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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恒: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原理及其实践展开

更新时间:2022-06-11 18:04:37
作者: 李志恒  
(23)这实际上与要根据被走私的对象来确定各种走私犯罪所指涉的法益的道理是一样的,走私犯罪所指涉的法益不仅仅是海关进出口管理制度。(24)如果被非法经营的对象是与公众的人身安全相关的药品、汽油等,则非法经营行为可能会侵害公众的人身安全,这时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仍是个人法益。然而,如果被非法经营的对象是烟草、食盐、粮食等物品,那么,由于非法经营行为并不会直接危害到个人的生活利益,反而有可能对个人有利,所以刑法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集体法益。

  

   (二)对集体法益的正向识别

  

   既然像“公共安全”“社会秩序”之类的抽象事物被反向排除出了集体法益的范畴,那么,从正向来考察,我们应如何把握集体法益的涵摄范围?以集体法益的功能定位来指导对集体法益的具体界定,可能对此问题的解答有所助益。如前所述,集体法益是个人人格自由发展的社会性条件。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的功能都是为个人人格的自我实现提供条件,只是二者的作用方式与功能面向有所不同。(25)因此,那些认为集体法益只不过是多数的个人法益的集合,集体法益只是依附于个人法益,集体法益是由个人法益所推导而来的,保护集体法益只是对个人法益的前置保护的观点(26)并不准确。虽然集体法益最终指向的是个人利益,但是,这并不代表集体法益是由个人法益所推导出来的。集体法益是独立于个人法益的存在,并且作为一种独立的法益类型,它有自身的逻辑,其存在并非仅仅为了服务于个人法益以更好地实现个人法益。(27)

  

   在明确了集体法益的功能定位之后,我们再从正向识别集体法益的范围。尽管到目前为止,对哪些内容可以被纳入集体法益中的问题,学界尚未有精确的定论,但是,集体法益的主要涵摄范围可以被确定。作为个人人格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社会性条件,那些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重要价值且对社会整体的高效运转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制度,以及为人类的基本生活提供可能的生态环境,都应当成为集体法益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样的界定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人类共同的经验认识。例如,德国的黑芬德尔教授(Hefendehl)曾依照法益的功能将集体法益分为两大类:其一,为个人之自我实现创造自由空间的集体法益。该集体法益具体包括对大众直接呈现的集体法益,例如文书制度、货币制度、经济制度和环境法益等,还包括作为对抗社会干扰的手段的集体法益,例如司法制度等。其二,保护国家基本架构的集体法益,具体包括各种国家制度。(28)我们暂且不论这样的分类是否合理,仅就其中涉及的集体法益而言,该分类从侧面说明了社会制度以及生态环境在人类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首先,刑法对法益的保护日益向对社会制度的保护拓展。(29)通常而言,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对社会制度进行理解:第一个层次是作为社会形态或社会体系意义上的社会制度,这是对制度的宏观观察,如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第二个层次是社会中的一些具体制度,这是对制度的中观观察,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第三个层次是更为具体细致的社会规范与规则,这是对制度的微观观察,如考勤制度、值班制度和门诊制度等。(30)在社会学层面,人们一般不去研究宏观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群体中的具体规则,而是将中观层次的社会制度作为研究对象。(31)其实,只有中观层次的社会制度,才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具有普遍且广泛的影响力。对社会制度的刑法保护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太过宏观或者微观的社会制度要么并非刑法所能左右,要么尚不需要国家通过刑法来保护,所以,需要刑法直接保护的社会制度基本是中观层次的社会制度。人们在共同体中的社会活动主要依据这些社会制度,社会制度的存在扩张了个人的自由。制度利用者所享有的自由是值得法律保护的。妨碍制度功能发挥的行为将会给他人带来损害。只要能确认违反制度的行为对人们的利益造成了现实危害,我们就有发动刑罚的理由。(32)

  

   例如,如果没有货币制度,或者人们不相信货币制度具有有效性,那么,以物易物的情形将越来越盛行,这将导致人们必须付出更多的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进而压缩个人的自由空间。如果没有一个公平的能保证大众在证券交易市场中平等地享有获利机会的证券交易制度,那么,大众就会选择放弃投资,证券交易制度能促成的经济利益将不复存在。如果没有可查禁盗版并保障著作权人利益的知识产权制度,那么,创作者就可能选择不创作,社会上的文化产品就会因此而减少。(33)所以说,这些对社会系统的稳健运行具有重要价值的社会制度理应成为刑法的保护对象。制度只有有效地运行,才能被人们所信赖,人们才愿意参与其中,也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而且,若我们仔细观察这些社会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就会发现它们与集体法益的功能定位相符合。这些社会制度并不是对个人法益的前置保护,而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真实存在。前置保护往往意味着,将对个人法益的保护阶段提前。原来刑法只有在行为对个人法益造成实害时,才对行为人进行处罚,若对个人法益进行前置保护,则可能在行为对个人法益造成具体危险甚至抽象危险的阶段,刑法就对行为人进行处罚。然而,社会制度法益并非如此。当行为损害社会制度的功能时,即社会制度丧失有效性时,虽然有可能会对该制度影响下的个人法益造成实害,(34)但是,社会制度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保护受该制度影响的个人法益。人类创建各种社会制度的主要目的是维持人类共同生活的可能性,使人类生活更加高效便捷。如果保护社会制度仅仅是为了保护正在使用该制度的个人的利益,那么,在制度形成的初始阶段,并没有多少人使用该制度,难道我们就不需要保护该制度了吗?事实是,即使在维护社会制度的目的中有保护个人生活利益的成分,我们也应该承认,对制度功能的维持才是人们共同的利益所在。这是因为,如果人们不再相信社会制度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参与到社会制度的运转中去,自身的财产或人身等个人法益也就有可能不会受损。可见,对社会制度法益的保护并非对个人法益的前置保护。所以说,社会制度作为集体法益而受到保护,这完全符合刑法保护集体法益的目的设定,即主要为个人人格的自由发展创造社会性条件。

