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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安:书差、税收与秩序:明清两湖乡村赋役征收群体考察

更新时间:2022-06-11 20:30:01
作者: 杨国安  

  

   摘要:明清时期的两湖地区,县以下乡村赋役征派的群体,主要以县衙中的户书、粮书等户房书吏以及乡里社会中的里书、册书等差役人员构成,加上各类催征、白役等相关人群,每县平均数量达千余人左右。他们具体承办州县钱粮赋役的征派,虽说任期有一定的限制,但由于多半由家财殷实者甚至员绅担任,随着他们对于税收册籍的掌控,进而实际控制了税收的权力,该群体也逐渐呈现职业化、世袭化趋势。这些盘踞在赋税征收体系之内庞大的中间层的存在,是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体系的一个独特现象,忽视了中间层的存在,就难以准确判断中国古代赋税之轻重。

  

   明清时期的乡里组织与乡村社会治理,长久以来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议题,举其大端,如萧公权研究19世纪保甲乡约与中国乡村的政治统治体系,瞿同祖探讨清代地方政府正式体制中的非正式人事因素的运作,戴炎辉对于清代台湾的乡治研究,等等。而且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周保明展开了对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的专门研究。这些论著均涉及乡村赋税征收及其相关经承人员的考察,而日本学者佐伯富则撰文讨论了清代的里书,笔者也曾初步研究明清两湖地区册书包揽钱粮的情形。由于各地社会风俗与经济状况的不同,必然带来州县行政管理难易程度的差异,即“冲繁疲难”的不同,其征税组织的人员架构和运作形态也不尽相同,需要分区域进行详细的剖析,以此深化相关赋役征收制度的研究。本文即以清代两湖地区(湖北、湖南)为中心,对县以下基层赋役征收系统中的相关书差群体作分类考察,以期深化清代乡村赋役征收体系运作实态的研究。

   一、户书与粮书

   (一)户书

   户书是清代州县衙门书吏之一种,其全称为“户房书吏”。按照官衙公务的传统划分,州县衙门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所对应的办公人员即为这六房的书吏。而在户房办公者,是为户书。在湖北沔阳州,“户书由官在各科之中点充”,该州共设置有户粮总书八名。

   从职责来看,户书负责赋税征收以及所有与钱粮仓库相关的事务。在湖南石门县,“民间典卖田宅,推收粮册,历系户书分理经管,不无勒索等弊。议令户书公置书厨一架,安放公所,将粮册置放厨内。仍于户书中选择二名立为总书,督同核算。又每月令户书一名,在于柜所专司其事”。这里户书之上,还设置有总书进行监督管理。

   当然,户书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参与县级钱粮册籍(实征册)的编造与保管。方大湜曾在湖北广济县任职五年,据其《平平言》所言:

   州县征收钱粮,先造实征底册。册内所载名目,是户名不是的名,亦无住址可考。须令各里各甲户书各将所管钱粮另造一册,上列户名某某,应完钱粮若干,下注的名某某,住某乡某处,遇有拖欠便不难指名催追。但户书以此为奇货,往往不肯开造。若非恩威并用,未必惟命是听。

   据此可知,出现在官方钱粮册中的仅仅是“户名”,而纳税人的真实姓名、地址则仅记录在由户书自己制作并私自存留的名册副本中。他们把这种秘册视为私财奇货,不愿向州县官和其他人出示。

   户书往往有各自分管的乡里区划,并且由其管册造册的职能延伸到催征的职能。同治《新化县志》记载:“新化二十八都,户书分管或一都,或两三都,各都均有甲首催征钱粮,是其专责,户书催甲首,甲首催花户。”清初,湖广地区的漕粮兑运方式由民兑改为官兑,户书有时候也要充当押兑者,赴岳州府等水次仓交兑。如湖南湘阴县,“粮长名目至康熙四十三年始行革除,(漕米)通由州县派拨户书押兑,仍循明制,以正兑、改兑米为名,正兑米入京仓充八旗三营兵食,改兑米入通仓充王公百官廪俸”。此外,在一些州县,户书还参与了地方志的赋役部分的编纂。如嘉庆《长沙县志·赋役》部分的攒造人落款:“攒造赋役稿:户书黄禹畴、仓书梁浦云、屯书张定拔。”依照官方规定,户书的任职年限是五年,这一点与里甲职役的一年一换不同。毕竟,户书所负责的赋税征收事宜,涉及征收项目、税则、科则十分繁琐,要熟悉这些事务本身就需要一定的时间,甚至户书往往在五年任满之后改名换姓,从而得以专擅户书一职。即使其本人不能保留职位,往往也会尽可能地让其家人接替其位。

