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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中国重返联合国五十年:发展历程与演进逻辑

更新时间:2022-06-14 11:08:12
作者: 张磊  
(18)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在促进热点地区安全问题的政治解决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鉴于此,中国开始改变过去将维和行动视为“大国侵略和压迫发展中国家工具”的看法,不仅充分肯定了维和行动的积极意义,而且还开始采取实际行动支持维和行动。1982年,中国开始积极缴纳维和摊派;1984年,中国全面阐述了其对维和行动的原则立场;1988年提出加入联合国特别行动委员会的请求并被联大接纳;1989年,中国正式提出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UNTSO)派遣军事观察员的申请并被接受,从此中国开始实际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19)另一方面,军备控制和裁军也是联合国和平与安全领域一个重要部分。中国在积极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同时,开始赞成大规模裁减常规军备,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太空武器,认为拥有最大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国家应率先大幅度裁军,主张中小国家有权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讨论和解决裁军问题。1980年,中国开始参加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1983年,中国派出了专职裁军事务大使;1986年起,中国在联合国大会连续五年提出旨在推进核裁军和常规裁军的实质性决议案;与此同时,中国还先后加入了《生物武器公约》《化学武器公约》《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等重要裁军与军控条约。

  

   在经济与发展领域,中国参加了联合国所有下属经济委员会和经济类专门机构的活动,坚定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行动。1987年在联合国第七届贸易和发展大会上,中国强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必须建立在公正、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应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在1990年4月召开的联大特别会议上,中国提出了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原则,认为必须由各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来选择本国的发展道路,要尊重各国决定本国经济、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主权。

  

   在国际合作领域,中国开启了与联合国机构合作的进程:1980年1月,中国加入了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1980年3月,中国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80年3月,中国恢复了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合法权利;1980年5月,中国恢复了其在世界银行中的合法权利;1984年9月,中国成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1984年6月,中国恢复了其在国际劳工组织中的合法权利;等等。(20)通过主动参与联合国各项重要议程,中国在联合国内外的作用和影响力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有了明显的提高。(21)以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称UNESCO)的合作为例,UNESCO与中国进行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计划”“国际水文计划”等六大政府间合作项目和签署的协议,不仅可以让中国利用这些项目与32个国家的170个研究与资料保存机构开展资料互换业务,而且还可以让中国在北京建立了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通过举办20余期国际培训班为36个发展中国家培养了500多名学员。(22)在这个时期,应中国邀请,众多联合国机构来华设立办事处,如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

  

   总之,“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不仅意味着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全面参与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体系,广泛参加各个领域的活动”,(23)而且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正面积极的影响。

  

   (三)“全面合作”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为标志,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范围内遭遇严重挫折,社会主义中国从此开始成为美国心目中的主要潜在战略对手。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集中精力搞建设,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同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明确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加速推进时期。(24)在对外战略方面,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往来,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25)另一方面,“我们在国际问题上还是要有所作为,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26)因此,中国在坚持“韬光养晦”的同时,辩证地实施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的方针,将联合国视为最重要的多边外交舞台,借此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扭转不利局面。当时的联合国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联合国制度的设计是建立在二战末期大国对于未来国际秩序安排的特定历史情境基础之上,其权限划分、机制运行等方面都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与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对于联合国的期待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一直企图将联合国纳入其战略轨道,希望联合国能够为实现和维持其单极霸权的目标服务。因此,处于重重困境之下的联合国也亟需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国给予大力支持。也就是说,“相互支持”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主旋律,中国与联合国因而开始进入“全面合作”阶段。

  

   在政治层面,中国始终是联合国坚定的支持者。中国领导人积极出席联合国的各类重要活动,在众多外交场合都明确表达了中国对联合国事务的重视和对联合国权威的尊重,这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并不多见。1992年1月,李鹏赴联合国总部出席了安理会首脑会议;1995年10月,江泽民出席了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2000年9月,江泽民参加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并在会上明确强调了中国大力支持联合国的立场,指出:“联合国的积极作用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联合国的权威必须维护而不能损害”;“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都不应对联合国采取‘需要时则利用之,不需要时则抛弃之’的态度”。(27)2005年9月,胡锦涛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并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强调要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联合国最为重要的一个合作对象。

  

   在安全层面,中国在维和事务领域发挥的作用进一步增大。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先后参加了“联合国中东停战监督组织”(UNTSO)、“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UNIKOM)、“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UNTAC)等维和行动。据统计,截至2002年9月,中国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了包括军事观察员等在内的人员超过600人次,派出的工程兵多达899人次。虽然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其参与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参与的程度不断加深。在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中国所持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态度和立场始终都非常鲜明,不仅如此,中国还采取实际措施支持联合国军备控制和裁军活动。1992年3月,中国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5年4月,中国重申了无条件向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提供消极安全保证,并首次承诺要提供积极安全保证;1996年5月,中国承诺不向未接收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提供帮助;同年9月,中国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8年12月,中国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自愿保障协议附加议定书。

  

   在经济与社会层面,中国主张和平与发展密不可分。1992年钱其琛在第47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联合国应充分重视和努力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并把其列为联合国优先努力的事项。”(28)为贯彻这一主张,中国开始以自身发展来带动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的发展,例如2008到2012年期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了20%,其增长持续的时间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29)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峰会通过的宣言,设定了包括消除极端贫穷和饥饿、普及初等教育等八大目标,为各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中国将千年发展目标与自身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在消灭极端贫困和饥饿方面,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1990年的8500万,减少到了2009年的3597万;(30)在普及教育方面,2010年中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了99.7%,全国不仅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而且还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现象;在促进男女平等方面,中国基本实现了小学和中学教育消除两性差异的目标。(31)

  

   总的看,与之前对联合国事务的“单向度参与”相比,中国在“全面合作”阶段与联合国建立了“双向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双方互为对方的重要合作伙伴。一方面,中国坚定地支持联合国,更自信地在联合国框架下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联合国也对中国的贡献和作用予以充分认可,在肯定中国是“负责任、讲和平”大国的同时,也希望能够依托中国进一步加强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

  

   三、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新时代:“建设性引领”阶段

  

   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新时代。十八大报告提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特色大国外交,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维护还是拓展自己的利益,也无论是发展全球伙伴关系还是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都需要充分借助联合国这个平台。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联合国外交开始从“全面合作”阶段进入“建设性引领”的新时代,(32)具体体现为“理念引领”“路径引领”和“行动引领”三个层面。

  

   (一)理念引领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往往通过行为体之间观念互动的社会过程起作用。”(33)2013年3月,习近平首次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指出“人类越来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4)2015年9月和2017年1月,他又分别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和日内瓦总部向国际社会全面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2018年12月10日,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民愿同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一道,秉持人类共同价值,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世界美好未来。本文认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动机是,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来对“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前途命运会怎样”这一重大课题作出深刻回应,其理念内涵不仅强调了世界各国利益交融、命运与共的紧密关系,而且还明确了“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进一步丰富。

  

   (二)路径引领

  

   深刻的理念需要通过科学的路径转化为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依其内在逻辑而展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加强国际法治建设”“实现整体性国际安全”和“推动可持续的共同发展”这四条科学的引领路径,分别对应于新时代中国关于国际社会的“新秩序观”“新制度观”“新安全观”和“新发展观”。

  

1.“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路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新秩序观”方面的延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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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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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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