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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缘在知几——张祥龙老师的哲人之思

更新时间:2022-06-09 21:05:52
作者: 吴飞  

  

   今年5月28日,北大出版社的王立刚编辑送给我张祥龙老师的新书《中西印哲学导论》(以下简称《哲学导论》),很自豪地说,这是他编过的祥龙老师第四本书了。翻开这本厚厚的著作,其中很多内容都是似曾相识的,从2002年开始,祥龙老师在北大开讲全校通选课“哲学概论”(2005年纳入哲学系必修课,改称“哲学导论”),就已经形成了此书的基本架构和思想,后来又在山东大学和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反复讲授和修改,历经二十年,终于出版了这部讲义。朱刚教授说,这应该是祥龙老师对哲学的最终理解。

   “哲学导论”和“宗教学导论”,是北大哲学系给大一本科生开设的入门课程,“哲学导论”曾先后请张世英、叶秀山、张祥龙、赵敦华、李猛等名师讲授。这门课很不好上,非常考验讲授者的见识和功力,既要对主要哲学流派和哲学家有非常专业的理解,又不能讲成哲学史(因为另外有哲学史课程);讲授者要有哲学性的思考,但又不能向学生灌输某一派哲学思想,而要能够展现出哲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作为学生进入哲学学习的门径与津梁,作为接引大一学生从高中转入大学学习的课程,还要深入浅出,帮助学生成功地完成过渡,而不能将学生吓跑。总之,“哲学导论”这门课,是最应该由有哲学家气质的老师讲授的课程。我2005年回到哲学系任教的时候,正是祥龙老师在上这门课,2006年,我开始讲授“宗教学导论”,与祥龙老师搭档数年,深知祥龙老师对学生的吸引力。很多学生是从他身上感受到了哲学的魅力,开始走上哲学之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祥龙老师成为北大哲学系的象征:他的飘飘长髯、整洁的唐装、洪亮的声音、高远的气象、严谨的学风、风趣的语言、精光四射的双目、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以及跨越中西印三大哲学体系的讲义,处处都呈现出一丝不苟的哲学家的赤子之心。

   很羡慕我的那些学生,能够接受如此精醇的哲学教育。这对于我自己的课,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鞭策。但我当时也回想起,在十年前,也就是我还在哲学系读硕士的时候,也曾经听过祥龙老师的几门课,感受过他的哲学魅力。当时祥龙老师也是回国没有几年,四十多岁,刚刚出版其成名作《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那时的祥龙老师,深深的眼窝上架着一副眼镜,喜欢穿西装和夹克,文质彬彬,非常帅气,不仅显得非常年轻,而且很洋气——得知他出生在香港后,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很难想象他和靳希平、赵敦华老师都是1949年生人。据说有一次他们三人一起坐公交车,祥龙老师有座位,靳老师和赵老师都站在旁边,售票员说:“你这小伙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座位不知让给老人坐?”我在他的课上也听到了中、西、印三大哲学体系,也听了他讲海德格尔。上他课的时候,我正在准备申请去美国读博士,非常冒昧地去请祥龙老师写推荐信,当时很多中国老师乐得做个人情,往往就答应了,甚至会让学生自己写,然后签名,但祥龙老师却以对我不够了解为由婉拒了。这次挫败使我深刻体会到了祥龙老师的严谨方正。

   等我回到北大教书,祥龙老师已经与十年前大不相同了。他不知何时蓄起了长长的胡须,再也不会被人误认为小伙子了,更重要的是,无论他的学问还是授课风格,都已变得更加圆融老到,但其哲学的活力和其中深深蕴藏的赤子之心,却呈现出更加蓬勃的朝气。作为同事和搭档,我开始更近距离地接触课堂之下的祥龙老师,体会到了他的温和与热情,可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随着祥龙老师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清晰丰满,我也对他的哲学思考有了更多的了解,但直到读了这本书,才对他的思想有了比较全面的把握。这本《哲学导论》,可以算作他哲学思考的总体架构,也是了解他哲学思想的最好入门书。

   此书以哲学问题为线索,从中国、西方、印度三大哲学体系比较论述,分为七大部分二十一章,第一部分总述哲学的含义与东西方哲学家,第二部分是终极实在,第三部分是知识论,第四部分是伦理学,第五部分是政治哲学,第六部分是美学,第七部分是当代西方哲学。

