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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啸:发展中的发展政治学

更新时间:2022-06-06 23:23:42
作者: 马啸  
如果经典现代化理论成立的话,拥有丰裕的石油、天然气、铁矿石资源的国家和地区在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将驶上政治现代化的快车道。而实证研究则发现,这些国家在政治、社会乃至经济发展等领域,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例如,Ross,2001,2013),学界将这种现象称为“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并从税收与代表性权力的分享和政府压制能力的建设等角度解释这种现象形成的机制。“资源诅咒”概念提出后,学界陆续从理论的适用条件、测量等角度对其进行了修正和批评(例如,Dunning,2008;Haber & Menaldo,2011)。另外一些学者则运用更为精细的次国家层面数据检验基于跨国数据相关性所形成的假设(例如,Hong,2018)。更有学者从因果关系识别的角度指出,早期“资源诅咒”理论基于的资源依赖和政治发展滞后的相关性中可能存在着反向因果的关系,即政治发展相对落后并非是资源依赖的结果,而是其原因——那些政治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因国家能力孱弱、产权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无法从经济活动中汲取足够的税收,只能被迫依赖资源攫取的收入(Menaldo,2016)。

   综上,围绕政治发展的研究自最初的“现代化理论”提出后,展现出了如下四种发展趋势:一是对于政治发展的解释变量,从单一变量转向多元变量;二是对于政治发展的解释机制,从结构性因素、普通个体行为视角转向制度因素、精英视角;三是从对政治转型的规范化、单线条认知转向更多地基于实证的认知,并承认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各国的差异;四是基于相关性的假设检验研究转向基于因果关系识别的研究。

   三、经济发展

   在政治发展的初始文献中,经济发展被视为用于解释制度变迁的“外生”变量。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在检验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后果的同时,却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动因。经济发展并非自然发生,导致不同国家、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因素并不比政治发展的决定因素来得简单。经济增长的动因研究也是经济学领域的经典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认为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其要素禀赋(例如土地、劳动、资本)以及基于禀赋形成的比较优势和因此出现的国家间的贸易关系。这种新古典增长模型将经济发展视作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政治因素在其高度简化和抽象的模型中并没有发挥突出的作用。

   将制度等政治因素系统地用于解释经济增长始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兴起的新制度主义学派(或者直接称作“制度主义学派”)。该学派的出现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上溯至30年代科斯(Ronald Coase)所提出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理论(Coase,1937)。此外,二战结束以后陆续提出的集体行动理论(Olson,1965)、产权理论(Demsetz,1967)、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理论(Simon,1972)、合同理论(Williamson,1983)等也为制度主义学派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制度主义学派是站在20世纪社会科学理论的“巨人肩膀”之上。

   制度主义的代表性学者是经济史学家诺斯(Douglass North)。他将制度定义为型塑社会博弈的规则。制度的存在为人类互动提供了预期,减低了交易费用,进而促进合作的产生。诺斯定义之下的制度涵盖范围广泛,既包括法律、规章等对人类行为存在硬约束的国家制度,也包括公司、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还包括传统、文化等不成文的非正式制度。诺斯研究的实证部分从经济史视角分析了人类社会如何由简及繁创造出一系列制度以支撑日益复杂的社会互动。在经济领域,合同、公司、法院、行业协会、银行等制度的出现,降低了包括由市场参与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导致的各类风险,进而为人们参与经济活动提供了更强的激励(North,1990)。

   在这一理论化的过程中,诺斯等学者也认识到,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在提供公共品、维护市场秩序、执行合同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一个强大到能够保护产权的国家,也拥有了掠夺产权的能力”(Weingast,1997)。国家是国境之内垄断了暴力使用的组织,不存在能够对其违约行为进行惩罚的第三方,由此产生了经典的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问题。当人们无法确信国家是否会在事后掠夺财富时,他们投入经济活动的激励就会下降。只有当行使国家权力的一方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围绕国家对产权保护的可信承诺问题才会得到缓解(North & Weingast,1989)。因此,完善的产权制度包括两个维度的内容:一方面,作为最终裁决者的政府有能力维护合同履行,保护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政府又不能滥用自身的权力而成为市场的掠夺者。诺斯及其门徒认为,有效的政治问责和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是实现这种产权制度的前提(例如,North & Weingast,1989;Acemoglu,Johnson & Robinson,2001;Acemoglu & Robinson,2012)。

   诺斯的产权理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基于个体理性和激励假设所建构的理论不仅符合人们认知的直觉,同时也解释了现代化理论所揭示的实证规律,即施行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往往拥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此外,制度主义理论受到学界关注和认可的时间点恰逢冷战结束,和转型研究一样,其也被赋予了超越学术话题的规范性含义。建立一套与西方民主制度相近的政治制度成为当时指导转型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重要内容之一。

