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在中国学术场上继续打西方学术的代理人战争，而是新时代中国传播学根植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历史、实践基础上正本清源的题中之义。事实上，斯迈思的研究及其著述也集中体现了新十六字方针——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植根实践、引领时代。

　　 从施拉姆到斯迈思

　　 套用“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一女性主义流行语，可以说“个人的也是学术的”。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其召开的西方传播学座谈会上提出了发展中国传播学“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十六字方针。同年，教育部开始连续三年以一年一个名额的有限规模，以当时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为国内委托代培单位，先后向美国、法国和加拿大派出三名新闻学公费研究生。笔者有幸考取的，是1984年派往加拿大的名额。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1986年，我选择了当时闻所未闻的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就读，带着施拉姆那本《报刊的四种理论》中文版出去，没想到在西蒙菲莎，碰到的却是斯迈思。记得当时阅读他交给我的那份他给中国政府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内参报告打印稿时，思忖着我们见面时的讨论，那个“中国社会主义何去何从”的大问题，一下让我觉得有一种不可承受之重。

　　 如果说整个中国传播学界四十年来一直在说施拉姆——直到2022年还有“施公（拉姆）”的膜拜文章，那么，笔者便是那个二十年来一直在说斯迈思的别样声音，因为他那隐喻般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和相关的“生产什么、为谁生产以及如何生产”问题，实质上是中国能否独立自主地走出一条社会主义道路的真问题和大问题。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白热化的国际信息领域的斗争，我们在斯迈思来华从事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五十年之际，借他深受中国理论和实践影响的代表作《依附之路》中文版于2022年春迟到的问世之机，批判吸收他的学术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应他的问题，依然是在完成“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未竟历史使命。

　　 现在看来，我们对国外传播学术的了解，并未达到“系统”的程度。比如，对斯迈思在技术问题上的了解，就远不及对麦克卢汉的认识，而这也不是偶然的。诚然，不论生前出版的唯一专著《依附之路》，还是去世后由其学生古贝克（Thomas Guback）编辑出版的学术自传《逆时针》，斯迈思几乎没有花多少篇幅直接批判麦克卢汉的技术观，但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斯迈思对技术的分析远比麦克卢汉深刻透彻。在《逆时针》中，斯迈思直截了当地指出麦克卢汉技术观的唯心主义问题（Smythe,1994:268）；而从《依附之路》关于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如何“公正地批评了麦克卢汉”而又受到他影响的一个注释中，我们也可知，斯迈思不仅认同威廉斯对麦克卢汉的批判，而且认为正是因为麦克卢汉的影响，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接近于”而最终未能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斯迈思，2022:25）。

　　 与此相关，相对于大家耳熟能详的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概念，斯迈思阐发的“意识工业”概念不仅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有群众立场和民主精神。“意识工业”及其理论聚焦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下媒体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双重属性，一头关涉着艺术与科学的历史性和阶级性，一头关涉着技术与商品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内涵广泛而丰富。除了大众媒体，“意识工业”概念还涉及广告与市场营销、艺术、教育、体育、电子与信息工业、金融以及各种消费品行业。在斯迈思看来，除了其内容的影响力，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大众媒体还生产出推销商品、竞选人和议程的受众——或更确切地说“受众力”（audience power），以完成如下两个相辅相成的目标：“对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大规模生产的消费品与服务进行大规模营销”、“对国家及其战略或战术政策与行动的合法性进行大规模营销”（斯迈思，2022:25-26）。作为一名既担任过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又研究过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跨界学者，斯迈思对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意识工业”运作机制的分析既凸显结构，又深入主体，为我们在“万物皆媒”的全媒体时代发展出一个有关传播研究对象的系统性与整体性视野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新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围绕他的“受众商品论”进行学术创新也绝非偶然。

　　 今天，我们要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中坚持传播研究的彻底唯物主义立场，如保证媒介物质性研究不沦为玄学，更有必要吸收斯迈思的技术观和对“意识工业”运作机制的分析。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尚缺乏接受斯迈思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并使其成为中国传播学发展有机养料的“本土”学术气候的话，那么，在经历了互联网革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危机以及如火如荼的国际信息战、技术战和认知战之后，斯迈思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国内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传统的有机融合，在新时代便开始有了现实历史条件和学术土壤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把受斯迈思启发的“受众商品2.0”概念直接应用到中国，也不意味着把研究议程仅仅落脚在对中国受众如何受制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层面。更有挑战性和建设性的研究议程应该是，如何秉承斯迈思对“工作”概念更为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含义上的理解，以及他从这一层面理解中国革命何以取得胜利的认知，1深入研究如何把跨国垄断资本主义框架下被异化的“受众商品”转化为自觉与能动的社会主义传播主体（赵月枝，2020）。

　　 从“东西二元”到“融通中外”

