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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中国重返联合国五十年:发展历程与演进逻辑

更新时间:2022-06-14 11:08:12
作者: 张磊  

   内容提要:中国重返联合国50年来,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不断拓展和深化,与联合国的关系历经了从“逐步融入”到“积极参与”再到“全面合作”等不同阶段,现在开始进入“建设性引领”的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通过积极发挥大国作用来推动中国在联合国事务中的理念引领、路径引领和行动引领。纵观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国家战略与国际形势的互动是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的主要动力机制,其演进逻辑路线是从功能结构不断向规范结构发展。中国与联合国在互动中合作,在合作中学习,在学习中提升。由于错综复杂因素的存在,中国与联合国关系也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如何创造性、建设性地应对这些挑战,进一步提升双边合作关系,既对中国是一种考验,同时也对联合国和世界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关 键 词:中国多边外交  联合国  习近平外交思想  中国贡献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无理阻挠,在相当长时期里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体系之外。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该决议开启了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新篇章,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重返联合国以来,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已历经了50年的风风雨雨,从学习了解和逐渐融入,逐步成为“积极参与者”和“全面合作者”,现在开始以“建设性引领者”的身份在联合国内发挥大国作用,不断推动联合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一方面,中国离不开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外交是中国多边外交中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联合国也离不开中国,因为它一直把中国作为自己的“关键性支持者”。2021年恰逢中国重返联合国50周年,如何对这50年的双边合作关系进行全面系统总结并将其提升到理论层面,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长期以来,联合国问题一直是国内学界密切关注的一个焦点,对联合国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要介绍了联合国的机制、机构及其改革问题。门洪华以国际机制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了联合国集体安全领域的决策机制、维和机制、裁军与军控机制的形成与演变,认为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是独立性与从属性的矛盾统一体,因为在其演变过程中独立性与从属性这一对矛盾贯穿始终。①李东燕对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及其职能、议事规则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详细的介绍,指出联合国的组织机构、组织模式、组织战略与时俱进,我们必须以动态眼光来看待联合国。②刘建飞认为,60多年前设计的联合国机构与机制已很难适应当今世界形势发展的需要,加上联合国自身存在许多问题,联合国机构改革势在必行,但由于各成员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改革问题上分歧巨大,联合国机构改革任重道远。③陈须隆从联合国机制与机构改革的动因、性质等角度回顾了联合国改革的历程,认为联合国机制与机构改革的内在矛盾主要体现为成员国个体利益和国际公共利益间的矛盾、时代变迁与联合国机构惰性间的矛盾、民主与效率间的矛盾等方面,联合国改革的出路在于不断淡化成员国间权力冲突的色彩,通过正视结构性矛盾并追求合作共赢的路径来破解改革道路上的僵局。④

  

   第二,重点分析了联合国全球治理活动的内容、意义和局限性。金彪介绍了联合国在国际安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领域全球治理活动的成果,认为联合国已具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条件,因为全球治理的目标与联合国宗旨高度吻合:一方面,全球治理的对象是联合国长期努力实现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联合国也是全球治理规制建立、实施和监督的合适平台。⑤祁怀高认为:联合国所发挥的影响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主要体现为维和与军控;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主要体现为发展与减贫;在全球人权治理领域主要体现为建章与立制。他指出,联合国要继续倡导和强化全球治理理念,不断增强其在各类全球治理主体中的协调能力,逐步提升其在全球治理中的执行能力。⑥石晨霞分析了联合国参与全球治理活动的局限性,认为联合国主要深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制约而导致其治理效率低下,未能达到人们对它的期望值:一是深受自身机构和经费问题等因素的掣肘;二是深受强权势力的干扰;三是深受其他组织的竞争和挑战。⑦

  

