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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喜荣:国家文化义务履行的合宪性审查机制

更新时间:2022-06-12 23:40:27
作者: 任喜荣  

  

   二、文化宪法条款的内在冲突及其解释困境

  

   我国宪法中的文化条款可以分为三类,即基本文化政策条款、文化权利条款、文化管理权条款。[19]其中基本文化政策条款的数量最多。[20]文化的内涵丰富,与国家的政治价值立场、公民的表达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国家的教育责任和公民的受教育权利等领域交叉重叠。为避免在过于宽泛的意义上分析宪法上的文化规范,本文选取宪法第一章总纲中的第22条和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的第47条加以分析,二者是文化宪法规范体系的核心。

  

   (一)《宪法》第22条释义

  

   《宪法》第22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首先,通过“事业”这一词语的使用,明确了文学艺术、新闻广播、出版发行、文化场馆建设等社会活动的公共性。在我国的国家治理中,“事业”是一个独特的词汇,与国家的行政管理和企业的生产经营相区别,特指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非营利,需要由国家提供经费支持的系统性社会活动。《公益事业捐赠法》(1999)、国务院《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制定,2004年修订)间接确认了“事业”的特殊含义。[21]其次,明确了国家在文化事业发展中的责任主体地位。由于事业本身是指系统性的社会活动,因此,“国家发展”“国家开展”“国家保护”等术语的使用就不仅仅是指财政经费支持那么简单,而应该包括相应的管理机构的设立、事业单位的成立、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其他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等等。再次,界定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群众性”,传达了关于文化发展的清晰的价值立场,从而使本条与宪法序言中的四项基本原则相互呼应。又次,本条还实现了对文化事业的基本领域的列举,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广播、出版发行、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其他“文化事业”。最后,该条第2款将文化遗产保护也纳入国家责任范围,并概要式界定了国家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即名胜古迹、珍贵文物、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该条是典型的基本文化政策条款。基本文化政策条款是关于国家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文化发展的基本手段等一般性原则规定条款。该条不仅为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对文化管理权的规定打下了基础,同时也成为文化领域立法的宪法文本依据。[22]作为基本文化政策条款,该条虽然笼统地将“国家”确定为文化发展的责任主体,但既没有对文化职权在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进行配置,也没有对公民的文化权利进行直接确认。该条所发挥的主要规范功能是赋予立法者制度建构的积极义务,逐步实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国家文化发展义务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该条缺乏对公民权利和法律后果的清晰界定,因此,并不具有司法救济的直接可能性。如果不与宪法精神、原则以及文化权利条款相结合进行整体解释,以该条为依据,国家在文化发展中的裁量权将难以确定有效的法律边界。

  

   (二)《宪法》第47条释义

  

   《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该条是关于公民文化权利的规定,其中对文化权利性质的界定需要进行解释和论证。

  

   首先,该条前半部分确认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权。其中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有时被解读为“学术自由”[23],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有时被解读为“艺术自由”[24]。从文字表述上看,这部分的规定将文化权利首先界定为自由权利,同时又隐含了社会权利的界定。具体理由是,通过细致分析条文中包含的“进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的规定,可以发现,尽管何为“其他文化活动”宪法条文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如果结合第22条关于文化事业的基本领域的列举,则可能包括从事或参与新闻广播、出版发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建设及有关活动、以及参与群众性文化活动等。从该表述所包涵的内容看更接近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1款[25]规定的“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因此并不完全属于自由权的范围,而是同时具有社会权利的特征。有学者将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统一解读为“艺术自由”[26],是不全面的。

  

   其次,该条后半部分附条件规定了国家的促进义务,即“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所谓“附条件”是指该条设定了国家鼓励和帮助的条件,即“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这样的规定方式与第22条采用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等表述方式形成了呼应,同时也与该条前半部分隐含的社会权利属性相一致。

  

   基于对第47条的整体分析可以发现,该条虽然没有明确阐述文化权利的社会权利性质,但对文化参与权的规定,以及国家积极的促进义务的规定,则隐含了对文化权利具有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双重属性的定性。文化权利具有自由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双重属性,也是宪法学研究中的基本共识。如有学者认为文化权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权,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文化成果受保护权。其中,“在中国,科研自由和文艺创作属于接近思想自由的范畴。”[27]也有人认为,“宪法中涉及文化的权利可以分为文化表现权、文化保障权、文化平等权、文化参与权,它们的完满实现构成文化政策法治化的根基。”其中,“文化表现权属于传统自由权的范畴。”[28]

