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旭:法治的中国之治与中国之理

更新时间:2022-06-09 22:40:38
作者: 王旭  

  

   王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系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最新讲座整理稿,未经作者核对。

  

   谢谢主持人同学的介绍和开场。我们今天晚上在云端举办一场关于法治的主题讲座。这次讲座主题是学校主要领导提议和确定的,同时学校团委、法学院、校党委研工部和校党委学工部四家共同举办,要感谢学校邀请我来承担这个讲座任务,也要对四个主办方表示感谢。我个人首先的一个体会是,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人民大学重要讲话精神是学校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工作的主题主线,这个任务很繁重;当下又恰逢学校根据中央和市委的部署严密防控疫情的关键阶段,各位同学都很不容易,很辛苦。当然,今天我们欣喜地了解到北京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胜利。陆机在《文赋》里说“瞻万物而思纷”,在一个很复杂的校园公共情绪和个人颇不平静、甚至有点焦躁的心绪交织的氛围里,安排一场以法治为主题的讲座,谈论一种特定公共哲学基础上的秩序建构,是有深意的,要体会到学校主要领导的良苦用心。

   我照例还是没有课件,不需要在线专门共享什么资料,还是做一个“兴之所致”的漫谈,但想了一个具体的话题,就是“法治的中国之治与中国之理”,作为与校内各个专业的、各个学院的同学交流的话题。简单破下题。为什么要讲“法治”,因为法治是今天人类文明共同的基础语法,用孙隆基的话说,是一种依凭它可以发展出互相理解的意义系统的“共同语法结构”,这在当今之世是稀缺的文明资源,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具有的共通性话题。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首先一个体会就是国际秩序深刻调整和剧烈变动,全球化所赖以存在的文明共识和底线默契在破裂,世界秩序存在割据的走势,人类似乎在重返管辖权多元的中世纪。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嵌合的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区隔化、碎片化或用最近一本讨论国际政治的书的主题词来说,就是深度裂变。21世纪的民主政治也遭遇了国家治理的许多重大挑战,必须回应治理赤字的问题。如何通过规则的有效保障将民主政治重新带回真正具有公共性的议题,让国家对公共生活真正负起责任来,以原则的政治对抗利益的政治,以普遍规则控制党争、分利集团,克服政治疲软越来越关切到民主政治自身的合法性;从2008年金融海啸开始,全球经济已经十几年处在一种结构性的、持续性的衰退浪潮中,并日益引发国际国内的次生伤害。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调整,刷新了人类作为共同生活的价值体系和行为体系。这些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叠加,对于找到一个可以通约、可以交流、可以公度的话语,越来越少,越来越稀薄。如果以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和叙事,21世纪的人类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世俗化的,摆脱了宗教和普遍教会秩序对政治生活设定的国家,是“自由的国家”,但“国家自由之后怎么办”,会不会重返丛林规则和自然状态,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中国从日本学者王柯概括的“多重型天下国家观”转型过程中,也遭遇了巨大的意义空洞化,简单说就是曾经作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意义体系崩溃了,“道术为天下裂”,这意味着我们也必须为自身找到新的公共秩序的建构基础,并在世界范围内融入更大的公共秩序中。在人类各种各样的价值图谱和行为准据中,法治是有希望成为共识的、可通约的话语模式。“法治”其实本身也有很多不同的概念类型,比如,所谓“薄的法治观”与“厚的法治观”、“内在价值的法治观”与“外在价值的法治观”、“规范性的法治观”与“功能性的法治观”,等等。但归根结底是为人类提供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德沃金称为“合法性观念”的价值。这种观念在最大程度上能够为一个日益不确定的行为体系提供一种稳定的二阶观察模式。

   法治是人类的普遍话语,它为人类文明的互鉴、交流和重构提供了共同语法的基本结构和特殊观念。这是可以超越不同专业,超越不同国家,超越不同时空的。桑德尔讲“背景道德的破裂”,哈贝马斯讲“理性的同一性的丧失”,但法治以一种“效力先于内容”的方式成功建立起对不同行为的观察、调整的二阶模式,极大程度扩展了不同行为体系共存的公共空间,通过“规范秩序”(nomos)为不同行为划定边界,设定视域,也就形成了可以互相观察、进而互相理解与协调的空间。所以,今天学校提出要做一个法治讲座,我觉得特别好,法治的合法性观念超越学科藩篱,不管什么样的学科,都要追求和遵守规范与标准,都要维护一套自身的“正当”体系,因此合法性观念其实是渗透到不同学科的毛细血管中的血液,是共同的作为一种规则而存在的语法。这是想跟大家破题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讲法治,因为它使得我们的信念和行为可以通约。如果用去世不久伟大的法学家约瑟夫·拉兹的话来讲,法治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允许人们在信念相左的前提下实现行动一致”。在世俗化的背景下,信念相左是非常正常的。你有你的信念,我有我的信念,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我们的生活世界的体悟,我们的价值体系可以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如何在信念相左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共同体的生活,合法性观念允许或者担保了信念相左的前提下行动的一致。而行动的一致实际上是自由扩展秩序生成的前提。没有行动的一致,就不可能有公共的生活。这就会陷入到启蒙时期哲学家普芬道夫所讲的,人有反社会的社会性。人有社会性是容易理解的,亚里士多德讲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需要过社会的生活。但是普芬道夫讲,人作为生物的特点就在于,一方面有合群的需要,但是一合群,他就分裂。霍布斯在《利维坦》里也讲得很清楚,因为人有自私,有短视,有虚荣,有嫉妒,有各种性格的弱点,所以他有一种反社会的属性。但是反社会性和社会性何以最终能够保持平衡,形成秩序。可以说,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一阴一阳、两极相克相生的循环流转中艰难建立秩序,而建立互相承认的法权基础并形成合法性观念,我想这在21世纪的今天具有特别的意义。