   第三,集中考察了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发展过程与意义。陈健分析了20世纪中国对联合国事务参与的发展演变过程,认为中国的联合国外交大体上呈现出从浅到深、从少到多、日益扩大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从最初的原则表态、具体超脱到后来的全面参与、积极应对的发展轨迹。⑧张贵洪以联合国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面临的挑战为切入点,阐述了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意义,指出这是中国联合国外交的重要贡献,是对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继承和发展。⑨蒲俜认为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具有不可替代性,因为通过构建良好关系可以使中国借助联合国舞台获得更广阔的国际政治经济空间,有助于推动中国对外战略目标的实现,更有助于其树立建设性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⑩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可以了解到国内学界对联合国研究的成果呈现出不断深入且日益系统化的发展趋势。其中,其对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考察内容不仅十分丰富而且具有启发性。当然,这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关中国与联合国关系发展历程方面,说法不一且内容杂乱,有待进一步清晰梳理;二是大部分研究成果都聚焦于对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历史介绍方面,对新时代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的联合国外交尚缺乏系统的阐释,而且有关材料相对陈旧;三是许多研究成果注重简单描述,分析不足,尤其缺少对中国与联合国关系演进的分析框架的构建和内在逻辑的解释。弥补以上不足之处正是本文努力拓展的方向。为此,本文将立足中国视角,在系统梳理50年中国与联合国关系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首先着重阐述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全新内容;其次是构建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从“逐步融入”到“建设性引领”不断演进的分析框架,寻找并解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接下来是总结中国和联合国关系的鲜明特点和面临的挑战;最后就进一步强化中国和联合国关系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二、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发展历程:从“逐步融入”到“全面合作”

  

   在进入新时代之前,中国与联合国的合作关系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逐步融入”阶段:1971年到改革开放之前

  

   1971年联大通过的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既是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从此“中国真正意义上逐步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其中一支独立的力量”。(11)

  

   第一,重返联合国为新中国打开外交新局面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依托联合国平台,中国外交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此后被越来越多的联合国机构或组织接纳。例如: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合法席位;1971年11月中国当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理事国;1972年5月中国恢复了其在世界卫生组织中的合法席位;1973年中国先后恢复了其在世界气象组织、万国邮政联盟、联合国粮农组织中的合法席位;1974年中国恢复了其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中的合法席位;1976年中国开始参加联合国难民署工作。(12)到1978年为止,中国在联合国主要机构和专门性机构的席位大多被恢复。此外,中国与其他重要区域性国际组织之间的联系也开始得到不断加强,例如1975年5月中国与欧共体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同年9月中国向欧共体派遣了首任大使。“到1976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13个,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开始被突破,为后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13)总的看,重返联合国在客观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极大地改善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第二,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始终都与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并成为联合国内反对霸权主义、促进国际正义的主要推动者。中国能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很大程度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大力支持紧密相连。因此,中国在联合国把支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例如在联合国讲坛上,中国不仅猛烈抨击苏联支持印度入侵巴基斯坦,谴责美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而且大力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其民族权利的正义事业,支持非洲人民反对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的斗争。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发言时庄严宣布中国永不称霸。(14)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联合国讲台上明确中国将以第三世界国家一员的身份承担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使命,此举深深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信任与好感。

  

   第三,中国在联合国事务中支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促进南北对话,推动南南合作。长期以来,世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以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为主要特征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的《七十七国集团宣言》,呼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消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对此中国不仅给予了大力支持,而且还认为国家间政治和经济关系都要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贸易应遵循平等互利与互通有无的原则。(15)在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第三世界国家在维护本国石油权益的斗争、确认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承认各国对领土内自然资源拥有永久主权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总之,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回归联合国,增强了联合国的普遍性和权威性,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国际组织。重返联合国之后的中国在“逐渐融入”时期经历了艰苦的适应和磨合过程,赢得了国际社会更多的支持与理解。但由于当时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在联合国的工作以发表原则性意见为主,其参与依旧保持着批评意识,彰显象征意义”。(16)

  

   (二)“积极参与”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国家战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相对封闭转向改革开放。与此同时,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也开始发生重大调整,从带有疏离感的“逐渐融合”转向“积极参与”。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Amadou-Mahtar M’Bow)时指出:“我们要有条件地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勇敢地向国际上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和你们这样的组织(联合国)合作将采取积极的态度。”(17)从此,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不再是双边外交的补充,而是一跃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国开始积极参与联合国各项重要议程。

  

维持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的重要宗旨之一,也是联合国建立的首要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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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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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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