环志略》的成书,原文为:“因此,《瀛环志略》固然是徐继畬辛勤工作的结果,更重要的它是时代新思潮酝酿的产物。”先生改为:

   可见,《瀛环志略》之成书,固然是由于徐继畬的研究兴趣和辛勤工作,但更重要的则是中国与世界接触后必然的产物。

   这样的评价显然更为平实和准确。关于明代晚期西方传教士编写的世界地理作品,原文的叙述为:“由于时代没有提出要求,因而这类著作即使在知识界也影响不大,只起着‘以广异闻’的作用。直到《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问世以前,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没有过完整的了解。”先生改为:

   这些由传教士捎来的东西,不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要求,因而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并不大,只起着“以广异闻”的作用。《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的问世就不同了,它们反映了中国人迫切要求了解外部世界,所以受到知识界的欢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于《瀛环志略》问世后的影响,原文为“:不过总的说来,《瀛环志略》那时‘罕行世,见者亦不之重’,没有什么显著的影响。当徐继畬在政治舞台上消失后,他的著作也似乎被遗忘了。”先生删改为:

   但是那时中国的知识界关心世界大势的人并不多,所以《瀛环志略》的基本情况,是“罕行世,见者亦不之重”。

   直接说明原因,紧扣主题。其他的批注有:“论人、论时间,康有为所论应放在梁启超之前。”“‘论’‘沦’要写清楚”,“‘籍’与‘藉’不是一个字”,等等。

这份“作业”后来经先生推荐,发表在一九八一年第六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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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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