   第二个关键词,“中国之治和中国之理”。这个提法大家并不陌生,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5日考察学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特别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中央政治局最近的一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还站在中华文明赓续的大历史观里要求我们讲清楚中国人的天下观、文明观和国家观。中国有五千多年绵绵不绝的文明,有世界上最早的、最成熟、最稳定的国家治理体系、社会组织体系、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模式体系。那么,这样一种模式,它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它蕴含的内在规定性是什么?尤其是当它与来自西方古典时期的法治的典范模式和一整套叙事遭遇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究竟是怎么理解法治的,我们中国人究竟是如何对待法治的?在进入新时代以后,我们中国人又是如何全面推进法治的?应该说,在这里面,实际上蕴含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大课题,蕴含着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里讲的,探讨正义是理解城邦和人性最高的主题,但正义是普遍的,对正义的实现却注定是具体的。正义是抽象的,正义是普遍的,但正义永远是在特定的、客观的约束条件中,是在特定的制度体制中,是在特定的地理、气候、人文的具体生态中,而道成肉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作为一种合法性的观念,必然会在中国的具体的文明形态中,在具体的国家治理中展现出它的模式,以及在这个模式背后展现出它之所以如此的内在规定性,也就是它的道理。如果用黑格尔的哲学来解读,任何事物都有成其为这个事物的自身的内在规定性。

   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中国之理”,实际上就是这种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以北宋理学大家邵雍在《皇极经世》里的话来说,“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器之变,复归于神也”,我们要发掘生发具象而又太极不动的中国秩序建构之本源。一方面,要保持法治的中国性,另一方面,要理解中国的合法性观念。那么,这两种内在规定性究竟如何结合?1840年以来,尤其是清末修律以来,大量西方的法治概念、范畴、术语、规范都进入到了中国的公共生活。但是实际上,中国对于法治不是被动的接受,不是盲目的移植,它一定是结合我们国家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对法治进行选择,进行重塑,进行新的建构。所以,法治的中国之治和中国之理,实际上彰显的是关于法的普遍性与法的特殊性命题的对话。这样一种对话,对于我们建立起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信心,对于我们投身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中,对于我们建立一种法治的公共哲学,都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如果我们找不到自己的模式,找不到我们的模式背后的道理和内在的规定性,要么就只能苦苦地追随在西方背后,作为一种西方文明的变种和变量而随波逐流。当达不到所谓的西方法治标准的时候,就只能陷入徘徊、痛苦和妄自菲薄之中。这实际上涉及到中国文化自强自立的大命题,涉及到当年唐君毅先生所讲的花果飘零、灵根自植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怎么能够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遭遇类似于法治这种强大的人类共同价值的时候,能够保有我们自己的文化本根。如果我们只是苦苦追随,那么不但我们追不到,追不上,同时也会丢掉灵根自植的机会。法治实际上只空有一副皮囊,“可怜换来假共和”,失去了自己内在的规定性。所以,探讨中国之治和中国之理的法治,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涉及到我们的文化自信,涉及到我们的文明模式的中国选择的大课题。这是作为破题第二个想跟大家交流的,就是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题目。当然,它首先是要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进行阐释。我们作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作为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学校的教师,这种阐释工作我们责无旁贷,也必为人先。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也契合了任何一种文明在生发开展的过程中保持自我规定性的伦理要求,包括要建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都是具有学术判断上的正当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既是非常宏大的政治判断,也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判断。

   这是我想跟各位不同专业的同学交流的破题,接下来我大概想从两个方面对这个主题作具体的漫谈。我觉得做学问千万不要太辛苦,太刻意,学问不是经营出来的,还是古人讲的“兴之所至”,所以今天就是想到哪、讲到哪,不追求一种非常严谨的、庄严的、刻板的学术阐述。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法治的模式,或者到底什么是法治。它有哪些维度,有哪些核心要义。法治,就是 the rule of law,我大概从历史脉络和分析式进路两个方面展开。第一个,作一个历史脉络的梳理,看看法治作为一种人文类型,作为一种文明体系,它是如何在人类的历史长河缓缓地滋生出来的,这大概是一种历史的考察。第二个,也可以看看法治作为一种话语体系,通过分析性方法的解剖,它有哪些不同的角度,它有哪些不同的切入点,也就是进行法治的类型学分析。这大概是一种分析的进路。所以,一个是历史的进路,一个是分析的进路。这两种进路的结合,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法治。

   历史的进路比较容易梳理。但由于时间关系,也只能粗线条地以年鉴学派里的“长时段”,也就是以趋势为中心,建立一种法治的大历史观。从法治的大历史观,可以把人类的法治观念分成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可以说是一种法治的古典阶段,就是以希腊和罗马文明作为核心。一般来讲,在西方的典籍中追溯这一古典阶段,都会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众所周知,他的老师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对于正义的回答实际上是要靠哲学王去完成的,很难靠一种所谓的规则去完成。但是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他说,依靠普遍的规则治理,要优于人的治理。这是他的基本判断。就是说,依靠在先的、已经制订好的、可以普遍适用的规则,对于城邦的共同善的追求,一定要好过对于个体的人的意志的治理。所以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可以得到作为古典法治的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它是作为一种规则的治理,是依据规则的生活。对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它是要比依靠一个个体或者少数人的意志来规定公共秩序,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讲,就是追求城邦的共同善,是更好的治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4575.html
文章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