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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川:结果归责与危险替代:介入型因果关系的教义重塑

更新时间:2022-06-11 17:57:05
作者: 李川  

   内容提要:医疗介入类伤害案中因果认定的标准模糊与结论随机问题,呈现了介入型因果关系判断的困境。尽管司法实践形成了应对介入型因果判断的三重性标准,但其存在着过分定量与层次不明等适用难题;其根源在于以归因逻辑解决归责问题,造成归责基准欠缺。强调适度归责的实践新发展尚未解决这一问题,亟须结合归责理论形成有效判断基准。在归因与归责相结合的广义因果关系语境下,由于归因层面条件说的稳定适用,介入型因果判断应重在发展归责原理。以结果归责检视因果关系诸理论,应以危险替代作为介入型因果判断的核心原理,将客观归责的危险实现规则转换为介入型因果判断语境下的危险替代规则。危险替代应包括在先行为的危险发展、介入因素创设新的致果危险、行为危险被介入因素的危险替代三个逐次展开的教义规则。危险替代原理的具体适用可以有效厘清因果争议,实践三重性标准也可有机转换为更清晰的危险替代指标。特殊认知及其引发的客观归责主观化争议显示,介入型因果判断标准的完善是理论与实践互相推动发展的动态过程。

   关 键 词:结果归责  危险替代  介入型因果关系  客观归责 

  

  

   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介入因素的介入型因果关系认定问题一直是困扰刑事司法实践的难题之一。尽管在理论上持续发展中的因果关系诸学说为介入型因果关系的认定提供了相对丰富的教义学资源,即不管是传统的必然因果关系论、偶然因果关系论,还是后来发展的条件说、合法则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论等都试图为介入因素影响因果关系的判断提出一定的原理标准;但司法实践却体现出采纳上述理论成果的程度非常有限,尚未能形成判断介入型因果关系相对明确合理的清晰标准,由此导致围绕这一问题讼争不断,形成实践难点。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同因果关系理论仍然存在明显差异与争议,实践中即便希望采纳理论成果也受限于理论抉择的困难而可能无所适从;①另一方面,刑事司法实践中借助典型判例,形成了一种实践中相对承继的、广泛接受的独特判断逻辑。②受此影响,目前因果关系理论上的新发展还不能说对司法实践中介入型因果关系认定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因此有必要在反思臧否介入型因果关系已有原理的基础上,将司法实践传统逻辑与因果关系理论新发展结合起来,为介入因素下复杂因果关系的判断提供更明晰、合理的参考基准。考虑到医疗介入类伤害案是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典型情境,也是集中形成前述典型判例与司法逻辑的关键场域,以医疗介入类伤害案典型案件为例,可以最大程度体现介入型因果关系判断的核心争议,也可以明确检视因果关系相关教义学原理在适用介入型因果认定时的有效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以医疗介入类伤害案因果判断为例

  

   (一)医疗介入类伤害案因果判断典型争议

  

   相较于构成要件定型性已经解决了因果判断问题的犯罪,如盗窃等,人身伤害类罪案更容易产生因果关系争议,“由于杀人、伤害等罪的实行行为缺乏定型性,所以,当结果表现为他人伤亡时,引起该结果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上的杀人、伤害行为,就难以下结论。”③而在本就易生因果判断争议的人身伤害案件中,介入因素导致因果关系判断更加困难,表征这一困境的典型情形就是医疗介入后的结果与伤害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难题。人身伤害行为发生后被害人得到医疗救治的情形非常常见,然而医疗过程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导致医疗结果受到诸如被害人不遵医嘱、被害人亲属放弃治疗、医疗过错等多重介入因素影响更加难以预测,进而时常引起伤害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争议;作为争议核心的医疗介入是否中断因果关系之判断时常存在着认定标准模糊与认定结论随机的问题,类同案例结论相反的现象时有出现。以如下两个典型判例为例。

  

   [案例1]2010年12月2日,谢某等将被害人许某殴打在地。许某于受伤当日被送到医院住院治疗,经积极治疗病情相对稳定。经鉴定许某系头部重伤昏迷,伤残程度一级。2011年3月24日医院应许某家属的要求,对许某拔除气管插管,降低用药档次,并于同年4月1日停止输液。许某在拔除气管插管和停止输液9个多月后,于2012年1月8日死亡。④

  

   [案例2]2015年5月3日,曾某持钢管抡打被害人许某头部,致其脑部重伤。当日许某被送往医院救治,经紧急治疗后呈植物生存状态,8月9日经鉴定,右额颞顶部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伤残等级为一级伤残。在病情稳定后被转入普通病房。2016年3月1日因未能续付护工工资,许某家属将其滞留在医院,不再负责护理,医院为许某提供基本生命支持用药和基础护理。2016年4月15日,许某因突发呼吸困难、心跳骤停经抢救无效被宣布临床死亡。⑤

  

   案例1与2对比,典型体现了人身伤害案件中介入因素影响因果判断的困境与争议:一方面,两个判例从案情来看有其共性,都是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了严重伤害行为,但被害人都被及时送医治疗。初次鉴定都是重伤或严重伤残,在医疗过程中,被害人家属都存在放弃治疗的行为,最终结果都是被害人死亡。然而另一方面,就家属放弃治疗的行为作为介入因素是否中断因果关系的判断而言,两个判例的结论却截然相反:案例1的判决认为,先前伤害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因被害人家属要求医院拔除气管插管、停止输液等拒绝治疗的行为所中断,因此不能成立。原因在于先前伤害行为之后,又介入了被害人家属主动要求拔除气管插管、停止输液等多个独立于伤害行为的积极因素,并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⑥相反案例2的判决却认为,先前伤害行为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根本原因,被害人家属消极不配合治疗护理这一介入因素不足以阻断先前伤害行为致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即伤害行为造成被害人身体遭受严重伤害,死亡不可避免,外力因素介入后加速了被害人死亡,行为人仍然应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⑦由上可见,这两个案例在类同的重伤案情下对介入因素是否中断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作出了相反的结论。诚然,不同案例中具体伤情、家属阻碍治疗的程度及被害人延后死亡时间有所差异,但是两个案例的判决也并未明确表达这些具体差异对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影响如何,判断介入因素中断因果关系标准如何,仅直接给出了介入因素是否中断因果关系的结论。这两个案例的对比体现出由于缺乏相对统一的判断标准与相对明确的论证过程,介入型因果关系的个案判断难免易生争议。

