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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琪:“建制”与“安民”——边政学关于民族国家建设的思考及其当代启迪

更新时间:2022-06-08 00:44:07
作者: 刘琪  

  

   摘要:民族问题,实则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内部群体与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政学的相关论述中,提炼出“建制”“安民”两个关键词,由此梳理边政学者关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及如何在此背景下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思考。“建制”即将边疆地区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中,建立起有效的行政制度;“安民”意味着边疆民心安定,文化向化,并形成对于国家的认同。这两项任务的核心,均在于把握边疆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平衡。从“建制”“安民”的角度,可以将对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理解推向更为深入的层面,并可为民族问题的比较研究提供框架。

   关键词:边政学;建制;安民;边疆;中华民族共同体

  

   现代政治秩序中的民族?国家,本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原型,然而,在现实历史进程中,却常常出现国家边界与民族边界不相符合的问题,并引发国家为本还是民族为本的争论。具体到中国语境,晚清以降,政界与知识界逐渐生发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意识,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整合内部多样的“民族”,构建多民族国家。这种整合,既包括概念层面的重新界定,也包括现实层面关于具体民族政策的讨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政学,在这两个方面均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从现实局势来看,日本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得保卫民族、保卫国家的急迫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边政学所提出的“保边”“治边”理念,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诉求下产生的。另一方面,从学理上,边政学关于“如何定义边疆”“如何管理边疆人群”的阐述,又不仅限于对时代局势的讨论,而是做出了前瞻性的思考。概而言之,边政学将边疆民族问题纳入到了国家建设的框架之中进行理解,从“促成民族国家组织”的角度,提出了“建制”“安民”两项任务,并明确了这两项任务的最终目标与政策导向。“建制”指的是在边疆地区实施有效管理,使边疆从行政上归属中央;“安民”指的是使边疆人民在文化上向化中央,并形成对于国家的认同归属。

   边政学的核心阵地,以1941?1948年的《边政公论》为主,这份刊物共发行7卷58期,其时许多著名的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家都有著述发表。这些学者大多曾在海外接受社会科学的训练,对于国家与民族、国家与边疆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但他们又不仅仅停留在西方理论之上,而是试图将这些理论“中国化”,用于理解中国的现实。学者们意识到,在中国的边疆民族问题上,国家当负起自身的责任,这种责任并不意味着“民族”的消亡,而是要在新的政治与文化框架下,寻求更高层面的整合。在中国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边政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于国家建设与边疆民族关系的系统讨论,其中蕴含的思想性内容,可为我们认识今天的民族问题带来启迪。

   在下文中,笔者将首先梳理边政学对于“边疆”定义的探讨。用文化而非地理边界定义“边疆”,这是中国的边疆问题区别于他国的核心特征,也正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才使得“安民”成为我国国家建设的核心任务。接下来,笔者讨论了“建制”与“安民”的具体内涵,并尝试用这个框架对中共的民族政策进行理解。与此前执政的国民党不同,中共对于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认知是从实践中来的,这使得它深刻认识到,必须将外来的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形成一套基于中国国情的边疆民族制度。从“建制”的角度来看,中共从早期的“民族自决”过渡到“民族区域自治”,并将后者确定为国家正式行政制度,这便从法权上确定了“国家”高于“民族”的地位,也从制度上确保了国家的完整性。从“安民”的角度来看,中共关于“民族团结”的话语构建,始终与具体民族政策相互配套,体现出在“多元”基础上构建“一体”的努力。当下,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如何使边疆之民向化中心,在中华民族的基础上整合内部“民族”,再度成了国家建设的核心议题。在这个时候,重思早期边政学的讨论,可让我们更加明晰未来的方向。

   一、边政学的边疆认知:突破地理范畴

   边政学的兴起,与边疆的内忧外患有着密切联系。虽然“保卫边疆”是当时的第一要务,但参与边政讨论的学者亦认识到,军事上的防卫只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建设边疆才是长远的安定之道。要建设边疆,首先便要对“边疆”形成正确的认识。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即中国语境下的“边疆”不仅指“边地”,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边疆,即边疆上的“人”。

   例如,边政研究的引领者吴文藻指出:

   国人之谈边疆者,主要不出于两种用义: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是就一国的国界或边界言,所以亦是地理上的边疆……通常称边疆为“塞外”“域外”“关外”,而称内地为“中原”“腹地”“关内”,二者相对者言,这些称谓,亦都代表了政治及地理的观点。然而国人另有一种看法:东南诸省,以海为界,本是国界,而并不被视为边疆;反之,甘青川康,地居腹心,而反被称为边疆。这命名不是指国界上的边界,而是指文化上的边疆。

   吴文藻将“边疆”区分为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认为在中国语境下讨论边疆,必须将边疆从通常的政治、地理涵义中脱离出来,关注其文化面向。另一位边政研究的引领者杨成志,也表达了类似的见解。在梳理了中国古代关于“边”与“疆”的使用之后,杨成志写道:

   据此看来,“边疆”一词我们可分作两方面来解释,今日所谓“边疆”的要义如下:

   就狭义言之,即指中华四方境土凡与外国领土或殖民地接壤或毗连的地方,其政治虽受本国政府所管辖然尚未达到真正直接的支配;其人民虽受本国法律所保障然尚未达到真正平等的机会。换言之,凡领土、政治及人民尚未能与本国文化政治经济和教育发生更加直接或密切关系同列水平线上的区域,便是边疆。

   与吴文藻相比,杨成志定义的“边疆”,更强调与“内地”相比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相对落后。在杨成志看来,英文中的“borderland”或“frontier”对应的是他所定义的“狭义边疆”,而在广义上,边疆则“不特包容了狭义界说所指定的地区,而且应概括凡沦陷区和接近沦陷区的各省,尤其是既未开发而尚有无数未受汉化的苗夷徭藏回各族群所居的内地各山地,都属于边疆范围内的重地”。这个“广义边疆”的界定,与吴文藻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这一问题上,柯象峰亦曾进行过更为细致的说明:

