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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献栋 王二峰 赵少阳: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中美战略竞争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

更新时间:2022-06-14 10:54:30
作者: 韩献栋   王二峰   赵少阳  
按对冲强度从高到低分别是“对抗型”对冲、“两难型”对冲、“均衡型”对冲、“兼得型”对冲和“合作型”对冲,(61)与之相对应,在现实战略中分别表现为“追美制华”“左右为难”“左右摇摆”“左右逢源”和“联中抗美”。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美国的盟友,受战略自主性的制约,“合作型”对冲下的“联中抗美”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将其排除后,剩下四种适用型双向对冲形态。

  

   1.“追美制华型”

  

   “追美制华型”是指在中美战略博弈和战略对峙时,美国的亚太盟友追随美国制衡中国的情况,主要表现为盟友支持和拥护同盟主导国(美国)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事务上的决策,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领域与美国的外交战略基本保持一致,加大对中国的制衡力度。这类国家主要运用的是以防范、限制/牵制和制衡为主的强制性对冲工具,其中以日本和当前的澳大利亚为代表。

  

   2.“左右为难型”

  

   “左右为难型”是指在中美战略博弈和战略对峙中,美国的亚太盟友面临选择困境,在“站队美国”还是“站队中国”的问题上无法做出明确的回应。因此,这类国家主要采用“隐藏”这一较为模糊的对冲工具,在夹缝中生存,对较为敏感的问题不明确表明态度,而是采用模糊化和推诿的言辞来掩盖合作或对峙的战略意图。为了避免损失的提前到来,这类国家往往采取模糊和拖延的战术,直至战略压力逐渐减小。这一类型以韩国为代表。

  

   3.“左右摇摆型”

  

   “左右摇摆型”是指面对中美战略竞争,美国的盟友基于国家利益优先顺序的变化以及对国家收益的考量而选择阶段内对自己最有利的变动战略。这类国家在具体的对冲手段选择上呈现时间段上的差异,时而选择以合作性为主的对冲工具,时而选择以强制性为主的对冲工具。由于缺乏阶段内的战略共识,享有结盟和变更同盟权的地区中小国家往往有机会借两大阵营和两大国竞相拉拢之机待价而沽。(62)在美国的亚太盟友中,菲律宾最为典型。由于中菲之间既有共同的利益,又有南海权益之争,所以菲律宾对中国的政策变得更加复杂,像钟摆一样,在制衡和追随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当与中国的南海争端加剧时,菲律宾可能会靠向美国,加强对中国的制衡;如果争端降温或者妥善解决,菲律宾则会考虑采取一种更温和的姿态,(63)表现出摇摆性。

  

   4.“左右逢源型”

  

   “左右逢源型”是指在中美战略博弈和战略对峙时,美国的盟友不明确表示加入哪一方,而是选择周旋于其间,并从两处获得利益。由于它们与正处于竞争和对峙的两大国均没有核心利益冲突,在战略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它们可以自由与双方开展交往和合作,进而从双方获得收益。一般而言,这类国家是竞争大国双方极力拉拢和发展的对象,竞争大国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会给予拉拢对象国更多的优惠条件和实质性利益作为加入己方的交换筹码。“左右逢源”是当前东亚地区的中小国家惯用和更为偏好的战略,因为这种“两面下注”的策略很难让中美两大国辨别敌友身份,同时又很容易让两大国都与之交好,从两大国处获益。

  

   可以说,“左右摇摆”和“左右逢源”都是“两面下注”的不同表现形态。前者是指行为体在不同时期或阶段在两个主导国之间的博弈,行为具有互斥性、零和性和单向性;后者是指行为体在同一时期或阶段内同时采取具有互补性、非零和性和双向性特征的策略。从目标上看,“左右逢源”以过程获益为目的,即过程导向型策略,而“左右摇摆”则希望从结果中获益,即结果导向型策略。

  

   “左右为难”和“左右逢源”的差异主要表现为行为体的战略压力、战略空间和政策偏好的不同。首先,相比“左右逢源型”国家,“左右为难型”国家面临的战略压力要大得多。其次,“左右为难型”国家的战略选择空间要小,国家对外政策的自由度和灵活性较差。最后,在政策偏好上,“左右为难型”国家更偏好“隐藏”这一模糊性策略,而“左右逢源型”国家则倾向于公开的双向合作性工具。四种战略形态的特征如表1所示。

  

  

  

   (三)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

  

   当前,在中美战略竞争的环境下,美国的亚太盟友采取了不同形态的对冲行为,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差异性的产生呢?这是本文要探讨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本文的主要假设是:美国的亚太盟友与美国“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与对华“威胁认知的强弱程度”之间的变量关系及组合是造成这种差异性的重要原因。

  

   一般而言,具有同盟关系的国家之间在安全领域更为亲密,信任度相对较高,但从同盟内部的结构层面看,不同类型的同盟结构在盟友互动的作用机制和运行机理上也会产生较大差异。所谓同盟结构是指同盟的组织形式,其中包括同盟的参与方结构、制度结构和组织结构。(64)这一概念较为宽泛,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将同盟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根据参与方数量的不同,可分为双边同盟和多边同盟;根据权力分布的不同,可分为对称同盟和非对称同盟;根据地区分布,可分为地区性同盟和全球性同盟;根据同盟内部的组织和制度结构,可分为紧密型同盟和松散型同盟。

  