　　 从施拉姆到斯迈思，在象征意义上，也是中国传播学在经历了四十年发展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推进新闻传播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框架下，实现范式转型的必然要求。换言之，施拉姆还是思迈斯，实际上也是中国道路及其新闻传播研究何去何从的问题。这就不得不面对施拉姆和斯迈思这一对学术宿敌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政治问题。

　　 在美国传播学术史中，施拉姆和斯迈思这两位曾经同在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院的学者，代表着格格不入的学术道路、完全对立的学术立场。施拉姆是反共反马的冷战斗士，而斯迈思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者，他们各自所发展的传播研究，有泾渭分明的学术政治对立。施拉姆作为伊利诺伊大学的校长助理，是该校1947年成立的传播研究院的院长，而斯迈思则于1948年受聘该校商学院和传播研究院的双聘教授。作为麦卡锡主义时代美国学术生态的一个注脚，施拉姆虽然支持斯迈思在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院任职，但是，当麦卡锡主义者企图通过莫须有的指控阻止斯迈思最后到任时，施拉姆有落井下石之嫌。斯迈思在其名为《逆时针》的学术自传中透露，通过从美国联邦调查局获得的他的档案分析，施拉姆还是替美国联邦调查局盯着他的线人（Smythe,1994:42）。

　　 斯迈思因麦卡锡主义的兴起而于1948年被迫离开政府，进入学界；1963年，他又从美国学界回到加拿大。他在西蒙菲莎大学所开创的批判传播研究传统，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指导，同施拉姆所开创的冷战传播学传统截然不同。斯迈思在1971年底和1972年初第一次到中国做调研。根据笔者在西蒙菲莎大学档案馆看到的斯迈思中国之行笔记，他曾于1971年12月27日在北京大学同相关部门领导及哲学系、经济系等多学科学者进行了学术研讨；于12月31日在武汉大学同数学、物理、英语、中文、工程等专业的学者和学生代表座谈。2由于历史的断裂，也由于当时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都没有新闻系，没有学者从学科史的角度来书写这段历史。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到中国研究社会主义传播实践的第一位西方传播学者，他在中国的研究，深刻影响了他的整个学术思想，也影响了国外批判传播学界。

　　 如果说斯迈思是抱着同情与开放的态度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话，那么，施拉姆则是来“布道”，是来影响中国学术发展方向的。当国内学者与施拉姆交流，问自己基于“群众路线”的受众调查是不是美国传播学中的“反馈”并得到其“首肯”之时，以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为里程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中国新闻学术话语体系，就这样与美国冷战传播学似是而非地“接轨”了。更重要的是，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随着传播学作为“增量”被引入并逐渐成为显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自觉不自觉地不断边缘化了。当然，同情理解当时的学术环境、思想认知以及学者的主体性，深刻意识到思想文化领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斗争的曲折性，也是尊重历史和体认到任何人都是在马克思所说的“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必然要求。甚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引进美国的传播学，还是要有“思想解放”的勇气的。然而，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离不开“否定之否定”规律，离不开对学科本身的历史反思，更离不开新时代新的思想解放。我们今天重构新时代中国传播学，就需要反思当年东西方交流中的文化政治与学术政治，尤其是美国的冷战社会科学如何影响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学术发展，使我们的新闻传播研究一度偏离方向。

　　 反着说、老实说、顺着说

　　 正如东西方文明一直是在交融中互鉴与发展的，作为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物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从来没有外在于源于二战期间的战争宣传研究并在冷战初期得到建制化发展的传播学，不管是施拉姆所代表的美国“主流”传统，还是斯迈思所代表的北美“批判”传统，不同的是其中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立场。更具体地说，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如果施拉姆所代表的“主流”传播学是“反着说”，罗杰斯在承认主流范式的失败后有点“老实说”的意味，那么，斯迈思就是“顺着说”。

所谓“反着说”，指的是施拉姆所开创的美国“主流”传播学，是经过去政治化处理的、以共产主义宣传为“他者”镜像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围绕“民主、平等、自由、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等“美国品质”的宣传，被转化成貌似客观的社会科学，社会主义或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专制、迷信、社会分裂”等“特性”与之构成对照，而实现普世性的“人类传播”成了高度抽象化的目标。然而，这样的“政治消毒”过程，体现的恰恰是施拉姆“重新政治化”的努力，“非黑即白的二元论世界观更显示出他在冷战期间对（不同）意识形态（及其之间张力）的高度敏感”（吴畅畅，2019）。这种敏感，同样表现在施拉姆以及其他美国传播学者希望通过大众媒体来推进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从而避免在更多的亚非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忧惧。然而，到了1976年，罗杰斯就不但承认施拉姆所代表的传播与现代化范式已经失败，而且承认中国基于自身实践创造了“现代化奇迹”，而他那个“每个国家，也许每个村庄，都可能根据自己的道路发展”的认识，更成了这位施拉姆之后颇有影响的美国主流传播学者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