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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晋峰 吴何坚:司法鉴定公信力的反思及破解的制度机制选择

更新时间:2022-06-15 21:14:41
作者: 朱晋峰   吴何坚  
当然,目前司法鉴定公信力之所以受到较大的质疑,是因为司法鉴定具有科学性这一显著特征,相较于其他证据,诉讼各方对鉴定意见有更高的期待,人为地赋予了鉴定意见更高的证明力。这也就导致“法官们常常为鉴定人之间的意见不一而不得不重新委托鉴定人,然而让他们彻底放弃那些截然相反、互相矛盾的报告却也是极少见的。{13}205”一旦裁判出现事实误认,将可能将责任归咎于鉴定意见。这就不得不重新审视,鉴定意见相比其他证据是否具有更强的证明力,更具公信力。

   2.1司法鉴定科学本质的渐进性

   司法鉴定是鉴定人运用其所掌握的科学专业知识,对诉讼中的专业性问题作出专业判断,其基础是鉴定人所掌握的科学专业知识,鉴定意见也据此有了科学的本质。这也是鉴定意见区别于其他证据形式的核心要素。然而众所周知,科学本身的发展是要经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如现在被认为是正确的、科学的,在经历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后,就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换而言之,据以裁判的鉴定意见的科学性也充分体现了时代性的特征,即只能表明该鉴定结果在此阶段是正确的、科学的,而无法确保鉴定结果将来是否会因为科技的进步而改变,甚至得出相反的结论。

   虽然鉴定意见是根据科学专业知识得出的结果,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赋予了时代性,但在同一时期内解决同一问题的技术可能多种多样。因此,在科学实验室环境下,对于同一专业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技术进行解决。但司法鉴定毕竟不是单纯的科学实验,而是被赋予了司法属性,即必须在法律框架内按照诉讼规则,由特定的人根据特定的操作规范来解决诉讼中的专业问题。这就意味着,司法鉴定必须符合法定、公正等基本原则,尤其是必须满足诉讼各方的“期待可能性”需求。即诉讼各方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前,对于司法鉴定的启动、实施、认证等都能预见,至少有预见的可能。因而,这就要求在众多可以解决专业性问题的技术方法中,需要事先确定某种或某几种技术方法,即制定司法鉴定标准。据此,遵守特定的鉴定标准、技术规范是鉴定人实施鉴定的基础。作为全国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人都必须遵从的标准、规范,必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适用性、稳定性,这与科学技术进步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相矛盾的。这也就意味着,根据司法鉴定标准或技术规范出具的鉴定结果,在准确性上就有存在误差的可能。再加上各司法鉴定机构中鉴定人的硬件、软件水平参差不齐,在运用同一鉴定标准、技术规范时会存在一定的差别,甚至运用同一标准出现了不同的结果。这些都表明,即使鉴定意见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进而赋予了诉讼的科学性特质,但也正是因为司法鉴定的科学性,尤其是诉讼体系下的这种科学性,决定了司法鉴定的结果同其他证据一样,在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方面存在错误的可能。也即,司法鉴定的公信力不能直接来源于司法鉴定的科学本质。

   2.2司法鉴定证明范畴的局限性

   相比于以往的神明证据、口供证据等,鉴定意见因为具有科学属性,从表现形式上更为客观,在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上往往被诉讼各方赋予了更高的效力,作为解决诉讼中专业性问题最为有效的手段,造成司法实践中出现“泛鉴定化”趋势。然而即使抛开鉴定意见最终结果错误的可能性,鉴定意见也会因为其证明范畴的局限性而导致对案件事实证明的有限性。例如,著名的物证专家李昌钰先生在其自传《神探李昌钰破案实录》中讲述了一则轶事。辛普森案的检察官克拉克后来辞职成为了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当她正在采访李昌钰博士时,她单刀直入地问道:“既然您承认在案发现场的血迹鉴定经DNA检验是辛普森的,但是您为何帮辛普森作证?”李昌钰打了个比喻,“我今天坐在这里接受您的采访,假设在采访过程中,您那美丽的头发不知何故掉到我的裤子上,回家后,我太太发现了我裤子上有头发,拿到化验室去鉴定DNA,结果证实是您的头发。……啊哈,我就有大麻烦了,但是,天知、地知、您知、我知,我们没有做任何不轨的事情。因此,即使DNA检验结果证明了某根毛发或是某些血迹是某人的,也不能直接证明这个人就做了这些坏事。{14}”由此可见,即使目前技术能够对某些一般人难以判定的专门性事项进行解读,但是包括技术已经十分成熟的DNA在内,它们“也只能建立嫌犯与犯罪事实之间有某个关联性而已,如果对此有所误解,而忽略其他证据及分析这些其他证据的鉴识科技,则DNA鉴识不见得是摘奸发伏的工具。{15}”由此不难看出,即使鉴定意见是科学、客观的,也是在诉讼过程中收集到的,但也并不代表其对案件事实具有直接证明作用。