   边缘问题

   在全书的序言中,他给出了自己对哲学的独特理解:“哲学是对边缘问题的各种合理探讨,与流行的‘世界观’‘方法论’‘总规律’‘科学的科学’‘批判理性’‘澄清语言的逻辑结构’等说法都不同。”这真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哲学定义,他随后做了澄清:“‘边缘’意味着半实半虚的境地,超出了现成的理性手段,要面对深邃的不可测,但毕竟还是站在广义理性之中,要讲出一番道理,可加深我们对自己生存和所面对世界的理解,而不只是激发感觉和形成信念。所以哲学不是科学,当然也不是科学的科学,而科学在其边缘处或大变革时,倒可能是哲学。”(《中西印哲学导论》,第1页)

   祥龙老师说的“边缘”,并不是通常理解的“非中心”的意思,而是既受到其现象学思考的深刻影响,又带着佛教禅宗的味道。在他的哲学思考中,祥龙老师对“缘”这个字情有独钟,他将现象学的Horizont一词译为“构成边缘域”或“构成境遇”:“一切意向性的体验中都有一个围绕在显示点周围的边缘域,它总已在暗中匿名地、非主题地准备好了下一步的显示可能性。”(《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5页)更重要的是,他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核心概念Dasein译为“缘在”,将Da译为“缘”,并如此解说自己的译法:

   这个Da具有相互牵引、揭示开启、自身的当场构成、以自身的生存活动本身为目的、生存的空间和境遇、与世间不可分、有限的却充满了发生的契机等意义。考虑到这些因素,中文里的“缘”字可以用来比较贴切地翻译它。这不仅是因为“缘”字基本上具备了这些含义,而且由于历史上的佛经翻译使用了这个词,使它那些含义在一千多年的中印文化交融的语境中被酿出了更加丰富微妙的思想含义。而且,龙树的《中论》消除了佛家“缘起”说中的种种杂质,比如因果缘起说、聚散缘起说,给予了这“缘”以无任何现成前提的或“空”(sūnyatā)的存在论含义。(同前,94页)

   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论文《Dasein的含义与译名》,更详细深入地讨论了这一问题,对以“缘在”翻译Dasein,给出了六个理由:第一,《说文解字》以“衣纯”释“缘”,本有边缘、束丝之义;第二,由此引申出“攀援”“凭借”之义;第三,攀援、凭借既包含了“因由”,又有“机会”之义,因而有原本的“时间”含义;第四,边缘有“有限”义;第五,边缘衍生出“围绕”“沿着”之义,皆与“空间”有关;第六,最重要的是,佛教已经用“缘”来阐释“缘起性空”这样的中心思想(《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2001年,84-86页)。

   他在描述《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之主旨时说:“这本书中对于海德格尔、中国天道观(儒、道、兵、法等)及其关系的讨论中都有这样一个境域构成的张力背景。没有这种被现象学者称之为边缘域或构成视野(Horizont)的领会晕圈,关于人文现象的比较研究就会或牵强或不及,而达不到相摩相荡、氤氲化醇、‘其言曲而中’的对话境界。”(《海德格思想与中国天道》,第1页)此书的副标题是“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他在脚注中说:“本书中‘视野’‘视域’‘境域’‘境界’‘缘境’‘境’是一组同义词。只是,有‘视’的词突出人的纯体验的一面;而有‘境’的词则更多地意味着这体验的源泉和归宿。不过,很明白,这‘视’和‘境’水乳交融,相互做成。没有哪个视野中能无境,也没有哪个境界不在视野的构成之中。”(同前,16页脚注)在正文中,他提醒读者,这里的“源”字亦可作“缘” (同前,13页)。正是视野与境界水乳交融、相互做成而相摩相荡、氤氲化醇的体验,构成了祥龙老师哲学思考的缘在。

   对于海德格尔使用频繁的Ereignis,他则译为“缘构发生”,并解释说:“海德格尔要用这个词表达这样一个思想:任何‘自身’或存在者的存在性从根本上都不是现成的,而只能在一种相互牵引、来回交荡的缘构态中被发生出来。所以,这个词可以被译为‘自身的缘构成’,或含糊一些地译为‘缘构发生’、‘缘发生’。” (同前,163页)

