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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曲波《林海雪原》——红色武侠小说

更新时间:2022-06-14 10:19:45
作者: 许子东  

   一 革命历史小说也是通俗政治小说

   在某种意义上,革命历史小说也是类型小说,只是“类型”的定义和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爱情小说,或者一般的历史小说有所不同。再学术一点讲,“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其实是一种“通俗的政治小说”。

  

   这里的“通俗”,却不只是追求娱乐,迎合读者欲望,以生产数量为荣。而是“先普及,后提高”,符合《讲话》精神,满足人民群众口味。这里的“政治”,也不是作家个人的政治观念,而是以文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证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合法性。“革命历史小说”的人物,通常善恶分明。但是人物善恶分明,并不只是“革命历史小说”的特点,而是几乎所有通俗文学的一般特征。要辨别一部作品是“通俗文学”还是“严肃文学”(都是中性概念),最简单的方法就看故事里面有没有绝对的“坏人”。“革命历史小说”与一般通俗文学的相通之处是“共创机制”:优先考虑大众需求,作品实际上是作家与读者(通过出版社编辑甚至宣传部门的中介)的共同创造。

  

   “通俗革命小说”,又可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更强调“革命”,第二类更注重“通俗”。前一类无意中希望延续历史演义的风范格局,有时代脉络,打江山得天下是关键,《红旗谱》《红日》《红岩》,还有同类的《三家巷》等,都属此类。后一类有传奇的格式,有意追求侠义小说的趣味,故事紧凑,焦点具体,情节比人物更重要,代表作有《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苦菜花》等。其中《铁道游击队》是《红高粱》出现之前最成功的抗战文学。小说《烈火金刚》中有一段“肖飞买药”,也成为曲艺评书中的当代经典。曲波(1923—2002)的长篇《林海雪原》,1957年出版,则是革命小说追求通俗趣味与侠义风范的典范。

  

   二 《林海雪原》满足了国人对武侠文学的需要

   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说一般武侠小说有三种场景:“……大的背景是‘江湖’,最主要的生活场景则有悬崖山洞、大漠荒原和寺院道观。”“这三者在相对于都市尘世、宫廷衙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都是王法鞭长莫及之处,是武侠小说所虚拟的法外世界、化外世界的具体体现。但三者在武侠小说中又各有其特殊功能,在不同层面上实现了生活场景的文学化,并共同构建了一个颇有审美价值的‘江湖世界’。” [1]

  

   先看第一种场景“悬崖山洞”,“悬崖和山洞因视点不同,可以是隆起,也可以是下陷,但在视觉效果上,无疑都是地平线的突然中断。” [2] 《林海雪原》虽然是红色小说,故事场景却处处体现武侠小说的基本规则。比如少剑波小分队第一个战斗目标——许大马棒的奶头山,小说这样描写:“乱石滩是四外全是陡立的大石山,把个奶头山围在核心。……东面是鹰嘴峰,峰上有一块大石头,活像鹰嘴。这山离奶头山最近,山脚下也不过百多步。可是立陡立陡,上面吊悬那块鹰嘴巨石,伸向奶头山,好像一个老鹰探过脑袋要去吃奶……山半腰,有一个大石缝,石缝旁有一个石头洞。洞口朝正面,正对喷水山……洞里边又有两个小洞。一个通往山上,叫通天洞,一直通向山顶的树林。一个向下,叫入地穴……” [3]

  

   这是一个采蘑菇老汉向小分队介绍地形(很多文学修辞?),后来小分队就从鹰嘴峰上用绳索飞荡到奶头山,从山上往下打,下面又用火力封锁,就在这奇峰异洞之中顺利歼灭敌匪。在真正的武侠小说中,这种悬崖山洞通常是静心习武、隔断人世之处;或者在打斗当中,这种绝境常常意味转机。《林海雪原》写奶头山一役,出击即胜,有点浪费了这么奇特的布景。

  

   第二类场景是大漠荒原。再引陈平原:“武侠小说家之所以非要把侠客拉到大漠荒原不可,与其说出于实战的考虑,不如说是因为审美的需要。‘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李白《结客少年场行》),固然也是行侠……可于大漠荒原中纵横驰骋,方显出英雄本色。” [4]

  

