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军：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学
摘要：中国哲学史学的建构，最基本的理论要求之一，是参照西方民族的哲学观念，结合中国哲学的实际，阐释哲学的意涵，从理论上界定何谓哲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人们只有先确立自己的哲学观念，才可能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曾经指出：“哲学史将不只是表示它内容的外在的偶然的事实，而乃是昭示这内容——那看来好像只属于历史的内容——本身就属于哲学这门科学。换言之，哲学史的本身就是科学的，因而本质上它就是哲学这门科学。”黑格尔认定哲学史本质上“就是哲学这门科学”，也表明确立清晰的哲学观念，对于哲学史研究极为重要。
关键词：哲学 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学
郭齐勇教授主编的十卷本学术版《中国哲学通史》，历时15年，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部以每卷60多万字的篇幅系统清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中国哲学通史》，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哲学史通史研究领域规模最为宏阔的学术工程，代表了当今中国哲学史通史研究最新的认识成果，也代表了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史学科点对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新的贡献。武汉大学自1923年开办哲学教育学系始，中国哲学史就是其重要的专业方向之一。此后，武大中国哲学史学科点，即以自己的历史传承与学术特色，在国内高校中国哲学史学科点中，自成系统，自为一家；方东美、范寿康、石峻、萧萐父等前辈学者，曾在不同历史时期参与武大中国哲学史学科点建设。在这几位前辈学者中，形成过中国哲学史通史研究成果的主要是两家：一是范寿康先生于1937年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中国哲学史通论》；二是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萧萐父先生主编的上下卷《中国哲学史》。郭齐勇教授主编的学术版《中国哲学通史》，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武大中国哲学史学科点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武大中国哲学史学科点，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这三部中国哲学史著作，就其考察对象与学术追求而言不无其同，但就其理论特色与学术价值而言，则实有其异。这种“同”“异”，可引发人们追问：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中国哲学史为什么需要不断地重写？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写成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学术价值何以不同？这种追问，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哲学史研究者都应当始终面对与不断思考的问题。我有幸参与了《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的写作，获益良多。这里应邀以“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学”为题，记下自己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点思考。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需要建构自己的方法系统——中国哲学史学
哲学概念源于希腊哲人的著作。中国学者使用哲学这一概念，是学习、引进日本学者译介的西方学术文化的结果。但是，在没有使用哲学这一概念之前，中国并非没有哲学。因为，哲学乃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华；任何历史悠久的民族在自己所创造的文化系统中，皆涵括自己的哲学。中国历史上，以诸子百家，尤其以儒、释、道三家之学为代表的“学术思想”中，即涵括类似西方哲学内容的思想理论。这种“学术思想”的衍生、更替、嬗递、传承、发展，从最高的理论层面，长期导引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助力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这种历史状况，使得中国步入近现代以后，一些思想敏锐、深邃的学者，在思考、探索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时，十分强调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历史与发展趋势的重要性。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即曾认为：“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冯友兰论及哲学史研究，也曾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哲学的活动是历史的“主人翁之活动”的重要内容。因此，考察一个民族的哲学,应当成为考察一个民族发展史的重要内容；不考察一个民族的哲学，实难以全面地了解被考察的民族与时代。用冯友兰的语言表述即是：“历史为哲学之实现；哲学为历史之精神。若叙述一时代一民族之历史而不及其哲学，则如‘画龙不点睛’”。冯友兰这一论述，除了强调研究一民族之哲学对于了解一民族之重要以外，同时也肯定了哲学只能是“一时代一民族”之哲学。这样的哲学乃普遍与特殊的统一，离开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哲学，实不能理解“哲学”之“所谓”，也就不能正确地把握哲学的意涵。因此，冯友兰在肯定研究“一时代一民族”之哲学对于了解一民族之重要以后，特别强调：“一家的或一时代的哲学，自是‘一家的’或‘一时代的哲学’，而非‘哲学’，犹之‘白马非马’”。在冯友兰看来，人们虽可在共相的意义上使用哲学这一概念，但更为重要的是理解任何哲学都是共殊的统一；在现实中，不存在离开产生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哲学的“哲学”。冯友兰如此强调哲学的时代性特征与民族性特征，其追求在于肯定中国文化中涵括类似于西方哲学内容的哲学。在冯友兰明确肯定中国哲学之前，王国维也曾在《哲学辨惑》中肯定“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哲学非有害之学”“哲学非无益之学”，强调在中国现代学术门类中创设哲学学科的必要性。
