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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文 马梦娟 :美国对华数字竞争战略:驱动因素、实现路径与影响限度

更新时间:2022-06-08 01:08:22
作者: 王晓文   马梦娟  

  

   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推动并引发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时也在影响着国家间权力关系和国际政治格局,并赋予 21 世纪国际关系新的特征与内涵。围绕数字技术的竞争已经成为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中国数字技术的飞跃、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数字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使美国加快了与中国的数字竞争。本文将以美国对华数字竞争战略为切入点,结合拜登执政后美国的数字政策变化,深入探寻美国对华开展数字竞争的驱动因素,分析其战略实施的主要路径,结合双方全球数字战略实施的具体情况,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并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数字霸权”:美国对华数字竞争战略的驱动因素

   21 世纪,技术的进步将世界推进数字时代,新一代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对一国综合国力和全球竞争力起关键作用,数字技术竞争已经成为大国关系调整的核心动力之一。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增长,占 GDP 的比重将不断升高。2021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2020 年,全球 47 个国家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到 32.6 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 3.0%,占 GDP 比重为 43.7%。数字经济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带动经济复苏的关键抓手。全球的数字化进程在进一步加快,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形态,引导着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数字化转型。

   与此同时,我国明确提出“数字中国”战略,将其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方针,数字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2017 年 5 月14 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出了“数字丝绸之路”战略,“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 21 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推动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深化数字互联互通并为全球化提供新动能。2021年 3 月 11 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通过加强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来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同时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构建数字规则体系,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在对内加快“数字中国”、对外推行“数字丝绸之路”双引擎战略的推动下,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 5.4 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情况下,我国数字经济仍然保持 9.6% 的增速,高于 GDP6.7%的增速。2005 年至 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由 14.2% 提升至 38.6%。我国网民规模由 2015 年底的 6.88 亿增长到 2020 年底的 9.89 亿,互联网普及率由50.3% 提升到 70.4%。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全球领先,5G 网络建设速度和规模位居全球第一,已建成 5G 基站达到 71.8 万个,5G 终端连接数超过 2 亿。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2019 年以来,我国成为全球最大专利申请来源国,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领域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第一。在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特别是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的背景下,美国正在对中国展开以发展数字技术为先驱、抢占数字治理与规则的主导权为支撑、挤压中国数字市场并开拓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市场为后盾的数字竞争战略,力图在数字领域全面保持对中国的绝对优势。

   美国对华数字竞争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持其全球技术,尤其是数字领域的霸权。自二战以来,美国确立了世界科技强国的地位,在美国看来,这一优势随着中国的科技进步正在受到挑战。拜登强调,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确保未来在技术和工业领域的世界领导地位,对美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2021 年 1 月,谷歌前任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领导的智库“中国战略组”(China Strategy Group)发布《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报告并指出,“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是其安全、繁荣和‘民主’生活方式的基础。但随着中国在关键领域迅速超越美国,这一重要优势现在面临风险,亟需制定紧急的解决方案来恢复美国的竞争力,维持美国关键的技术优势。” 同月,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的《掌舵:迎接中国挑战的国家技术战略》研究报告指出,技术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处于前沿和核心地位,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了根本性挑战,美国政府必须制定一项国家技术战略,以保持其在世界创新和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数字技术是当今世界科技领域中的核心要素,也是美国维护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确保世界领导地位的关键所在。2 月,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的《美国全球数字经济大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在历史上,大多数追求财富和权力的国家都把重点放在了在新兴的、基础性的和有推进力的技术方面,这些关键技术能够带动经济发展,并适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数字技术就是当今世界的关键技术。”“美国需要制定一个以‘数字现实政治’(digital realpolitik)为基础的宏大战略,扩大美国的数字创新政策体系,打压数字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确保美国的科技优势和世界领先地位。”

   美国进一步认为,数字霸权与其规则主导权、价值观以及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丧失数字霸权则意味着美国三方面的重要利益受到沉重打击。

   第一,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抢占制定全球技术标准和数字规则的主导权。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正在努力主导未来的全球技术标准,并扩大中国在制定技术标准和规范的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技术标准能够在经济、法律和政治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力,同时还能够体现出一国价值观,因此,塑造国际技术标准的能力成为国家彰显其权力的重要来源,也成为大国围绕技术展开竞争的关键竞技场之一。“中国通过‘双循环’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和‘数字丝绸之路’战略将技术推向国际化,使得其他国家依赖中国的企业和技术,中国企业也在国际组织中制定了技术标准。”“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中国提倡实施数据存储、处理和传输方式的本地化政策,与美国主张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政策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在东南亚等地区推广数据本地化将增加美国企业的运营成本,损害其经济效益。”美国认为,中国正在对外宣扬其网络空间治理理念并接手网络空间规则。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日本与美国、欧盟等一同提出了主张数据自由流通、取消数据本地化的“大阪轨道”(Osaka Track)。“虽然中国赞同并签署了该倡议,但 2020 年 9 月出台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才是中国数据治理和主权原则的体现,与美日等国倡导的理念不符。”