   在中国而言边疆之研究,盖不仅以与邻国接壤之区为限也。东南沿海之区,已全为文化进步之国民所据,自不在边疆研究范围之内。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固邻接异国,且具有数量庞大之边区民众,与本部人民间尚未臻人同文车同轨之境地,且时有隔阂,固为边疆研究之主要对象。但西南各省,文化不同之民众,虽不尽在边疆,而与汉族相处极其错综复杂,且时时发生冲突,引起边患,隐忧堪虞。其主要者,如川西北之羌戎,川西西康之西番,川西南及云南之倮倮,川南湘西云贵之苗,云南西南之摆夷,广西之瑶,海南岛之黎人等族,合计为数亦不下两千万人,研究边疆者,固不容忽视者也。如再推而广之,西北之中亚西亚,南至南洋群岛以及东南沿海之岛屿,凡具有远大之眼光者,谅亦注意及之也。故我国边疆之研究,应为一较广之范畴,即除边区各广大之民众外,边省内地,未尽同化之民众,以及在可能范围内,邻近有关之各地民族,均可加以研究。

   柯象峰原为法国里昂大学毕业的社会学家,与吴文藻、杨成志相同,他也同样将“边疆”与地理位置上的“边界”区分开来。由此,柯象峰亦敏锐地意识到,边疆研究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有隔阂、容易引起冲突,“尚未臻人同文车同轨之境地”的人群。如东南地区,虽然地处边境,但从未被国人视为“边疆”,反之,“边省内地,未尽同化之民众”,却是边疆研究的对象。从总体上看,虽然几位学者对边疆的认知有汉族中心主义之嫌,但从文化的角度理解边疆,确是对中国特有现象之敏锐把握。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首席参事的胡耐安也一针见血地写道:

   质实说来,便是我人所应从事探讨的边疆,就地理言,不仅是地理的方位,而是地理的形胜;就人文言,不只是部族居处的境界,而是社会文化的类型。

   相较于前述几位学者而言,胡耐安在学界并不太为人所知,事实上,曾留学日本的胡耐安,亦在边疆、边政、民族等问题上有着深刻的认识。徐益棠曾在一篇介绍性的文章中,将胡耐安与芮逸夫、马长寿等人并列,称其有“独创之见解”。1949年后,胡耐安迁居台湾,由政转学,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边政学建设。胡耐安定义的边疆,是地理与人文的综合,也强调边疆人群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另一位在西方受过社会科学教育的陶云逵,亦从这个角度对边疆研究做出了阐述:

   我国政治边界甚广,江浙闽粤为边疆而蒙藏滇桂亦为边疆。但江浙等的边疆问题与蒙藏等的边疆问题不同。蒙藏滇桂的边疆问题除了其他,如国防、外交等外,还有一个边疆的文化问题。所以有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西北、西南诸边省除了汉语人群外,还居住着若干非汉语人群。这些人群除了语言和汉语不同而外,文化其他方面,如亲族制度、政治组织、经济方式、道德、宗教、艺术以及物质方面的食、衣、住、用诸方式亦与汉语的中原文化人群有差别。换言之,在西北西南诸边省中有若干与中原文化不同的人群。各自有其独有的语言,与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这若干种人群,我们称之为“边疆社会”。而这个文化不同的现象是东南边疆所没有的。

   借用美国历史文化学派的“文化模式”概念,陶云逵对边疆的社会形态进行了界定。这里的“文化模式”,与胡耐安所指的“文化类型”,实质上有异曲同工之意。胡耐安曾在字里行间提到,自己之所以提出“边缘文化(marginal culture)”的说法,也是受到了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的影响。作为历史文化学派开创者博厄斯的学生,克鲁伯的“文化类型”强调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也正是源于此,胡耐安尤其强调从人与地的综合体角度理解边疆。他写道:

   先就纯地理用语的Frontier说起,所谓“边境”“边界”“边疆国界”,与夫“边垂”(陲)“边围”“疆场”“疆土”,概而言之,只是地理上之部位的差别语词。但是如果连带的涉及“有人此有土”也就是此地面生物中之人的话,问题事件便不免随之发生,此单纯地理用语的“边疆”含义里,也便得夹杂着政治的文化的来与相提并论。是以故我人今日所谈的边疆问题,是“地域”的“政治”的“文化”的三者的混合问题,当然还得有另外的“国际的关系”问题;其实也可以归纳来说是“内涵”的问题与“外延”的问题,亦即是“天然”的问题与“人为”的问题;所谓“地文”“人文”与夫“国际关系”的种种影响,愈益显现出今日之边疆的边疆问题的必然的与事实的重要性,决不是空谈高论所可臻其事功的。

   这段话,可被视为对中国“边疆研究”提纲挈领的思考。在边疆问题被提上重要政治议程的年代,学者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中国的边疆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不能简单地通过将边疆纳入国境得以解决,而是需要处理“边疆”与“中心”社会文化形态上的相异性。这种相异性,是制定所有边疆政策的起点,也为下文提到的“安民”埋下了伏笔。边疆问题从一开始便是民族问题,管理边疆的实质,便是如何管理民族国家内部的多样性人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文藻才将边政学的意义提升到“建设民族国家”的层面,并认为,既然建设民族国家是当时的理想,那么,这里面就离不开边政学的贡献。

在阐明了中国边疆问题的特殊性之后,便需要为边疆治理“开药方”。边政学的学者在这方面意见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看,可以概括为两个关键要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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