  

   (二)介入类因果判断的实践三重性标准及其问题

  

   《人民法院案例选》对案例1的注解说明该案因果判断结论的具体逻辑:即综合考虑介入因素本身是否异常、独立,以及在先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小进行介入因素是否中断因果关系的认定。⑧若介入因素本身异常、受行为派生不独立,且伤害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则介入因素不能中断因果关系;反之,则介入因素中断因果关系。这一来自权威判例选编的介入型因果判断逻辑具有代表性,相关典型判例反复显示出对这一认定逻辑的确认和发展,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介入因素影响因果关系判断的实践三重性标准。因此需进一步检视的,就是这种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逐步发展的、用于判断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实践三重性标准是否能有效解决前述两个案例代表的实践争议困境。

  

   [案例3]陈某用一支一次性注射器从自家农药瓶中抽取半针筒甲胺磷农药后,潜行至陆某家门前丝瓜棚处,将农药打入瓜藤上所结的多条丝瓜中。次日晚,陆某及其外孙女黄某食用被注射有农药的丝瓜后,出现中毒症状。送医后黄某经抢救脱险;陆某因甲胺磷农药中毒引发糖尿病高渗性昏迷低钾血症,医院对此诊断不当,而仅以糖尿病和高血压症进行救治,陆某因抢救无效于隔日早晨死亡。⑨

  

   案例3是刑事司法领域介入型因果关系判断的重要判例,经由这一判例明确形成了介入型因果关系判断的实践三重性标准。案例3的判决认为,尽管有医院诊治失误这一介入因素,但被告人的投毒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主要理由是:投毒行为所诱发的糖尿病高渗性昏迷低钾血症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疾病,很难正确诊断;镇医院医疗水平有限,诊治失误可以理解。所以出现医院诊治失误这一介入情况并非异常,该介入情况对死亡结果发生的作用力较小,被告人本身的投毒行为具有较大的致死可能性,因此因果关系仍然成立。本案的判决理由中较为系统地归纳了支撑上述结论的介入型因果关系三重判断标准:“如果介入情况并非异常、对结果发生的作用力较小、行为人的行为本身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较大可能性的,则应当肯定前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⑩由此可见,这一案例明确了介入因素是否中断因果关系的三重判断指标,即在先行为对结果的作用力大小、介入因素的异常性、介入因素对结果的作用力大小。(11)这个三重性判断标准在之后的“张校抢劫案”的判决理由中得到进一步确认与形塑:“成立中断的因果关系……具体判断标准为:一是先前行为对结果发生所起的作用大小。作用大,则先前行为与结果有因果关系,反之则无。二是介入因素的异常性大小。过于异常,则先前行为与结果无因果关系,反之则有。三是介入因素本身对结果发生所起的作用大小。作用大,则先前行为与结果无因果关系,反之则有。”(12)

  

   这一实践三重性标准无疑对司法实践中判断介入型因果关系起到了一定的明晰标准功能。但是接踵而至的问题是这一实践三重性标准是否足够解决争议、形成相对合理一致的因果判断结论。不得不说从判断有效性与合理性分析还存在一定的疑问:一是受“作用力”“异常”等用语自身模糊性的影响,这一标准具体适用时可能因主观看法差异而结论不一。案例1与案例2中家属因没有财力放弃治疗是否算异常因素、放弃对昏迷的被害人的治疗是否属于对死亡结果的较大作用力等都可能产生见仁见智的不同看法。二是对因果关系有无的定性判断却以作用力大小比较的定量判断为依据,容易产生判断困难。作用力大小是相对何种基准而言不甚明确,在先行为与介入因素的各自作用力大小到什么程度才能发生质变的中断因果关系的效果也难以明确。进一步而言,还会出现在先行为与异常介入因素“作用力”性质可能根本不同而难以具有可比较性的问题。案例3中投毒行为、被害人疾病特异体质与医疗疏失三种不同性质的因素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作用力大小其实存在比较上的困难,在分散投毒尚未达到一般致死剂量的情形下,投毒本身并不足以产生致死的作用力,被害人死亡是在有毒物质、被害人自身疾病及医疗疏失的合并作用力下导致的,三者作用力孰大孰小即使判决理由中也难以给出明确的比较标准。三是三重标准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判断逻辑也不明确,容易导致判断困难。比如在先行为与介入因素对结果的作用力都需要判断,二者是否是此消彼长或有先有后的逻辑关系都可能影响最终判断的结论,但实践三重性标准并未形成明确的先后判断层次,这造成了可能因为三重标准之间的判断层次逻辑不清而导致结论的不明确。比如案例1与2中,如果认为被害人家属放弃治疗的行为异常,是否也就不需要再判断两个作用力大小的问题而直接确认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成立了,这一标准就未能明确。

  

   (三)介入型因果判断的实践新发展及其困境

  

刑事司法实践中承继形成的实践三重性标准虽能提供一定的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但仍难有效解决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判断争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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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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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21,479(10):6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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