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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志海:清末中美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之争

更新时间:2022-06-11 20:23:27
作者: 崔志海  

  

   摘要:晚清的通商开埠问题曾引发近代中外战争,经历了从被动开埠到主动开埠的过程。清末中美关于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之争,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中国近代开放的两条道路之争,即独立自主开放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开放之争。同时,它也表明尽管美国对华奉行相对友好的门户开放政策,主张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但美国政府无意放弃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不愿看到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开放道路,平等对待中国。另一方面,它还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国家主权意识的觉醒及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清政府并不自我封闭,开始变被动开放为主动开放,有意收回约开商埠丧失的国家主权与利权,展示了清朝政府的另一面相。

  

   19世纪中叶,通商开埠问题是中外交涉的一个焦点问题,曾直接引发中外战争。但到19世纪末,随着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为摆脱鸦片战争以来约开商埠受不平等条约束缚而损害中国主权的局面,清政府开始变被动为主动,走上自开商埠的开放之路。清末中美关于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之争,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学界对于清末自开商埠的历史背景、过程、模式及商业经济发展等多有论述,但对清末为自开商埠与列强之间所进行的交涉则未加专门研究。事实上,自开商埠作为约开商埠的对立面,自然免不了与相关列强的博弈。本文就清末中美两国围绕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的交涉做一考察,以便更好揭示清末自开商埠的历史和时代意义,以及晚清中美关系的实质。

   (一)

   在开埠通商问题上,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开启了中国近代约开商埠模式。这些商埠作为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利益,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或“国中之国”。为改变约开商埠的不平等模式,同时为增加财政收入,开辟饷源,1898年3月24、26日,总理衙门先后两次上奏朝廷,宣布将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和直隶秦皇岛三地“开设通商口岸”,当即获旨允准。百日维新开始后,清廷就自开商埠问题于8月10日再次颁布谕旨,号召各省将军督抚积极响应,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称:“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得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三月间,业经准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奏,将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王岛开作口岸。嗣据该衙门议复中充〔允〕黄思永条陈,谓各省察看地方情形、广设口岸,现在尚无成议。著沿江沿边各将军督抚迅就各省地方悉心筹度,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辐辏之区,可以推广口岸展拓商埠者,即行咨商总理衙门办理。惟须详定节目,不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事权。该将军督抚等筹定办法,即著迅速具奏。”由此开启了晚清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的两条道路之争。

   就在清政府开启自开商埠的第二年,美国发布对华门户开放照会,将美国对华政策聚焦于扩大对华贸易。为扩大对华贸易,美国在与列强共同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之后,就向清政府提出商约谈判要求,并于1902年1月任命美国驻华公使康格(Conger)、美驻上海总领事古纳(John Goodnow)和美商希孟(J.F.Seaman)为商约谈判代表。康格则在中美商约谈判开议之前,就向清政府提出开放北京为通商口岸及在广州设立美租界的要求。6月,中美商约谈判开议后,在开埠问题上除商埠地点和数量之外,中美争议最大也最为重要的,还是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问题。

   针对美方提出增开东北的奉天、大孤山(最后改为安东)两处为通商口岸的要求,清朝商约谈判代表吕海寰和伍廷芳在1903年3月31日的谈判中为达到自开的目的,明确主张由清政府自行开放,不写入商约内,仅以彼此互换照会的方式加以解决,并毫不隐讳地声明“因自开口岸由中国自定章程,主权不失,较为妥当”。刚开始时美方代表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的重大区别和意义,同意了中方的这一建议。在这一建议被美国政府否决之后,清外务部便以俄国反对在东三省新开商埠为由,拒绝将增开商埠写入商约。5月1日,外务部电令吕海寰和伍廷芳向美方代表转达此意,谓:“现东三省俄军尚未全撤,若将开埠列入美日商约,恐投其所忌,更生枝节,希尊处切告美使,东三省开埠一事,由中国随时自行酌办。”同时,外务部在与康格的交涉中也以俄国反对为由拒绝将增开商埠写入商约,刚开始时获得了康格的理解。5月7日,康格电告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俄国署华公使反对在东三省开辟通商口岸,因此中国政府不敢将此写入商约。根据外务部的指示,吕海寰和伍廷芳在接下来的谈判中,为实现清政府自开商埠的目标,不但以俄国反对为理由,拒绝将东三省开放通商口岸写入商约,对美国代表提出的将北京和湖南长沙、衡州、湘潭及广东韶州等地开作通商口岸的要求,也以各种理由一概拒绝,不予讨论。

