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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岭:在大学与宪法学结缘

更新时间:2022-06-08 00:56:22
作者: 马岭 (进入专栏)  
对旧东西又不会概括”,初稿“很粗糙,不精,令人不满意。”“深感脑力劳动真是一件苦差事,仅仅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改稿、抄稿,都够累人的,而且还不知道自己的成果如何,也许都是劳而无获。那些写大部头书的人就更可想而知了,创作确实是一种艰苦的劳动。”那一个星期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忙碌而紧张,烦恼又兴奋。

   这样前后用10天时间(12月8-17号)完成了我的第一篇宪法学文章《新中国成立以来四部宪法章、节、条及字数的比较》,约5000多字。

   稿子写完后下一步自然就是投稿。在写稿和投稿之间,有的人或许会有停顿(如放一放),甚至隔绝(如只写不投),我当时似乎没有把写文章、发文章看得那么高不可攀,而是有想法就自然要写,写出来后就自然想投,不管自己水平如何,也不怕别人是否笑话。为此专门去阅览室翻了一些省报,发现报纸已经开始登宪法方面的宣传文章(为了配合1982年宪法的公布),“但都是一些很短、很简单的文章,说明投稿还不多”,“原来以为最开始都会是一些名人专家的文章,好像也并不是,这给了我一线希望”。12月18号我专门去了一趟小寨,花两毛钱寄走了稿件,但并没有因此而高兴,相反那天“情绪有点低落,觉得很不成熟,这样的稿子交出去,说实在的心里很不踏实。”

   12月29号我得知学校正准备搞一个宪法专辑,截稿日期是月底。我很高兴,当天下午就开始把文章再抄一遍(那时候都是手抄),边抄边改,又发现了几个的错误,很难为情,真希望投出去的那篇稿子石沉大海。第二天完成了稿子的抄写,又做了一些校对,便将其送到学报编辑部,“接受稿子的老师态度很好”,完全没有架子,让我感觉很舒服。

   10天后(1月8号)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对我说,学校编辑部通知我下午两点去改稿,我有点吃惊,觉得“太突然了”,“有点心跳”,因为投稿后并没抱什么希望,甚至有两次想去要回稿子,“感到自己不扎实,染上了一些浮华气,把这样粗糙的东西拿出去,急于求成,……”为此心里忐忑不安。下午去编辑部,王家桢老师“详细谈了一下需改的部分,总的来说看上去还是肯定得多。能听到善意的批评是很令人高兴的,我看到自己写作的缺点,理论水平低,没有分析能力,语言干巴。”此外还有一些粗心和抄写方面的纰漏,令我心生惭愧。但“几位老师态度都很好”,让我感到“莫大的宽慰”,他们在一个本科生面前完全没有盛气凌人、爱答不理、居高临下的傲慢,那种改革开放初期文化人的朴实,今天想起来真令人感慨、怀念。

   之后的几天我抓紧时间反复校对有关数字,中间似乎又发现了一些差错,弄得我心神不定,……同时对文章又逐句逐字地进行了修改,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深深感叹“写篇文章真不容易啊!”最后完成稿子时“并没有快乐感,倒是觉得紧张不安,总担心那些数字有差错,觉得没有把握。”

   后来学校似乎并没有编撰宪法专辑,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7] 是学报的创刊号,同期还刊登了79级法律系另一位同学的文章,足见当时学报的老师们是十分注重培养青年、提携后辈的。

   现在回想起来,在大学阶段就开始自觉自愿地写专业性文章,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当时各方面都很不成熟(理论功底、知识水平、文字表达等等),但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和许多学者主张要有一定积累、打好基础后再写作,不要急于发表不同,我在几乎没有什么积累、完全没有基础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就投稿并发表了,这是很“没有规矩”的,对此自己也总觉得自己走的不是常规正道。直到后来看到西式教育中非常鼓励学生(包括中小学生)提问、演讲、制作小作品、撰写短论文时,才如释重负,并有一种遇见知己的惊喜。多年后我在教学中一直非常鼓励本科生写作,鼓励他们要敢于写,养成写作的习惯,不要追求完美,不要期望一出手就是高大上的作品,不要把写作看得高不可攀,不要有畏难情绪,要在写作中学习,边写边学,边学边写……这也是我自己的经验之谈。平心而论,我的第一篇文章除了选题新颖、条理清晰外,其他方面都很差,这样的文章在今天是很难发表的,为此心里一直感谢母校给我的这份珍贵礼物,它实际上对我继续学习和研究宪法学是一种鼓励——让我继续写下去,肯定我的选择是对的。[8]