   曲波写《林海雪原》是因为他亲身参加过这个剿匪行动,1946年4月,四野在黑龙江北部已取得军事胜利,但还有一些国民党军队残余,躲在牡丹江深山老林里,占据了一些地形险恶的地方。团参谋长少剑波带领的32人小分队,于是在冰雪世界里“纵横驰骋,方显出英雄本色”。作者就是203首长少剑波的原型。《林海雪原》出版时,曲波已经是一机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二等残废军人。小说的细节或者虚构夸张,基本故事还是真人真事。

  

   但奇妙的是,四野打了那么多战役,从东北打到广州(曲波自己也在辽沈战役中负伤),为什么不是那些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战役产生文学巨著,反而是一支小分队的行动被人们记得?为什么《林海雪原》会成为甚至比《红日》更为人所知的革命战争小说?不管主观上曲波有没有意识到,从接受效果看,《林海雪原》恰恰满足了50年代国人对武侠文学大漠荒原的怀念,不仅是正义之师,还有土匪侠客,还有滑雪打斗奇观。很少有一部小说,地理、气候、背景,对故事主题有这么直接的影响。1958年6月,小说以《奇袭虎狼窝》为名,被译成俄文。后来又改编成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这些篇名都不能像“林海雪原”一样,从字面上就道出小说的气氛、意境、温度和魅力。

  

   三 《林海雪原》红在哪里?

   一般武侠小说在山崖绝境或大漠荒原打斗,也常会在荒村野店碰头。《林海雪原》也有两个荒僻边远的车站村落,在小说里成为和悬崖、雪原一样重要的场景。一是小说开篇,杉岚站被许大马棒“土匪”袭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等部队赶到杉岚站,已经一片惨景,令人胆寒。“村中央许家车马店门前广场上,摆着一口鲜血染红的大铡刀,血块凝结在刀床上,几个人的尸体,一段一段乱杂杂地垛在铡刀旁。有的是腿,有的是腰,有的是胸部,而每个尸体却都没有了头。”“内中有一个年轻的妇女,只穿一条裤衩,被破开肚子,内脏拖出十几步远,披头散发,两手紧握着拳,像是在厮打拼命时被残害的。”

  

   武侠江湖的基本规则是习武之人不能对不会武功的凡人动手,否则就犯江湖大忌。许大马棒对干部和群众的恐怖屠杀,完全打破了武侠世界的底线,既不像正规军,也不如土匪。中国文学中,匪侠常常“一词两面”。小说写杉岚站惨景,就是伏笔,无论小分队后来在肉体上用什么方式消灭敌人,都有了道德依据。对于少剑波来说,整个行动也是一种私仇——被害地方干部,包括少剑波的姐姐鞠县长。“鞠县长和工作队的九个同志,被匪徒用一条大钢丝,穿通肩上的锁子骨,像穿鱼一样被穿在一起。”他们全部被杀,肝肠坠地,耳朵被割。

  

   杉岚站之后,还有夹皮沟。在准备进攻座山雕、派遣杨子荣进入匪巢期间,小分队在夹皮沟发动群众。这里,不是农民,是伐木工人,很短时间内就被小分队组织起来。杉岚站与夹皮沟这两个冰雪世界中的边远村落,以不同方式显示小分队不仅勇武神奇,而且守纪律、帮百姓,救俘虏时,甚至连敌军官太太也救。而对手方,貌似有江湖气味,住奇峰异洞,称兄弟手足,齐上齐落,名字都是动物绰号,相貌也似绿林中鬼,但是他们无纪律、害百姓,乱睡女人,实际上打破了土匪的底线。

  

   《林海雪原》虽有武侠情节(对读者来说是“武侠情结”),但是有三点保证这是一种红色的武侠:一是善恶分明,没有转变,没有折中;二是对民众态度决然不同,或扶助,或伤害;三是溃败的军官,行为还不如土匪。这三条红色底线,在50年代几乎所有的革命历史小说里普遍存在,在今天的各种电视剧里也贯穿始终。

  

   武侠小说场景,除悬崖山洞、大漠荒原外,还有第三种寺院道观,《林海雪原》也绝不遗漏——深山老林里居然有一个河神庙,住一定河道人。当然道人也是假的,被杀害的真道人是个忍着家仇之痛、隐藏在此的文人慈善家,假道人原是日本军官,今天是国民党军队特务,在地下还藏着几个女人(没资格做道人)。

  

   在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普洛普用100个俄国民间故事总结的叙事规则中,一个被多方寻找的“宝物”常常具有特殊功能,《林海雪原》中的“宝物”就是先遣图。杨子荣就依靠先遣图才取得座山雕的信任。另一普洛普强调的情节是“真假英雄”——百鸡宴之前,小炉匠突然逃到威虎山,当面与冒充许大马棒副官胡彪的杨子荣对峙,这也是《林海雪原》里最惊心动魄的一个情节,后来也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核心情节。