   在明代,户书还是有一定的薪水的,大致是每年12两,但后来有所削减,而至清康熙元年(1662年),各类书吏薪给全部取消,户书也不例外。他们既不能享受正式薪俸,又无任何头衔,所以常常通过非法手段从乡民那里敛财以满足自己及家人的生活需求。户书的收入来源之一,类似于州县官的“陋规”,即以纸张费、饭食费的名义收取的规费。这一收入,根据所在州县钱粮征收规模的大小而有所不同。户书的第二项收入,是在颁发易知由单、出具“串票”或“粮票”时,收取一部分费用。这一部分费用,大致在每份3—10文不等。在湖北黄陂县,“每年户书于正项外派加补额银一百八十两”。

   (二)粮书

   在地方州县的行政衙署中,户房也被称作“粮房”,其书吏亦被称作“粮书”。从性质上来看,粮书即是户书的异名,二者是同一类征收人员。粮书和户书一样,处于州县一级,承担赋税册籍的攒造和田地税粮的推收及征缴。但有时候户书、粮书也是有所分工和区别的,如清代笔记《竹叶亭杂记》载有罗国俊参劾湖南布政司郑源寿的奏折,就认为郑源寿在任湖南布政使期间:

   及到任时,钱粮则必假手于户书,漕米则必假手于粮书,仓谷、采买、军需等项则必假手于仓书,听其率意滥取,加倍浮收。上下交通,除本分利。

   据此可知,粮书主要负责漕米,户书则主要负责钱粮。但事实上到了地方州县,两者恐怕很难区分,而且由于州县地域较广,粮书对于各州县的税粮征收与承纳也是有划片分区的。比如,湘西的溪州:“粮书范必麟,即范运昌,供自咸丰五年承办三四甲里粮务。”据此可知,溪州的粮书范必麟主要是承办该州县三、四甲的税粮任务。再如,岳州府:“各属户粮册差人等,均照分定都甲,每遇秋收之后,私行下乡勾通各甲牌保,每粮一石,收规谷五六斗、棉花七八斤不等。”这里也明确指出,各户粮图差等人都是分定有各自所管辖的都甲。

   粮书由于涉及税粮的计算等专业技能,而他们基本上属于胥吏阶层,甚至为地方官招募而来的人员,那么地方官是需要支付其一定费用的。据康熙《长沙府志》所记载的吏科给事胡尔恺《直陈湖南利弊疏》所云:

   有每年雇募粮书一名,费至二三十金者。里递穷多富少,各项安能出办。势必派花户津帮。故正供有限,而杂费无穷,此小民之所以重困也。

   以上明确指出雇用一个粮书,每年需要花费“二三十金”,其代价可谓不小。这些费用负担最后还是将转嫁到粮户头上。除了加派浮收,粮书有时候也借由采买兵谷而从中侵私肥己。同治《桂阳县志》记载有桂阳县生员朱文商、何青选,里民李余三、何楚儒等具控粮书朱名扬、宋耀延、邓逢运舞弊侵剥、短价浮买一案,可作为粮书舞弊之证。

   与户书相似,粮书在颁发易知由单、出具“串票”或“粮票”时,也会收取一部分费用。这一部分费用,大致在每份3—10文不等。清光绪末年,永明知县万发元《设学筹费禀》载:“县署内粮书经征串票,向有陋规,分缴账房、征比两席。……粮书经征钱粮,串票向来每张缴账房、征比共钱十文,提归学堂,每岁约三百余元。”但在溪州,粮书范必麟将每串票一张所收纳的钱数,竟由原来咸丰年间的80文,骤增至同治元年(1862年)的240文,最后导致县民向荣富等上控。

   由于粮书掌一县钱粮之数,故其徇私往往也会在钱粮册籍方面上下其手。在常德,“钱粮之数,掌在县之粮书。其每月之开比也,能颠倒其多寡;岁终之算数也,能混淆其完欠”。民国年间,李之屏在《湖南田赋之研究》中记载如下:

   粮书收藏粮册秘本,畏人照抄,往往秘不示人。始示人时,其亩数区域皆不详载。其姓名大都笔画之最简者,如丁王等姓,其秘密记号有十字者,有斜点者。各县局勒令交出,无论其照缴与否,即照缴亦无从识别,甚至残编断简、散佚不全。有子孙者将其内容授予子孙,子孙以有业可承,往往不求知识,惟究舞弊之技。故以知识言,子不如父,孙不如子;以舞弊言,子精于父,孙又精于子。无子孙者则传之门徒,充当门徒者,先须厚纳脩金,为之服务数年,始将其内容传授。承其传授后大抵舞弊伎俩,不患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

   以上记载,生动形象地揭示出粮书在粮册上作弊及秘册传嗣、传徒的详情,其收藏的私册自然也就成为传家之宝。一般都是秘不示人,即便示人,也因其从中舞文弄墨,让外人无从识别。这样一来,里甲民户赋税完欠与否,竟都由粮书说了算,而负有催征之责的里长、甲首便往往贿赂粮书,以虚应钱粮故事。更为关键的是,随着粮书掌控粮册,包揽钱粮,遂逐渐走向职业化和世袭化。

   二、册书与里书

   (一)册书

   民国《蓝山县图志》记载:“凡承充粮册、分掌各甲粮户谓之册书。”由此可知,相对于州县一级的户书、粮书而言,册书(以及里书)更多是指乡里一级的赋役征收人员。根据文献记载,册书最初的职责只限于管理钱粮册籍。同时,在黄册大造之年,则协助里长攒造黄册;每年征收赋税之时,协助粮长稽核钱粮,只能算作乡里制度中的一个辅助角色,并不负有催征赋役的职责。

   起初,册书的设置主要是以里为单位,因此依据赋税征收单位的不同,册书职役相应的称谓也有所不同。比如,在以村社为征税单位的华北地区,一般称作“社书”;而在江浙地区则有书手、图书、算书、壕手、扇书、区书等名目。至于两湖地区,又有屯书、村书、庄书等称谓。这些人员作为基层田赋征收中的书差,在地方史料记载中往往混同,在以“册书”统称的同时,仍然需要厘清一些职役的不同内涵,以便更好地把握基层赋税征收的实态。

   册书作为里甲职役的一种,其编制在两湖地区所属州县,并未划一。设置之初,册书主要是以里为单位,每里设置一名或数名。如新宁县,“每里设一册书”。也有以甲为单位设置的,如荆门州,“分五十九图,每图复分十甲,每甲粮册一本,名为一块,共计五百九十块。荆门册书有一人而管一块者,有一人而管数块者”。而道光年间的湖南安化县甚至还有甲书之设:“每年征收粮饷,例外私设甲书,沿乡苛索。”无论是以里为单位,还是以甲为单位,均表明册书的性质即是里甲职役。

   按照明代役法,里甲职役一年一换。册书作为里甲职役的一种,一开始也是排年,由十里长户轮充。但据嘉禾县记载,“民间按乡区都里选人值充,五年一换。总有柜,柜有册书,又名户书,不一”。在此册书应役的年限即是五年。

   册书最初的职责主要是管理册籍,并协助里长攒造黄册,稽核钱粮。在两湖地区,如荆门州,“八山二湖,赋三万而余,而分地以村,列村以图,掌之册书。其初不过便稽察,识逋欠而已”。新宁县,“每里设一册书算数,或编差分派,或买卖收除”。蓝山县,“要其事例,载在粮册,历由各里甲册书掌之”。嘉禾县,“册书管推收过拨”。攸县,“爰集册书于内署,查造归户总册、丁粮派征细册,捐给纸张、饭食,数月事毕,田粮一清”。册书管造册籍的职责,不仅仅是在明初,而是贯穿整个明清时期,并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毕竟掌管册籍是册书得以包揽赋役、徇私舞弊、侵渔肥己的基础。

册书保有的册籍,主要是通行于民间的实征底册,是为私册;而以鱼鳞图册与赋役全书为代表的册籍则为“官册”。而官册因为每十年才重新编造一次,人丁、事产不能及时更新,往往与实际情形严重脱节。清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时任湖北巡抚胡林翼曾云:“湖北屡经丧乱,鳞册无存,不得不凭总书、册书、里书之颠倒影射。”这样一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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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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