   此外,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作用的鉴定意见,也会因为证明对象和证明责任的不同而发挥不同效果。例如,曾经在案件事实认定中具有重要作用的ABO血型鉴定,把血型划分为A型、B型、O型和AB型。显然,每5个人当中至少有2个人的血型是一致的。如果用ABO血型的方式确定血迹等是当事人的,则错误的可能性在20%以上,无论是在民事诉讼还是在刑事诉讼中,最终都无法作为证据被采纳。但是,如果将此作为排除该血型是当事人的否定性证据时,则该证据就具有完全的证明力,并可以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在种属鉴定和同一鉴定中,这种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因此,从司法鉴定的证明范畴来看,在特定诉讼程序中的鉴定意见,其公信力也会受到合理质疑。

   2.3鉴定意见生成过程的风险性

   司法鉴定的生成程序是指从司法鉴定启动到鉴定结果产生的整个过程,包括启动、实施、重新鉴定、补充鉴定、出具鉴定意见书等。在鉴定实施过程中,还包括鉴定主体、鉴定标准、检材样本的提取保存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司法鉴定的生成程序对于鉴定结果的产生具有决定性影响,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鉴定结果,最终影响司法公正。

   如上文所述,司法鉴定技术是一个不断革新的过程,虽然《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了司法鉴定技术标准适用的效力层级,同时职能部门在相关领域也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技术标准、技术规范,但是也并不代表鉴定意见最终就是确定唯一的,甚至不可能是确定唯一的。例如,在张某某故意伤害案中,2007年11月30日凌晨,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在工作中因琐事与被害人杨某发生冲突后,于当天十点左右携带菜刀至某网吧三楼五号宿舍内,将杨某左臂砍伤,造成被害人轻伤。对于犯罪嫌疑人年龄的确定,诉讼中先后出现了3种不同证据:(1)张某某的身份证、常住人口基本信息及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证实张某某系1989年5月1日出生,已满18周岁;(2)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当地村民委员会证明、张某某就读小学毕业证、就读初中新生名册、张某某父亲证言,证实张某某出生于1991年5月,即张某某犯罪时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3)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出具的骨龄报告书,提示张某某摄片时(2008年6月18日)的实际年龄应在14周岁6个月至15周岁6个月之间,即张某某犯罪时不满16周岁{16}。在此案中,对于张某某的实际年龄有3项不同证据资料予以证明,并且分别是已满18周岁、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以及不满16周岁。3个不同的年龄判定必然引发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如何量刑等问题。然而就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出具的骨龄报告书,虽然与另外两项证据存在差别,但并不意味着该鉴定错误,相反这恰恰在骨龄鉴定允许的误差范畴之内。即使目前备受推崇的DNA鉴定意见,其结果也仅仅是无限接近于100%,但不可能是100%。因此,在诉讼中不可能单纯仅仅依靠鉴定意见就对某项事实作出认定。此外,检材样本被污染、实验室环境被改变、鉴定人主观因素等都可能对鉴定最终结果产生影响。然而这些影响往往是其他诉讼参与人,甚至是鉴定人有时都难以发现的。据此,从鉴定意见生成范畴的角度来看,司法鉴定在诉讼中也不具有天然的证据效力和公信力,需要诉讼各方加以审查认证。