   产权驱动的增长理论同样面临着挑战和批评。例如,潘孚然(Frank Upham)指出,完善的产权制度既有可能促进增长,也有可能保护落后的生产关系(Upham,2018)。相对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资源被分配到能产生更高效益的领域,但这种生产关系往往因有利于社会中既有的精英阶层而很难被改变(Upham,2015)。调整旧生产关系本身就是困难的,面临着高昂的交易费用。“诺斯范式”(Northian paradigm)下的产权理论更多关注产权制度建立后所产生的激励效应,却没有考虑到产权制度本身如何建立以及建立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巨大成本。

   此外,现实世界中也出现了一些诺斯范式下的产权理论难以解释的“离群值”。二战以后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例如早期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后来的中国大陆)在缺乏诺斯定义的对产权的可信承诺的制度环境下,仍旧实现了快速增长。围绕这些国家的增长奇迹的一种解释是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即这些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已有的技术,进而快速实现现代化(Gerschenkron,1962)。诸如韩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英国等国家两百多年的工业化历程。但是,后发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出现这种跳跃式的发展。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认为,实现后发优势的重要先决条件是政府具有较强的调配社会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对发展起步越晚的国家越重要,例如19世纪的普鲁士和20世纪上半叶的苏联(Gerschenkron,1962)。

   然而又是什么决定了政府调配资源的能力呢?80年代尝试“找回国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Evans,Rueschemeyer & Skocpol,1985)的学者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这一概念。国家能力指政府实现其政策目标的能力,这种能力存在多个维度,其决定因素是复杂的(例如,Levi,1988;Migdal,1988;Besley & Persson,2011)。无论是运用理性选择还是“国家-社会”范式研究国家能力的学者,都认识到一个强大的官僚系统对国家能力的重要性。与国家能力研究差不多同时兴盛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研究,同样将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归因为它们的技术官僚集团(例如,Johnson,1982;Haggard,1990)。技术官僚的特定特征,比如专业性、科层制、去人格化的选拔等,有利于增强政府在政策制定中的自主性,进而加强其宏观调控和支配经济的能力(例如,Evans & Rauch,1999)。在强调官僚自主性的同时,学者也意识到国家与社会的连接对于政府制定符合市场需求的发展政策的重要性。埃文斯(Peter Evans)提出的“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的概念弥合了官僚独立性与其需要和社会、市场互动之间的张力。

   关于后发优势、发展型国家以及官僚自主性的讨论很好地补充了潘孚然对诺斯的产权范式的质疑。一个独立且高效的官僚体系有利于政府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完成对生产关系和产权制度的结构性调整,进而将稀缺资源分配至能够实现更高单位产出的领域。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就是这种结构性调整的一个例子:政府通过主导土地市场,将土地这一稀缺资源从农业转移至产出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手中(马啸,2019)。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关于后发优势和发展型国家的研究基于一个暗含的假设,即后发国家能够从先发国家中获取包括技术、政策、发展路径等可供学习、效仿的信息。当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已经接近技术前沿时,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于内生动力而非对技术前沿的追赶。这种情况下的增长可能更需要依赖诺斯产权范式下所强调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推动。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也激发了众多的学术研究。中国的情况既不符合诺斯的产权范式,也不完全符合发展型国家的定义。为了解释中国的增长,学界提出了众多耳熟能详的概念,例如“地方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Oi,1992),“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Montinola,Qian & Weingast,1995),“事业部制组织结构”(multi-divisional form)(Maskin,Qian & Xu,2000),“晋升锦标赛”(周黎安,2007),“地方分权式威权主义”(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Xu,2011)等。这些概念的共性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理解形成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的激励结构。因篇幅限制,这里不做进一步展开。

   在对正式制度的研究之外,最近几年学界也开始关注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s)。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一样,都能够通过提供激励而型塑人类行为。研究者通过对行业协会(例如,Greif,2006)、文化传统(例如,Zhang,2017)、族裔认同(例如,Habyarimana,Humphreys,Posner & Weinstein,2007)、地方宗族(例如,Tsai,2007),甚至是语言(例如,Chen,2013)等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发现其能够显著地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绩效和公共品提供。此外,最近的研究也发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互相补充的可能。例如蒋俊彦发现,由非正式人际关系构成的精英网络可以降低官僚机构运行的协调成本,进而提升官僚机构的总体绩效(Jiang,2018)。

如果说围绕现代化理论的争论构成了政治发展的主旋律,那么围绕诺斯制度范式的讨论则构成了发展政治学中对经济增长讨论的主旋律。诺斯的制度主义范式蕴含两层内容。第一层是一个中层理论,即认为能为产权保护提供可信承诺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这是一个可以被检验证伪的概率型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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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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