  

   其次,环境法益的刑法保护原理与社会制度法益的刑法保护原理是一样的。一方面,自然环境是人类的生存空间,人类通过自身的活动将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相连接而形成复合的生态系统,即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自然要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人类与自然之间形成共生共荣的复杂关系。只有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能彼此适应且协调运行,人类社会生态系统才能实现稳定且持续的良性循环。(35)所以说,保护环境法益对人类的社会生活而言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虽然保护环境法益看似是对个人法益的前置保护,因为环境法益一旦受到损害,进而受到冲击的肯定是个人利益,但是,同保护社会制度法益一样,我们保护环境法益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生活在此环境中的个人利益。保护环境法益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维护环境系统功能的长期稳定。过度获取地球的自然资源可能对当代人尚无重大影响,甚至可提高生活质量,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可能会导致土地无法居住,或者对后代人的生活质量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因此,为保护未来世代人类的生存可能性,保护环境是必要的,甚至完全可以动用刑法手段。(36)保护环境法益不仅是为了当代人类,而且也是为了真实可期的未来世代人类。(37)这与保护集体法益的宗旨完全吻合,并且也符合人本法益观的基本设定。

  

   综上所述,集体法益并非我们根据经验事实所感知到的所谓的“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表象状态,而主要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重要价值的社会制度法益和环境法益。当然,何种社会制度法益或者何种环境法益会受到刑法保护,终究是立法者的一种价值选择。(38)若刑法要保护某种集体法益,那么,被保护的对象应属于社会制度法益或者环境法益等主要集体法益类型的涵摄范围,这应当是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同时,对这一标准的坚守是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原理的基础所在。

  

   三、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路径

  

   在将集体法益的主要类型定位为社会制度法益与环境法益的基础上,本文接下来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行为才会使集体法益受到损害。若刑法能将使集体法益受到损害的行为作为主要的处罚对象,则可基本实现保护集体法益的目的。

  

   (一)原则上只有累积危险行为被普遍实施,才会损害集体法益的功能

  

   对于何种行为才会损害集体法益的问题,学界已有回答,即原则上只有累积危险行为被普遍实施,才会真正侵害到集体法益的功能。(39)这一理念最初由德国学者库伦(Kuhlen)教授以《德国刑法》第324条污染水体罪为原型提出。该法条第1款规定,擅自污染水体或其他使水质恶化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金。(40)根据主流观点,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既不是一元的个人法益论,也不是纯粹的生态法益论,而是折中的“生态—人类导向法益论”。(41)《德国刑法》第324条所保护的法益首先是公众基于维护水体功能而获得的长远利益。库伦提出,我们应当将污染水体罪的规定理解为“累积的构成要件”,因为从个别行为来看,有的污染水体行为并不会对本罪所指涉的法益(长远利益)造成损害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不禁止这种行为,那么,这种行为一旦被普遍实施,则很可能会造成水体功能紊乱。(42)黑芬德尔支持这种理念,并对该理念的适用范围进行了实质性拓展。他主张,“累积的构成要件”除了特别适用于对环境法益的保护外,也可适用于对社会制度法益的保护,即对经济生活制度的保护。(43)以伪造货币罪为例,伪造货币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是,该行为透过对行为规范的违反,动摇大众对货币制度的信赖,使大众不再使用货币制度,进而使此制度丧失运行能力。个别的伪造货币行为并不足以使货币制度法益的功能失效,只有同类行为被大量实施,才有可能导致货币制度法益的功能失效。在个案中,通常只有个人的财产利益受到侵害,但个人的财产利益只是诈骗罪所保护的法益,并不是伪造货币罪所保护的法益。(44)

  

换言之,如果单一的危险行为并不会被普遍实施,那么,即使其对集体法益有所危害,这种危害也不足以使集体法益的功能受到致命的损害。只有当危险行为被持续且大量实施时,才能使集体法益的功能受到损害,即只有累积危险行为被普遍实施,才会真正地动摇集体法益的根基。(45)比如,就对环境法益功能的侵害而言,个人实施一个污染行为并不会使环境法益的功能崩溃,因为环境法益本身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一个污染行为只对环境法益的功能具有抽象危险,只有当若干个污染行为被持续实施时,抽象危险不断累积,才有可能会超出环境法益的承受能力而使其功能崩溃。所以说,为了保护环境法益,我们不能等到危险累积到临界值时,才来启动刑法,我们需要提前禁止一个个有可能被普遍实施的对环境法益具有抽象危险的行为。这样的单个行为就是“累积危险行为”。(46)“累积危险行为”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只有多次实施危险行为,才会触犯刑法,而是意味着,若社会上多数人都实施这种危险行为,则会导致危险累积,从而需要刑法介入。所以说,每个污染行为都具有累积危险行为的性质。例如,我国《刑法》第338条(污染环境罪)规定,行为人的单次破坏环境行为只要严重污染环境,就成立犯罪,正是这一观点的体现。我们禁止单次的破坏环境行为,是因为其本身对环境法益具有抽象危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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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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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1,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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