   2.4诉讼各方结果预期的抽象性

   诉讼各方结果预期的抽象性是指在实践中,各方对鉴定意见有相对于其他证据形式更高的预期,因而当某个案件中因鉴定意见错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时,各方会因此案而对整个鉴定体制产生怀疑,并对司法鉴定的整体公信力产生质疑。因而,诉讼各方对鉴定意见的结果预期过高也是司法鉴定公信力受到相比其他证据形式更大质疑的原因之一。不可否认的是,因为司法鉴定将自然科学技术引入到诉讼程序中,将原本不可重复的证明过程转变为可以反复验证的实验室过程,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事实认定的方式。那么可以预见,在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规则规定,对于某种类型的事实,必须根据科学技术知识来加以认定{17}”,进而用来“解释事情如何或为何发生,或者事情如何或为何没有如此发生”{18}。因此,鉴定意见天然的科学属性加之证据规则的特殊对待,以及实践中诉讼各方对鉴定的推崇,都强化了诉讼各方对鉴定意见的预期。当然,这种情形在国外也同样存在。如“在美国一项民意测验中,70%被调查的法官和律师指出,陪审团认为专家证据比其他证据更可靠;另外,有75%的法官相信专家证据更可靠。{19}”

   这在诉讼中就可能导致两个相互矛盾但又长期并存的局面:一是在诉讼过程中,诉讼各方一遇有专门性问题,各方就指派或聘请专家进行鉴定,而无论该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从而出现“泛鉴定化”现象。进而导致的后果就是诉讼中的鉴定越来越多,诉讼各方对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证明力往往不加以实质审查,或者没能力进行实质审查,而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二是诉讼各方对鉴定意见结果的超高预期,以及诉讼中鉴定意见的大量运用,在鉴定意见受制于主观、客观因素出现差错的情形下(无论这种差错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会使得诉讼各方,甚至社会公众对司法鉴定公信力产生强烈质疑。即使鉴定意见出现的该种差错在其他证据形式中也可能出现,但社会公众对司法鉴定的质疑会远超过其他证据,甚至会放大。尤其是近年来司法黄牛、虚假DNA鉴定的曝光,使得这种质疑不断强化,甚至引发对整个司法鉴定制度的质疑。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诉讼各方既依赖于司法鉴定又不信任司法鉴定的矛盾局面。在诉讼法没有修改之前,民诉法、刑诉法都将司法鉴定的结果称之为“鉴定结论”,这就可窥见一斑。当然“随着正确诉讼理念的普及,特别是程序正义理念的逐渐形成和科学认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鉴定结论’的表述开始反思,开始在理论上和司法解释中将其称谓改变为‘鉴定意见’。{20}”可见,司法鉴定公信力在诉讼中之所以受到如此大的质疑,也与诉讼各方对司法鉴定的超高预期有关。

   综上所述,鉴定意见具有自然科学属性,能够极大帮助诉讼各方解决专业性问题,但作为诉讼中的一种证明方式,即使与其他传统证据相比存在一定差异,但也是诉讼规则体系下的证据种类,不具有天然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诉讼各方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能迷信司法鉴定。同样要通过诉讼规则、证据规则等来保障鉴定结果的可靠,诉讼各方有必要正确对待、认清司法鉴定公信力。

   3 司法鉴定公信力提升的制度路径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庭审已经成为审查认定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核心场域。然而诉讼向复杂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对诉讼中专业性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影响诉讼进程和结果的关键。包括法官在内的诉讼各方往往都不具备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因此寻求外力——“有专门知识的人”帮助解决诉讼中的专业性问题已经成为关键。正如上文所述,司法鉴定具有两面性,在帮助解决专业性问题的同时,也可能误导证据使用者,从而造成事实的误判。据此,如何确保鉴定意见的科学、准确,保障司法鉴定的公信力也成为司法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司法鉴定公信力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仅要从司法鉴定制度本身寻找解决方案,还需要对诉讼制度、证据制度进行相应的协调。同时,在提出解决方案时还需要考虑以下3个因素:一是要在我国法系思维下解决该问题,要充分考虑我国司法的基本情况,不能照搬两大法系国家的做法;二是明确鉴定意见审查认证的主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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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司法鉴定》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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