   文章的发表在同学中引起一些议论,虽然本科生发表文章的全年级只有两人,但大家并没有因此而赞叹,那时候同学中时髦的是卢梭、洛克、孟德斯鸠等等西方学者的名著,大家心目中的“学霸”(虽然当时还没有这个词)不是各门考试中得高分的同学,而是能研读西方名著的佼佼者,如果围绕这些名家名篇进行写作,哪怕是学习心得,也会让人觉得是阳春白雪,有学问,有水平;而我的这种文章似乎是下里巴人,甚至下里巴人(如调研报告)都不是,因为整个文章从题目到框架到内容都让人觉得很古怪,有同学觉得是“形式主义”,有些人认为“价值不大”,有的怀疑这是不是学术论文,……对此我倒是不太介意,一方面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确实我的读书量和分析能力在班上都很一般化,一点也不突出,和那些阅读量广泛、在讨论课上侃侃而谈的同学相比,的确自愧不如,大家不以为然是很自然的,我自己也觉得自己的文章份量不够,告诫自己今后不能满足于数字的比较,要加强理论分析;另一方面也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写作过程给我带来的愉悦和收获感已使我初尝甜头,因而不大可能因别人的轻视而收手。

   三、民法小论文

   1982年11-12月,因为民法课的考试成绩要求交一篇小论文,为此我写了约3000字的小文章《在与经济法的比较中,看民法的“消亡”》,因观点“标新立异”而差点被判不及格,在班上引起一些议论,有同学很想看看这篇文章,也有同学说这种作业论文“抄一抄就行了,还搞什么标新立异”。其实当时我并非有意标新立异,而是确实是那么想的,就那么写了,一点也没觉得自己“出格”(这种迟钝一直保持至今)。

   文章大意是,到共产主义阶段一切法律都会消亡,但各部门法消亡的过程“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我认为“刑法会比民法更早消亡”,民法、经济法等等“又将比宪法消亡的早”,那么“民法与经济法相比,快慢如何呢?”我从共产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出发,认为这一时期总的趋势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等特征会日益加强,直至实现“按需分配”,因此调整私人关系的民法会比经济法消亡的“更快一些”,……虽然文中也强调“在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经济法的作用“远远不如民法”,“民法在这个阶段中将一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甚至“会出现繁荣发展的时期”,但主要观点是,之后随着“公有制地位日益巩固”,经济法的地位会逐渐赶上民法,超过民法,……这一观点今天看来是有些荒谬的,带有浓重的文革色彩,也带有我本人性格中“不识相”的笨拙(在民法老师面前谈民法消亡)。[9]

   当时对这篇文章并没有太重视,如果不是有“差点不及格”的影响,都有点不太记得了,然而翻出这篇稿子(居然还保留着)看后,却觉得有一定的意义:不在于当时的观念是否正确,而是开始有问题意识,是围绕问题而写的,且是发自自己内心的疑问,为此而说自己的理,其语言相对没有那么干巴,不像前一篇文章,虽然角度新颖,但说理方面完全是老生常谈,是报刊上别人的语言,且整篇文章没有问题,也就没有探索答案的冲动。这种由问题意识出发而进行的研究,是我后来学术论文的一个特色——但那是20年后了,当时在这方面的“崭露头角”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没有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而是插肩而过,误入歧途了。

   四、毕业论文

   之后开始进入写毕业论文的阶段。那时候刑法学是比较热门的(后来有种说法是80年代刑法热,90年代民法热),宪法学很冷落,不受待见,选择宪法学似乎在大家眼里有点不可思议,但我一点也不在乎,我最看重的是自己是否有兴趣——大学四年来一直为没有兴趣而苦恼,现在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有种无比喜悦的感觉,至于别人是否瞧得起,在社会上是否吃得开,并不在乎。

