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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舫: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重张力及其进路

更新时间:2022-06-08 23:23:15
作者: 刘同舫  
21世纪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相比,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中的具体内容可以并应当加以“时代化”。21世纪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仅因其坚守了马克思主义“原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更在于其对实事求是理论品格的发扬而享有马克思主义的称号。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本本化”的“迷信”,始终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时代新变局。面对区别于“一般原理”的时代新变化、新形势,不应简单因其与“本本”的不一致而被“悬搁”,或将那些力图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张视为“异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会因对新的具体情况的排斥而有所增益,反而可能在“独白”中走向“凋零”。只有不断回应时代问题、适应新的发展变局,马克思主义才能始终彰显其真理性,在21世纪以新的样态“出场”。

   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既不能“告别马克思”,也不能成为教条主义者,而是要在坚守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基本原则及其“一般原理”的基础上,深刻认识人类社会从过去到现在的变化以及从现在到将来的发展的统一性,积极面向实践问题和时代课题,不断坚定历史自信、涵养历史思维,在破解时代之问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真正凸显和充实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化发展产物的鲜明特质。

   03、中国立场与世界格局的双向渗透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源于其对时代新理论、实践新问题的自觉关注,有赖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和积极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应自新千禧年之际就已“在场”,但其作为一个专门的概念和命题,首次“出场”于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随后的系列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要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并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并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首次提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某种必然趋势,反映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要规定性,即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然交织于世界格局与中国立场之间,是具有中国气派、关于应对全球化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处理好世界格局与中国立场之间的张力关系,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世界格局与中国立场的张力问题,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将二者模糊混同,也不能简单以“拿来主义”对待全部21世纪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仅内蕴时间维度,还潜在蕴含着“世界的文学”的“普遍性”尺度。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进程的迈进,“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取而代之的则是“世界的文学”的“普遍性”。这里的“文学”泛指一切精神文化产物。21世纪马克思主义表征了“世界的文学”的“普遍性”,其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概念、命题,其内涵、外延相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来说更为宽泛。这种宽泛不仅体现在外延上,即21世纪马克思主义涵盖了包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更体现在内涵上,即相较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边界可能较为“宽泛”。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必然要与各个民族、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相较于诞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覆盖范围内的许多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现实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与其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中“让渡性”的成分可能较多。在是否坚持“人类解放”的基本立场、如何落实“人类解放”的原则以及如何将其展开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等问题上,不同的民族、地区、国家可能且往往会选择不同的道路。站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彻底性”,诸如拉美地区长期存在的“解放神学”等诸种思潮及主张不能直接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借鉴,但这并不能否认其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合法身份。21世纪马克思主义虽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但应该看到其概念中所具有的世界普遍性意蕴。一方面,要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中国学者不能仅仅依据中国的实际而对其边界和标准进行肆意剪裁、设定,将世界上其他倾向于进步、解放的有生力量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要提高理论鉴别力。当中国学者面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时,由于其在逻辑外延上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构成互斥的关系,即便其大多能够坚持正确的立场,也不能简单“照搬”其策略与结论。当面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时,容易陷入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混同的逻辑误区,我们要看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内涵、外延上的宽泛性,不能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作“无菌室”,误以为似乎凡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就能为我所用,就能解决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而是要笃定坚持世界格局中的中国立场。

   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密切联系,要认识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及内蕴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中,存在着“时空对应性”。如果说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点是关注“欧洲典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回答了“东方社会向何处走”的问题,那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大议题就在于如何走好“中国道路”。这种“时空对应性”的发展逻辑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重要表征。马克思主义固然提供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其对一般规律的揭示不是源于形而上学的抽象逻辑,而是根植于“历史科学”对具体实际情况的研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考察史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尚且在较为一般的层面叙述资本主义的起源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到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则自觉缩小了研究的“视域”,具体考察了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地区资本主义的萌芽,研究了16、17世纪荷兰等地区商业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以英国为典型的18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关注到了资本主义起源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差异性。到了晚年,马克思又着力研究俄国、印度等东方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情况和历史前景。马克思之所以严谨、具体地分别考察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特殊情况,是因为世界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黑格尔式绝对理念运动的单线逻辑和统一模式,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社会发展具有不同的路径,但在同一时代内部,某一具体情况则可能具有典型性,这正是马克思先后重点关注意大利、英国、俄国等地资本主义发展情况的缘由所在。就21世纪马克思主义来说,最具有典型性的课题无疑是“中国道路”的问题。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更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如何发展、发展得如何,直接代表、关系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景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了许多以往时期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取得了诸多引以为傲的重大成就,树立了更加瞩目的国际形象,生成于中国实践之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应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领头羊”。

   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自觉认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作用。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探讨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问题,内含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蕴。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仅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还应当带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种带动作用不仅表现为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推促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还表现为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直接贡献。持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必须秉持世界文化的普遍胸怀,积极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实事求是、有所鉴别地推动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让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立场与世界格局的双向渗透中迎来更广泛的发展和更光明的未来。

   04、整体与局部的视域融合

   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质之一。近年来,学界愈发认识到整体性视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性。在当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语境中,与整体性视域相对应的一个重要视角是学科化视域。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固守于单一的学科视域来研究问题。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的现实运行,他们不仅有机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工艺学的知识,还深刻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乃至希腊哲学的精髓,研究尽可能涉及各门学科知识,如人类学、生物学、热力学、农业化学、地质学和高等数学等。然而,当今由于学科的发展与分化以及前人研究工作的积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更多是在某一具体领域对马克思主义有所推进。整体与局部的视域张力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中显得更加突出,并构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又一对重要的规定性。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张力关系。

   就马克思主义本身而言,整体性是其本然属性,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需要将其放置于学科化的视域中予以考察。列宁曾将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划分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三个部分,并称马克思主义是“一整块钢”。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域与学科化视域在列宁的系列论述中也都有涉及。在我国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依托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制发展,一定程度上分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力量。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整体性视域开始得到重视。许多学者就这一问题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性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必须结合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一整块钢”的论述加以看待,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整块钢”,只有在学科化区分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和可能。

   马克思主义固然是围绕人类解放这一主题而展开的整体性研究,但我们要“回到马克思”,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原本”,就必须尽可能了解、掌握马克思在研究问题时所参考、借鉴的学科资源,这主要是由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把握不同于自然科学,常常需要充分掌握其结论形成的环节性、过程性和背景性要素。要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回到马克思乃至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文本中,以整体视域考察马克思主义,不能抛弃不同学科视域,更不能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诸支撑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如在研究马克思中晚期文本时,失去多学科交叉的理论背景,往往只能把握马克思业已复杂化、成熟化思想的表层信息。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本中对一系列经济学范畴的考察蕴含着深厚的哲学背景。在《资本论》行文中,马克思多次引用古希腊神话、莎士比亚或巴尔扎克的文学典故……倘若不具备相应的思想“前鉴”,很容易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片面地理解为一种非批判的“静观”的“实证科学”,从而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退回到“前康德”的、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思维相一致的境地。任何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和研究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且往往在研究中只有以“片面性”才能换取“深刻性”,这就是为什么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学者依旧且愈发以学科化的视域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原因。

局部化、学科化视域在推动包括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重大作用,但仍然存在着碎片化、单向度、排他性的问题。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中外学者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以及美学等诸多视角深入阐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仅就同一学科如哲学而言,在西方哲学的现象学、分析哲学背景中,都产生了不少具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思想;在各个部门哲学领域,如文化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美学尤其是政治哲学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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