  

   文化权利的双重性质使得国家义务的多层次性更为明显。一方面,作为自由权的文化权利要求国家严格履行尊重义务,避免对公民文化自由权的过度干预;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权的文化权利则要求国家履行积极的保护和促进义务。宪法第47条在概括式确认了作为自由权和社会权双重属性的文化权利之后,又明确规定国家对于“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其中后半句可以看作是对前半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补充,结果仍然是赋予了国家是否支持文化发展的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三)两个条文的内在紧张关系

  

   两个条文既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又包含着冲突的可能,从而形成了内在的紧张关系。

  

   首先,第22条将文化建构主义的价值立场转换成了国家在文化发展上的宪法责任,并提供了巨大的制度建设空间。从文化权利保障的立场看,该条的规定使国家的保护和促进义务实现了宪法上的规范化,有利于作为社会权利的文化权利的发展。第22条与第47条在社会权利的面向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然而,第47条同时确认了文化权利的自由权利属性,由于允许国家“附条件”承担保护与促进的义务,从而有可能降低国家对文化自由权的尊重义务的严格履行,削弱文化权利的自由权利性质。

  

   其次,第47条对于文化权利的社会权利内容,只规定了文化参与权,对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所规定的“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利”则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由于文化自由权利被削弱,文化社会权利不完整,因此,通过公民文化权利的保障实现限制国家文化权力过度行使的目的,存在诸多困难。

  

   以第22条为代表的基本文化政策条款赋予了国家在文化发展上的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国家权力因此得以深度介入文化领域,调控文化关系的发展方向。以第47条为代表的文化权利条款却因为内在的矛盾而减弱了对国家权力的控制能力。文化宪法条文的内在紧张关系,说明孤立地解释和实施其中的一个条文,将可能产生削弱甚至违背其他条文的规范目标的可能性。特别是以第22条为代表的基本文化政策条款既为国家在文化事业发展方面设定了义务,同时也打开了国家权力干预公民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发展的大门。因此,不论哪个国家机关行使宪法解释权,都需要通过合理的宪法解释原则来对不同的条文内容加以协调,否则就会造成宪法实施的困境。

  

   三、文化权利条款在裁判说理中的解释混乱

  

   文化宪法条款的内在冲突及其解释困境,反映到司法实践中就表现为裁判说理的混乱。我国各级法院并没有被赋予宪法解释权,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也多次在有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明确规定法院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29]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法〔2016〕221号)的“裁判依据”部分规定:“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和各级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会议纪要、各审判业务庭的答复意见以及人民法院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这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认了使用宪法作为说理依据的正当性。尽管如此,目前的裁判数据分析表明,法院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援引宪法进行裁判说理甚至直接适用宪法条文裁判案件,其中,以宪法作为判决依据的案例2015年有10件,2016年有19件,援引宪法作为裁判说理依据的数量稍多,但每年也仅有一两百件。[30]在《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出台前,以宪法第47条规定的文化权利作为说理依据的司法判决可以找到少量的实例。这些判决在说明宪法一直活跃于司法实践中的同时,也揭示了法院在运用宪法的“原则或精神”进行说理时的“随意”性。本文选取四个案例加以说明。

  

   在贵州省赤水市人民法院1991年3月19日就《周西成演义》一书名誉权纠纷案做出的关于胡骥超、周孔昭、石述成诉刘守忠、《遵义晚报》社侵害名誉权纠纷案的判决[31]中,判决在说理部分提出:“文学艺术创作是公民的自由,国家对公民在文学、艺术事业中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公民在行使文学艺术创作自由的权利时,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一论证明显依据《宪法》第47条和第51条,但只是截取了第47条中的“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并且用“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替代了第51条中的“自由和权利”,缩小了对两个条款的解释,且没有提及与宪法的关联。

  

  

在葛长生诉洪振快名誉权、荣誉权纠纷案中,一审和二审法院都依据宪法进行了说理,但说理的方式却有所差别。一审法院认为:“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以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为前提。这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关于自由的一般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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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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