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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甦:我国公司立法的理念变迁与建构面向

更新时间:2022-06-13 21:29:52
作者: 陈甦  

  

   公司是市场经济体制中最为基本的企业组织形式。公司治理结构及运行机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之间,若能达致理念相通、结构相容、机制相谐及功效相长,则是公司立法追求的理想状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于1992年确立,国家即于1993年制定公司法,其后又将公司法修改了5次,以期与不断变革的市场经济体制相符合并与其运行机制相协调。于今修改公司法之呼声与行动再起,值此机遇,切实把握公司立法的内在规律与发展趋势,是提升公司法体系协调性与体制兼容性的必要之举,也是避免将公司立法沉溺于追求万方皆备的形式主义偏好或沉沦于只是堵洞补漏的应付主义偏好的必要之举。

   从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大视野来看,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一大特点就是社会时空大幅度压缩,经济社会在短短40年间就发生在其他制度环境中需要几倍的时空才能容纳的发展变化。因而我们得以在较短的时空尺度中观察到那些有助于析出规律性的社会现象,并做出有助于提高今后社会实践效果的预测或方案。自我国公司法制定迄今不到30年,但居于其间的经济体制几经本质性变化并呈规律性的进展,导致公司法的规范目的及表达方式亦与经济体制变迁相偕而行并蕴含相应的规律性。深刻认识并清晰阐释这种规律性,无疑将增强公司立法在体系上的协调性和在应用上的有效性。

   一、寻找普遍性: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而重构企业组织形式

   在一个经济社会系统中,主导性经济体制决定了企业组织形式的制度选择与规范特征。公司能否在一个社会形态中存在并发展,并不仅在于经济主体及立法者的知识储备、经验积累、历史记忆以及应用需求,更有决定性的则是在于经济体制的可容纳性与可塑造性。在一个既定的社会形态中,基本企业组织形式渐次以至最终会与主导性经济体制处于相谐的同质化结构中,这样一个企业组织形式的变迁过程,实质上就是企业及其制度表达的“体制化”过程。

   从历史上看,公司及公司法形成于中国,并非只是当世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现象。早在清季,就有公司制企业运行于经济社会生活中。直到新中国初期,公司仍是城市工商业的主要企业形式,1950年《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规范公司的法规”。[1]但随之到来的以建立公有制经济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造相应产生了企业组织形式上的变革结果,即以资本权责为建构原点的公司制企业被以所有制为建构原点的所有制企业所替代。所有制(基本是公有制)企业采取了与公司制企业迥然有别的组织形式,既存的私营企业亦逐渐洗涤了公司色彩,最终衍化为所有制企业。“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尤其是伴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企业形态从多元化走向单一化,商事公司被挤出了我国经济生活。”[2]“到1978年时,我国企业基本上就只有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3]

   所有制企业取代公司制企业之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根本不需要公司制企业的存在。这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是以国家计划的制定与执行机制来推动经济运行的,企业只有作为计划经济运行机制精准稳固的末端执行者,才能确保计划目标的有效达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际上企业只是作为国家这个独一无二的大企业的分支机构而存在。”[4]以政企不分为结构特征的所有制企业,是最符合计划经济运行机制的企业组织形式。由于所有制企业属性中必须排除财产独立性与经营自主性,由此导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与公司制根本绝缘。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强大力量不仅消磨了公司制(如在公私合营企业)的规则残余,也消除了运行、体验以至观察公司制运行的实践经验,甚至消解了公司制度的知识体系,因此改革开放之后的公司立法是在并无制度遗存的境地中截然重启的。

   改革开放肇始以“搞活”为基本目标,在“提出搞活国营企业的任务时,首先是要通过改革使之逐步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5]这就为公司制复入经济领域创造了体制环境和历史机遇。但直到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我国的公司制度是在所有制企业立法的夹缝中生存,具有公司制度因素的法律规范因应体制变迁和政策取舍而呈零碎化状态。例如,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4条规定“合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但在企业治理结构上的规定极为粗疏,更多是投资政策性的法律规范。虽然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但该法的核心内容是规范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其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是以厂长负责制为基底结构展开的,>[6]并非受激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想象。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成为经济社会主导结构之前,体系化的公司制度不可能实然存在。