   美国政府对不将增开商埠写入商约耿耿于怀,5月18日,海约翰电示康格,要求清政府须说明其理由及处理方案。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5月20日,康格照会外务部,指出“美国政府向以商务为紧要,其中有美与中在东三省之事,尤视为极要,故请贵国在东三省另开数通商埠,切欲在沪两国所议商约数大臣将所欲于东三省开埠地名载于商约以内,而贵国以现难再开埠推却,其推却之故,使本国政府不易明晰,是以本国政府嘱请贵亲王将不肯允本国所求之由实系何故明以告我,并将贵国政府于此事拟代以何法办理示悉,如延误商约之事,实为未便。”

   5月24、27日,外务部给康格发送两函,解释东三省不能立即开办的主要原因是,俄国驻华公使曾照会要求中国在知照俄国之前不得在东三省立意增开新的商埠及准在新埠派驻外国领事官,而本部已与俄使达成口头协议:“将来如须开设通商口岸及知照各国设立领事,应由中国随时察核情形,自行酌量开办。”因此,“中国政府于东三省开埠一事,仍须斟酌商务情形,将来自行开办,此时未便列入商约,并非于贵国所请有所拒绝也。”换言之,已与俄方达成由中国自行开埠的口头协议。中国为实现自开的目的,自然不能将开埠问题写入中美商约之内。

   对于清政府以俄国反对为由主张自开商埠,康格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并没有很好地理解。5月29日,康格照会外务部,认为两封来函“仍未明言贵王大臣当面所言之言及上海商约大臣所言要语”,同时表示美国政府肯定不会满意清政府的这一解释。而美国政府在接到报告后果然坚决反对,5月29日美国务卿复电康格,表示清政府以自开商埠为由在商约中略去对中美两国和世界贸易都有益的开埠问题是不能接受的,中国方面十分清楚美国在东三省的商务需要增开新的通商口岸,“如果不将开埠问题写入商约,并坚持他们所说执行,那么应立即发布上谕宣布开埠”,指示康格要对清政府不愿接受他们的要求表达极大的惊诧。6月1日,康格照会外务部,转达美国政府的指示,敦促清政府答应东三省开埠要求,指出“敝国向与贵国交以信孚,利缘谊起,故凡举中国有益事,罔不耿耿在念,贵政府不以所请有益之事为是,而敝国政府及商庶等定然不怿,诧为稀奇,是以思维甚虑于怀,理合再将确切情形相应达知贵亲王察照可也。”

   鉴于清政府以俄国反对为由拒绝将开埠问题写入商约,美国务卿直接与俄国驻美大使及俄国外交大臣联系,康格则与俄国驻华公使直接接触,争取其支持,美国政府甚至运动英国政府向清政府施压。6月13日,英国驻华署理公使焘讷理(R.G.Townley)代表英国政府致函外务部称:“旬余之前,在贵部谈及美国政府请在东三省开立通商口岸一事,查开立通商口岸,与各国商务均有利益,在中国则不但与国帑有益,且有他故。兹准本国政府来电,总盼贵国政府能照美国政府所请即允开通也。”但同样被清政府拒绝。6月16日,外务部复函称:“此事前经美国驻京大臣议及,经本部复以由中国随时察看商务情形自行酌量开办,日前贵署大臣来署面谈,已经详告。兹准函称前因,本部仍守此议。”