   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建国以来国务院机构变动的回顾》,指导老师是费京润老师。费老师很温和,第一次指导就肯定了我的选题,原先我担心这是否属于行政法、组织法方面的内容而通不过,费老师的宽容使我松了一大口气。在之后的论文写作中费老师也非常放手,提意见时都很和气,完全没有老师的架子,给了我足够的发挥空间,使我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放手去写。

   1983年2-5月我们班在兰州实习,我分在城关检察院。这期间我的个人业余时间几乎都花在毕业论文的资料查找上,成了甘肃省图书馆、兰州市图书馆的常客,星期天经常在里面待六、七个小时,工作日的中午也经常去,遇到集体组织的游玩活动,我也是能请假就请假。

   我用的是最笨的办法——查1949-1982年的《人民日报》,一年一年地查,将公开刊登的国务院各部门增减合并及其领导人员的任免变化等等抄写下来,再整理分析,后来发现《人民日报》刊登的并不全,就又查《新华月报》,有的《人民日报》《新华月报》都没有,我就想法设法再到其他地方查找,如兰州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甘肃省政法干校等,有时候需要找熟人,有时候需要开介绍信,为此奔波忙碌,但乐此不疲。[10]在市图书馆,管理员们开始把封尘已久、常年无人问津的报纸一趟又一趟地抱进抱出,后来干脆让我自己进库房,我大喜过望,一个人在里面经常一待就是一天,“出来时手已经冻得通红,伸不直,脚也麻木了”,但并不觉得苦,只为查找的进度和有无收获而或高兴、或遗憾,……后来实习结束离开兰州时我还专门去“道谢、告别”,真心感谢这些图书馆工作人员给我的帮助。

   那几个月我一边收集、抄写资料,一边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统计,列成表格,为此专门买来活页纸,[11]将每个部委的情况都专门列在一张纸上——标出其成立或撤销、合并、更名的时间,其部长、副部长的变动情况,如某部某年某月某日任命某某某为部长,某年某月某日任命某某某为副部长,……我很沉溺于这种资料的整理工作,兴致勃勃,经常是“恨不得一口气抄完,都不想吃饭了”,“完全醉心于”那些表格、数字及其比较之中,甚至还产生过一个愿望,将来“要编一本建国以来国务院任命人选的书”,……期间有同学认为我的这些统计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是一些数字的罗列,我也感到在内容上、理论上需要深挖,要向深度进军,这确实是我很明显的弱项,以致对论文怎么写“很发愁”,“每每想到论文就心里发毛”,“4月23日晚上开始写论文,很伤脑筋,为此十分沉重”,虽然“基本提纲已经出来了,不过下一步很难办,真是煞费苦心”。

   5月10号我专程去甘肃师大拜访了著名的吴文涵教授,[12]“谈了一个多小时,他给我很好的印象,平等待人,有学者风度,有水平,也有些学究气。从他家里出来,我满心高兴,信心充足了一些,虽然他指出了我的不足,如这样搜集资料太费劲,不划算,但他听了我的思路后予以肯定,点头赞同,并告诫我要拔高写,不要停留在形式上,这是很对的。”“从他这里再次领略到什么是理论水平,最后老先生还留下了我的地址。”那时候的老教授与青年学生之间的关系是那么单纯,素未相识(我是无意中从旁人那里得知他大名的),冒昧登门拜访,没有指导费,没带任何“礼物”,没有客套,直奔主题,只谈学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而美好。

实习结束回学校后,费老师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我又修改了几稿,很顺利地通过了(那时本科生还没有答辩),共约8000字。这篇论文的结构其实与我在学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相似——将国务院机构的变动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4年、1954-1966年、1966-1976年、1976-1982年),虽然尽量想总结出各阶段的一些特点,分析其原因,但总体上还是介绍性的,没有达到吴教授期望的“拔高写”的水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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