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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阳:视角、规范与现实问题意识——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规范建设的几点看法

更新时间:2022-06-09 01:07:09
作者: 杨阳  
远不是几段泛泛而论或几句永远正确的口号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于上述选题及其几乎必定会带来的论证缺失,在当下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界似乎已经变成了习以为常的“八股”,严重影响着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严肃性。

  

   诚然,期刊的要求或项目的导向,对上述选题和写作方式的形成都有着明显的助推作用,而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有一定的现实问题意识导向也是相当合理的要求。但政治思想史毕竟属于基础理论学科,又以前人甚至古人的思想为研究对象,并非直接针对现实问题,其与现实问题的联系主要是间接的。其研究选题不论有多强的现实感,都不太可能针对当下社会政治问题提出具体可操作性的对策,最多只能提供原则性的参考建议,而对大多数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选题而言,它们对现实的参与都只能是间接的,以含蓄和内敛的方式体现在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中。这一现实就要求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应努力抑制充当“干世主”和“帝王师”的冲动,其现实感应更多地表现在知识分子社会批评功能的实现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刘泽华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几乎没有上述所谓“八股”式题目,但仔细阅读先生的著述,却每每会感受到现实问题意识的强烈冲击。著名史学理论家王学典赞誉刘先生是“新启蒙史学”的杰出代表③,不是因为刘先生著述题目或行文之中使用了多少启蒙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概念话语,更不是因为刘先生做过多少牵强附会的联系现实的论述,而是因为刘先生始终将启蒙内含的价值信念深度融入思考过程,通过扎实、严谨和规范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以间接的方式积极、准确地回应了改革开放的时代需求。刘先生通篇讨论古人政治思想的文章,往往能够将读者的思绪自然地引领到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上,这种对现实的含蓄和内敛的参与方式,应该是以“史”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活动参与现实的最佳途径。

  

   当然,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现实需要已呈现出更为多元的态势,朝野之间、不同的集团或个人之间,对社会需要的判断也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这自然会影响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取向。由于对现实需要的判断不完全是一个科学问题,它深受个人价值立场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学术研究中的现实关怀,在正常的情况下本应呈现出多元的价值取向。然而,社会中主流的现实问题导向,会使学术研究的选题和结论可能更多地表现为“顺着讲”或“接着说”,而“逆着说”的行为就可能被看作“迂远而阔于事情”。

  

   对现实社会和政治而言,学术研究的价值不在于政策诠释,也不是为某些具体政策提供理论支撑,而更多在于引领和矫正。一旦“顺着讲”和“接着说”成为常态现象,学术研究就可能丧失主体性。有现实问题意识固然重要,但现实关切并不等于就必须选择“顺着讲”,也不意味着必须在古人的思想中发掘出“现代治理”之类的资源以供当今借鉴。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不论是“顺着讲”,还是“逆着说”,都需要与政治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在这里,现实关切最好的存在方式不是喧宾夺主,而是隐而不见又能透显于研究者论著的字里行间。总之,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方式表达价值信念,引领读者神游于古今之间,是在保持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研究严谨性和主体性的前提下,有效传达研究者现实关怀的合理方式。

  

   注释:

  

   ①徐大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②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之《凡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10页。

  

   ③王学典、郭震旦:《新启蒙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劲旅》,《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132-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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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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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思想史》 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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