  

   小炉匠被捕时见过杨子荣,现在威虎厅上当着几十个土匪的面,本来很容易揭穿这个假胡彪,可是小炉匠他不敢承认自己曾经被捕,所以他先说谎,说自己是从另外一个土匪婆那里来的,但是后来又反口,说他被“共军”捉过,之后形势不利时,又求“胡彪”杨子荣保命。反口是法庭对峙的大忌,这一段“舌战小炉匠”,语言对话充满戏剧性(杨子荣骗过了座山雕,乃真人真事)。更重要的是,“真假胡彪”的戏,读者观众这么感兴趣,因为它有一种象征意义——英雄要用“土匪”面具,才显出侠客精神。

  

   四 为什么读者更喜欢“男二号”杨子荣?

   “尽管侠客形象可分为粗豪型和儒雅型两类,可前者明显比后者源远流长且更得读者欢心。从王度庐到金庸、梁羽生,都曾努力刻画名士型侠客,也都有其得意之笔,但仍无法与粗豪型侠客媲美……鲁迅称颂《三侠五义》‘以粗豪脱略见长’,更直接指出其‘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 [5]

  

   《林海雪原》里少剑波更像文人名士,名字里面的“波”,取自作者自己名字,还有他太太的名字刘波。中间这个“剑”字更是武侠小说常用符号(“书剑恩仇”)。虽然小说处处强调少剑波的胆识、勇谋,可是没办法,读者、观众还是更喜欢杨子荣(杨子荣是“十七年文学”中屈指可数的最著名的人物形象),喜欢这个粗豪型的英雄,尤其是他扮土匪的那一段——这个现象令人深思。

  

   “在现代人看来,草莽英雄自有其独特的美感,而且好就好在那种不为‘文明’所规范的‘十足的野性’。其敢说敢笑敢作敢当的性情以及其‘粗豪脱略’的风格,令过于文明过于懦弱过于无所作为的现代人赞叹不已。而这种‘野性’,只能形成也只能存在于草泽山野之中。” [6] 可以把“文明”理解为革命规则,把“野性”解读为侠义风范。后来《林海雪原》改成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男一号就从少剑波转向了杨子荣。表面是“文革”时期贯彻“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其实背后,也是中国民众审美需求的集体无意识选择。即便60—70年代,中国的革命文艺打倒一切“封资修”,但是对武侠传统的呼唤始终还是存在。真正复兴当然是在80年代的《红高粱》以后,但即使是在纯粹“红色”年代,人们对草莽英雄或侠客匪气,还是心心相印。除了杨子荣,还有阿庆嫂。到了《杜鹃山》,“匪气”已所剩无几了。

  

   《林海雪原》后半部,杨子荣回到小分队,他的形象就不再引人注目了。不过在红色与武侠的结合过程中,少剑波也还是有他特别的功能的。小说一开始就写道:“团参谋长少剑波,军容整齐,腰间的橙色皮带上,佩一支玲珑的手枪,更显得这位二十二岁的青年军官精悍俏爽,健美英俊。”这种作者自恋,使男主角承担了普洛普所谓的王子功能。王子公主的模式,也隐隐地存在于红色经典作品之中。

  

   真实的杨子荣没有40岁,战斗的时候大概就29岁。少剑波真的只有22岁。杨子荣在冰雪行动最后阶段牺牲,因为枪械出了问题,被一伙郑三炮的匪徒打死。

  

   小说删除了这个情节,无论是红色经典,或者传奇模式,都不喜欢悲剧。《智取威虎山》后来成了家喻户晓的一种合唱的京剧,不过大家最乐于背诵的,却还是那些土匪的黑话——“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

  

   据说那个时候也有人演到这一段的时候出岔子了,“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脸红什么”,他说快了,说成“防冷,涂的蜡”,话赶话对方又问,“怎么又黄了”,这个人急中生智,回答一句:“再涂一层蜡!”

  

   就在全国人民高唱“甘洒热血写春秋”的时候,小说作者曲波却受到打击迫害,小说新作《桥隆飙》被红卫兵烧毁。他晚年多病,没有完成构思长久的一些新作品。

  

   [1]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36页。

  

   [2] 同上。

  

   [3] 曲波:《林海雪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4]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39页。

  

   [5]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41页。

  

   [6]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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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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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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