   当前,学界主要以权力结构为分类标准,对同盟的对外行为进行研究。传统的同盟理论认为,在非对称的结构中,同盟主导国具有充分的自主性来根据自身的利益计算对同盟进行战略规划,其战略设计更多着眼于主要对手,而非为了满足盟友的漫天要价。(65)美国的亚太盟友与美国均为非对称关系,结构性的权力位差普遍存在于美国的亚太同盟中,因而,依据权力结构难以很好地解释美国亚太盟友对外战略行为的差异性问题。而且,在非对称的同盟关系中,同盟主导国对从属国并非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支配权,处于弱势的地区盟友也可以以向对手转换或退出同盟为要挟,进而提升自身在同盟主导国眼中的地缘战略价值。(66)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能够从一个侧面解释美国亚太盟友的对外战略行为的差异。

  

   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主要受盟友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利益契合度和政策匹配度等因素的影响,相互依存度、利益契合度和政策匹配度越高,同盟结构越紧密;反之,同盟结构越松散。而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又可以通过机制化水平、驻军规模、预算投入、(67)联合军演的规模和频率等标志盟友间互动水平的外化指标加以观察和研判。

  

   结盟具有双重作用,不仅会增加权力、确保安全、获得利益,也可能极大地抑制中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外交灵活性。(68)但是,弱势结盟方的这种灵活性和自由度在不同的同盟结构类型中具有较大差异。在紧密型同盟结构中,主导国很容易将权力的相对优势充分转化为对盟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这意味着同盟主导国对从属国的牵引力和支配力较强,在体系压力加大时,从属国需要服从主导国的全球战略安排,并与主导国在对外战略上保持相当程度的一致性。而在无共同威胁、各取所需和相互借重的松散型同盟结构中,地区盟友参与同盟的动机并非担心或制衡另一个超级大国,而是希望获得同盟主导国的支持,进而谋求本地区的地缘政治与经济优势。(69)由于缺乏战略共识,享有结盟自主权的地区中小国家往往有机会借两大国家或者两大阵营的战略对峙或互相拉拢之机而左右通吃。这意味着在同盟主导国对从属国的牵制力和支配力较弱的情况下,即使面对主导国和其他国家强劲的战略竞争,同盟从属国的战略压力相对紧密型同盟来说要小,其在对外政策中也可以有多种战略选择,不必时时或事事与主导国的对外战略保持一致。

  

   相对而言,紧密型同盟中的从属国能够得到主导国更多的关注、更大的投入以及更明确的安全承诺,可以获得较充分的安全保障,但自由度和自主性程度较低,在主导国需要从属国表态和提供战略支持时往往会力挺和追随。而在松散型同盟关系中,由于内部相互依赖程度、互动水平和制度化水平均较低,平时同盟主导国对从属国的重视程度、投入力度和关注度也都不高,因而,从属国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对外行为更具灵活性,甚至可以在主导国与他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以小博大。同盟结构对同盟行为的作用机制如表2所示。

  

  

   “威胁认知”是影响美国亚太盟友战略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变量,是外交决策者对本国面临的体系压力和国际安全环境压力所产生的感受、理解和判断。现实主义者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以实力为核心的物质因素天然地与冲突联系在一起,并与威胁相伴而生,因而主张以实力界定威胁。这为大国制衡实力而非意图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尽管客观物质要素是国家间暴力与冲突发生的前提和基础,但主观心理要素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国家对威胁性质及其程度的判断。当某个国家被认定为一个顽固的侵略性国家时,其他国家不可能追随这个国家,制衡是唯一的途径。(70)建构主义甚至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间的安全困境也是被建构出来的。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以实力为中心的权力并不必然是风险和威胁。(71)在国际实践中,他国的战略意图与目的对本国具体是友好还是敌意、是安全还是威胁,最终是由该国依据国际安全环境的主观认知来判断。(72)

  

   心理认知直接影响威胁认知的建构,有什么样的心理认知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威胁建构。首先,心理认知是安全或威胁认知的“调节器”,对其具有强化或弱化的作用,一国对他国实力和战略意图的正面认知会建构“朋友”关系,对他国实力和战略意图的负面认知则会建构出“敌人”关系。其次,威胁认知建构与国家间的互动方式存在动态关联。当一国对他国的安全认知占上风时,倾向于合作;当安全与威胁认知持平时,倾向于竞争;当威胁认知占上风时,倾向于对抗。最后,威胁认知的构建与国家的政策选择具有联动性。(73)安全或威胁的定位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出于安全和利益的考量,一国对于那些威胁程度定位高的国家会选择强制性战略,对那些威胁程度定位低的国家会选择合作性战略。

  

对于如何衡量威胁认知强弱的问题,目前学界尚有不同看法。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实力与威胁认知成正比关系,敌对国家的实力越强,他国的威胁认知就越强;反之,威胁认知则越弱。但这种单一的简化指标难以解释同一结构下不同国家威胁认知为何出现差异的问题。沃尔特从结盟起源的视角指出,威胁主要是综合实力、地缘毗邻性、进攻实力和意图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74)但依此标准并不能很好地将同为美国亚太盟友的对华威胁认知程度进行明确区分。鉴于亚太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本文根据以下两大类别的指标区别和判定美国亚太盟友对中国的威胁认知情况:一是对抗性指标,包括“是否存在领土争端”“是否与中国崛起存在结构性矛盾”“是否对华具有负面认知”等次级指标;二是合作性指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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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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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亚太》 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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