   在美国政府的一再施压之下,俄国于7月14日书面声明除哈尔滨之外,俄国并不反对在东三省开放通商口岸。当日,国务卿海约翰即将此电告康格,指示他立即将俄国的这一书面声明副本递交外务部大臣奕劻,以最强烈的方式,尽快在商约中就开埠地点达成一致意见。7月20日,康格将俄国的这一书面声明翻译成中文送达外务部。俄国政府的书面声明使得清政府拒开商埠的理由不再成立,在23日的会谈中,庆亲王奕劻同意在东三省开设两个通商口岸,但仍坚持“须俟东三省现驻俄兵全行撤退交还地面后,由中国自行开设”。美国政府和康格对此坚决反对,要求必须将东三省开埠问题写入商约。7月25日,康格专门为此致函外务部,指出:“俄国已普布明文,并不梗阻中国开办,今揆此情理,中国别无推故,未便开办,是以敝国定欲中国将奉天、大东沟两处允准筹办之法载入约章,且应作速妥定签字”。海约翰则在26日的电文指示中,威胁如果不能将东三省开放新的通商口岸条款载入商约,中美就不签订商约,即使新的通商口岸由中国宣布开放。

   在美国的强烈施压下,8月8日外务部照会康格,同意将开埠载入商约,表示“俟西历本年十月八号东三省所驻俄国兵队全行撤退交还地方后,再将该两处由中国自开口岸一节列入约内,商约全文亦俟彼时一并签字。倘至西十月八号俄国兵队尚未全撤,届时应与贵大臣再行商办。”对于外务部将东三省开埠条款与俄国撤军挂钩,康格明确表示不能接受,要求清政府不能附加条件,不能将商约中开放通商口岸条款与俄国军队届时是否真的撤兵连在一起,威胁清政府如果迟至14日晚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话,清政府就必须为商约谈判失败承担全部的责任。8月13日,外务部被迫重新照会康格,文字稍做了修改,虽然仍将开埠与10月8日俄国撤军挂钩,但不再提10月8日之后继续谈判之事,称“所有盛京、大东沟两处开通商埠一事,贵大臣迭次面述贵国政府之意,欲将此事载入商约,本爵大臣自可应允”。8月17日,外务部又发函通知商约大臣吕海寰中美会谈情况,表示东三省开埠入约“势难再却,只可暂照美政府之言,照会康使办理”。至此,清政府在东三省自开商埠的试图和努力遭受严重挫折。

   除了入约与不入约之争外,中美在入约文本的表述上也存在分歧和对立。在美国政府坚持要求将增开商埠问题写入商约之后,中方谈判代表吕海寰和伍廷芳在1903年4月28日的会谈中提出要按自开方式表述立约,并向美方解释自开与约开的区别在于“照自开口岸之章程,其工部局及巡捕等事悉由敝国节制,其巡捕捐亦由敝国征收,此即其区别之大略也。宁波、岳州两口均系照此办理。”要求以此为立约的前提。在接着的谈判过程中,针对美国政府和康格的入约要求,湖广总督频频致电商约大臣和外务部,要求在开埠问题上“必须声明章程界限由我自定,巡捕由我自设,断不能云与现已开各口一律,致失主权也”,指出“日后添开之口岸,应照英约第八款第十二节叙明须遵守我工部巡捕局章程等语,甚关紧要,拟请飞速加电三星使(驻美公使梁诚),务与美使商添入约,以示限制”。吕海寰和伍廷芳在9月1日会谈上提出的第12款条文也体现了这一精神,突出按自开模式进行:“中国政府并允将奉天府及大东沟自行开埠通商。有关开埠、设立工部局、巡捕以及治理各该地方事项,均与其他中国自开之埠无异。”

在开埠条款的文本表述上,美方谈判代表为先达到立约的目的,在4月28日的会谈中没有认真对待,表示“请照英约所载办理可也”,“章[程]各事系小节,究应如何办理,可随后商议。今请先将口岸一事议定为要,因此事所关甚大也”,提议将这个小节问题交美驻华公使与外务部商议解决。但在入约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之后,美方谈判代表和美国政府却坚决反对按中方所理解的自开方式表述立约,坚持按条约口岸办理,不同意、不接受吕海寰和伍廷芳9月1日提出的条文文字,认为工部局和巡捕章程由中国自行制定和管理“是没有道理的”,美国“一定不能同意”;美国政府所理解的“自开商埠”的含意,只是指“这些地方当然要中国自己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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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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