   这几个本来在字面上没有直接关联的概念,被祥龙老师用“缘”字牵连起来,这种牵连方式,已经展现出其独特的哲学视角和世界文明观。他认为,仅有中西哲学的对话与比较还不够,为了使这种比较“更广阔、更具蕴育力”,还需要找到“位于中西之间的第三者或参照者,使得整个对比研究获得新的一维”,这一维就是印度哲学(同前,第4页)。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看重佛教汉译对“缘”字的使用。初看《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的目录,我很不理解为什么要有相当的篇幅谈印度哲学,但深入阅读祥龙老师对边缘域、缘在和缘构发生等概念的思考,就会清楚,印度哲学是其哲学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祥龙老师早年跟随贺麟先生读哲学,已经形成了中西哲学双向思考的格局,后来在美国跟随一位印度老师读硕士,这种难得的哲学缘使他能够在中西印三大哲学体系的相互激发之下展开思考。在中西印三大思想体系之间做哲学思考的,前有梁漱溟,后有丁耘,但祥龙老师和他们二位的用意都很不一样。他勾连三大体系靠的是“缘”,使三个哲学传统交叠构成了他的边缘域,这在祥龙老师哲学思考的开端就已经初具规模,那时候,读者往往还不大能理解,但在他后来对各种哲学问题的深入思考与践行中逐渐展开,越来越成熟,最终呈现为《哲学导论》中的这一形态。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对哲学的定义,也就能够理解,哲学所处理的“边缘”问题,并非远离中心的次要问题,而是呈现在这视野和境界之间的,极其重要,却不能被确定的科学话语所涵盖的问题:“它出现在面对‘不可测’的边缘形势中,当我们穷尽了现有的手段,比如技术化的、常规科学的、感官常识的、概念推衍的认知手段之后,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但是它又好像可以被解决,而且在深入的追求中,的确可能得到时机化的解决。”(《中西印哲学导论》,10页)他举的一个例子是:“一个注定要以死亡结束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问题,当然是常规科学所无法回答的,却正好落在他的终极视域中:“总之,‘边缘’意味着活的终极,它让思想走到了头儿,立于悬崖边上,因此它是半有半无、半虚半实,既不能作为对象、哪怕是观念对象被把捉到,却又牵涉全局,可以是那‘动全身’的‘一发’。”(同前,11页)他将边缘问题的主要特征称为“非定域性”,以量子力学来说明。这个“非定域性”,与其早期思想中的“视域”“境域”“构成域”等说法是何关系?他之所以强调“视野”和“境界”的水乳交融,是因为以科学确定性为特征的定域,是无法与视野交融的,两相交融的边缘域,是境域,却并非“定域”,像“人生的意义”“什么是幸福”“生死问题”“世界的开端”等问题,都具备这样的特点,却绝非不重要的问题,反而是最重要的问题。“总之,哲学就是要应对边缘问题,它永远出现在人类精神的惊涛骇浪处,不可能是四平八稳、一劳永逸的。如果你凭借一般印象而认为,哲学是一套体系,哲学家必须是那种通过构造概念化学说来告诉你世界是怎么回事、灌输给你一个世界观的论证,那就错了。”(同前,22页)

   时间观

在上述对哲学问题的界定中,他特别强调“时机化的解决”,后文又说:“边缘问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有时间性和情境性的。”(同前,21页)对时间的理解当然也是祥龙老师研究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结果。在《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中,他非常详细地分析了海德格尔的时间学说,并以此触及了海德格尔哲学最根本的问题意识:对主体性的重思。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一个中心问题是面对笛卡尔以来的主体性传统(吴增定:《〈艺术作品的起源〉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革命》,《文艺研究》2011年第九期),至于他们是否成功则有很大争议。萨特就批评海德格尔丧失了自我意识,而祥龙老师认为,萨特没有看到,海德格尔的缘在分析和先行决断“已经比前人的自我分析远为微妙地揭示了‘自我’(包括意识的自我)的那些有活力的存在论特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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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书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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