   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的企业立法中,只是零碎地含有公司制度的某项规范,反映的是改革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对公司制度中某些措施的借鉴思维或套用方法,这是与当时经济体制变迁特征相联系且相一致的。在这一阶段存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体制竞争,改革的基本政策与实施措施体现着经济体制之间的选择侧重和此消彼长。改革方略的政策选择直接决定了企业立法的制度倾向,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的企业立法呈现出以所有制为规范建构原点的突出特点,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1988)、《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88)、《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1990)、《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1991)等。这些企业立法依照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分类,在其规范体系结构上,明显呈现出外部关系规范重于内部关系规范的特点,从而体现出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差别待遇。例如,这些企业法中均有“企业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7]其间规范的是企业与国家(严格说是企业与体制)的基本关系,这实质上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与期待在当时企业立法上的反映。以所有制为法律规范建构原点的企业立法,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中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差别地位以及经营权利需要国家专门赋予的管制思维,与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法律地位当然平等、经营当然自主的立法理念迥然有别。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决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经济体制彻底解除了企业与计划经济之间的体制之锁,企业不再作为经济计划制定与执行链条中一个缺乏独立性的环节,而须成为地位独立、经营自主的市场主体。以所有制性质作为制度建构原点的企业立法模式已不能适应实践需要,以资本权责结构为制度建构原点的公司立法,则成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有机构成。在1992年10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于1993年12月即制定出《公司法》。在将公司制企业剔除经济领域30多年之后,在公司制企业及其制度运作的经验欠缺与知识遗忘几至空白的前提下,《公司法》能以惊人的速度出台,充分反映了经济体制与企业制度之间的强关联性,以及为适应这种强关联性而及时建构相应制度的迫切性。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决定”提出,“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现代企业制度与公司制度是两个具有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完整互释性的概念。人们普遍认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形式是公司制,现代企业的核心是法人财产权和公司治理结构”;[8]“对商事公司制度的理解主要限于国有企业改制的‘现代企业制度’。”[9]在这样一个改革实践逻辑中,国企改革面向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法建构亦面向现代企业制度,由此相向而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变革引领着我国现代化公司治理体制的建立,从而促成了公司法的诞生。”[10]

   1993年《公司法》开篇之第一句,就是“为了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由此确定公司法因应现代企业制度建构而为法律表达的本旨,亦以“现代性”加持公司立法政策选择的合理性和方向性。公司立法因其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向习惯所有制企业立法的人们宣示选择公司制的合理性,可以打破阻碍转向公司制立法的观念障碍以及经济实践中接受公司制的心理犹疑。公司立法的政策选择和规范设计将沿着现代企业制度导向展开,从而实现公司制度建构的目标一致性和体系协调性。于此理念观照下,凡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规范,则以符合现代性而被纳入《公司法》体系;凡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规范,则以不符合现代性而被剔除《公司法》的制度选择之外。于是,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的公司立法宗旨,以其现代性的追求与解说,降低了公司立法过程中的观念冲突烈度并简化了诸种立法方案的论证复杂程度。

   于今看来,贯穿这一阶段的公司立法理念,与其说是在寻找现代性,不如说是在寻找普遍性,只是形式上的寻找现代性比本质上的寻找普遍性更有大众说服力而已。在中国社会的话语体系中,传统与现代绝非囿于技术范畴的社会发展阶段划分,而是同时具有价值性和伦理性的社会发展状态判断。现代性是世界范畴文明发展进程的判断用语,并非一国一域历时性表达中意指当代的替代表述。但就企业所依赖的体制特质而言,不能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比市场经济体制传统,也不能说市场经济体制比计划经济体制现代。就所有制企业与公司制企业而言,其实并不能以所谓传统与现代作为两者的界定依据或类型区别,不能认为所有制企业盛行于改革之前就称之为“传统”,而公司制企业兴起于改革之后就称之为“现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所有制企业(如国营企业)并不是经济史上的传统企业形态,而是当时体制想象中的现代企业。我国公司立法所欲建构的现代企业制度,实质是指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其中得以普遍应用的公司制企业制度。但实践表明,在公司立法进程中弘扬并强化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理念,确实赋予了企业法制建设中公司制选择的价值优序性和道德合理性。

   我国《公司法》旨在建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吻合的公司制度,其创制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寻找普遍性的过程,这种普遍性是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性呈现出来的。即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制度发生境域,尽可能地将公司制普遍规则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素纳入《公司法》中。如在公司类型上选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在资本制度上选择法定资本制,在公司治理结构上设置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分权制衡机制,以及公司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存在形式而须有的设立、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等制度。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实践并不能形成公司法的知识与经验,公司法的初建阶段难免有较多的域外制度借鉴,将其他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中的基本模式与规范,作为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的制度反映而纳入《公司法》。但从本质来看,我国《公司法》初创时期为“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度”[11]的努力重点,与其说是向域外知识及经验的汲取与借鉴,不如说是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般企业制度和普遍公司规范的提炼与筛选。

这一阶段公司立法的普遍性追求,在国企公司化改造中对公司法的制度需求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按照当时《公司法》的建构理念及应用预设,就是通过《公司法》的规范效应使国企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成为市场经济中普通存在的商事公司,由此实现政企分离以达致企业自主目标,并进而最大限度地增强企业活力。例如,在改革初期,运用“两权分离”理论以图建构国家与国企之间的产权区隔。与该项理论在西方用以解释公司“所有权分散在小股东手中,日常经营管理却由董事会和经理层控制的现象”不同,[12]我国“两权分离”中的经营权主体却是国企本身。国企拥有经营权之目的,在于“使企业依据法律上的权利而得以对抗非有关国家机关和有关国家机关非依法进行的干预。”[13]反映在立法上,则如《民法通则》第82条所规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依法享有经营权”。1993年《公司法》第4条则规定,公司包括国有公司“享有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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