   第二,美国认为中国的数字战略对其提倡的价值观构成挑战。诸多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学者污蔑并将中国数字战略命名为“数字威权主义”(digital authoritarianism),认为这是“专制政权”使用数字信息技术来监视、镇压和操纵国内外民众的方式。“中国在监控技术的扩散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政府通过技术控制其公民,中国企业正在向世界各地的专制政权提供面部识别技术和先进的分析工具”。还有的美国学者甚至给中国数字战略扣上所谓“非自由主义”的帽子,“中国企业对外扩张的同时,访问大量国外政府、民众、商业和金融机构的数据,对外输出权力和操纵性的政治理念。”拜登政府将意识形态因素融入对华数字竞争战略,在数字领域筑起排挤、防范中国的数字多边联盟。

   第三,美国认为中国通过“数字丝绸之路”来实现其国防战略目标,从而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兴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有力支撑。美国战略界与学者别有用心,将“一带一路”尤其是“数字丝绸之路”与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认为“数字丝绸之路”是中国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它包含华为网络、智能城市监控技术、“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和北斗卫星系统等,支撑中国在印太地区扩大军事影响力。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一带一路”空间和数字战略为受援国提供了一些商业利益,与此同时,“数字丝绸之路”和空间信息走廊产生了巨大的大数据流。中国对大量信息的获取和潜在控制可以增强其军队在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等方面的能力。“‘数字丝绸之路’这一重要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组成部分具有军事用途,中国正在发展一个战略优势网络,显著增加美国军事介入的成本,并降低‘一带一路’东道国政府向美国提供准入或援助的意愿。”也就是说,美国认为,“数字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使中国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极大地挫败了美国在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从而削弱了对华战略竞争的筹码。

   二、美国对华数字竞争战略的实现路径

   数字竞争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通过增强数字核心竞争力、构建多边数字联盟以及打压中国的数字企业三方面的措施,试图扩大对中国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优势,巩固其全球数字标准的主导权。

   (一)在技术、规则、基础设施三方面增强数字竞争力

   第一,提升美国数字技术的竞争力。有学者指出,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来,美国政府研发支出相对于 GDP 的规模一直在稳步下降,2018 年达到最低水平,占 GDP的 0.61%。1960 年,美国政府研发支出占全球研发资金的近 70%。到 2018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28%。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大力增加对研发的投资,仅仅从 1991 年到2016 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增加了 30 倍。2020 年 10 月,白宫发布了《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将促进国家安全创新基础和保护技术优势作为两大支柱,在政府预算中提高研发资金的优先权,推动美国在人工智能、通信和网络技术、半导体、太空技术等尖端科技领域的竞争优势。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并不相信“脱钩”政策能够起到抑制中国追赶步伐的效果,而是将进一步发挥美国创新体系的传统优势视为赢得对华竞争的关键因素,因此拜登政府提升了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和研发上的投资。2021 年,参议院通过了《无尽前沿法案》,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动美国科技发展以及关键产业研发和保护。该法案将国家科学基金会重新命名为国家科学技术基金会,新增技术理事会,计划在五年内投资 1000 亿美元,用于基础和先进技术的科学研究,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高级通信、生物技术和先进能源等,并斥资 100 亿美元在全国建设区域技术中心以及制定一个供应链危机应对计划以解决诸如半导体芯片短缺影响生产的问题。《2021 创新与竞争法案》则向美国技术科学研究投资逾 2000亿美元,涵盖与中国进行科技竞争、国际联盟、芯片和 5G、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诸多议题。可以看出,数字技术是拜登政府重点投资用于研发的关键领域,这将使得中美数字竞争激烈化程度大大提升。

第二,抢占数字贸易规则主导权。早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时,美国就提出了推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主张,包括禁止数据本地化、禁止数字关税、启用跨境数据流、维持网络安全和加密、禁止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美国通过签订数字贸易协定来将其倡导的贸易规则进行推广。美国已经签署了《美国—日本数字贸易协定》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并称“这是有史以来解决数字贸易壁垒的最全面、最高标准的贸易协定”。同时还指出,“美日两国作为世界上数字化程度最高的两个国家,可以在为其他国家制定标准方面提供示范效应。”这表明美国希望与日本联手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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