但是，自哲学在中国成为具体的现代学科门类，特别是作为哲学学科分支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基本成型以后，人们对于中国有无类似于西方哲学性质的哲学，以及借鉴西方的哲学观念与哲学史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是否合理的质疑声，即从未中断。在中国学术界，较早质疑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傅斯年。傅斯年认为，西方的哲学同西方的语言相关。他的《战国子家叙论》一文的第一个论题即是：“论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西洋哲学即印度日耳曼语言之副产品 汉语实非哲学的语言 战国诸子亦非哲学家”。按照傅斯年的理解，既然“汉语实非哲学的语言”“战国诸子亦非哲学家”，那么，“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概念都是应当被排拒的。傅斯年曾说：“拿诸子名家理学各题目与希腊和西洋近代哲学各题目比，不相干者如彼之多，相干者如此之少，则知汉土思想中原无严意的斐洛苏非一科，‘中国哲学’一个名词本是日本人的贱制品，明季译拉丁文之高贤不曾有此，后来直到严几道、马相伯先生兄弟亦不曾有此，我们为求认识世事之真，能不排斥这个日本贱货吗？”傅斯年这种说法，代表一种极端否定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观念。傅斯年写作《战国子家叙论》，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关联；胡适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以后，改变对哲学的态度，放弃中国哲学史研究，写作中国思想史，实际上受到了傅斯年对哲学与哲学史研究理解的影响。冯友兰接触到傅斯年的《战国子家叙论》时，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尚未全部出版；傅斯年对哲学的理解，虽未影响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但傅斯年对“战国子家”源流的理解，启发了冯友兰对诸子学源流的思考，使其写成了《原儒墨》《原名法阴阳道德》等文，继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之后，进一步论释了自己对诸子学源流的理解。胡适、傅斯年、冯友兰三人之间，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这种互动，不失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趣话。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出版之后，金岳霖先生在为其所写《审查报告》中，主张中国哲学史可区别为“中国哲学的史”与“在中国的哲学史”。金先生曾说，研究中国哲学史，可有两个“根本的态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又说：“我们可以根据一种哲学的主张来写中国哲学史，我们也可以不根据任何一种主张而仅以普通哲学形式来写中国哲学史。”按照金先生的理解，以第一种根本态度研究中国哲学史很难。因为，由于时代的原因，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很难不受西方哲学观念的影响；而以第二种态度写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就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在金先生看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根据他的哲学主张或说“成见”写成的，因而不是一部好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虽“也是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但他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所以他的中国哲学史，“确是一部哲学史而不是一种主义的宣传”。金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这些思考十分精细，对于人们思考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很大。但是，在金先生这种精细的思考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对于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某种疑虑。 因为，金先生区分“中国哲学的史”与“在中国的哲学史”，前提是他认为“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都异于普遍哲学，那种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颇是一问题。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思想，都给哲学史家一种困难。‘中国哲学’，这名称就有这个困难问题。”其实，金先生也未能意识到，“普遍哲学”只能是具体的“普遍”，只能表现为具体国家、具体时代、具体民族的哲学，而任何民族的哲学都是形式与实质的统一。中国哲学也是如此。中国哲学史研究，需要理解何谓哲学，故很难存在“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换言之，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对何谓哲学的理解为基础，而哲学本为形式与实质的统一。这使得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不可能“不根据任何一种主张而仅以普通哲学形式来写中国哲学史”。同时，凡中国哲学史，其考察对象都只是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因此，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通过对“发现于中国的哲学”的考察而写成的中国哲学史，即是“中国哲学的史”；进而言之，金先生所说的像胡适那样根据“一种哲学的主张”写出来的中国哲学史，实也是“中国哲学的史”。因为，根据“一种哲学的主张”，本质上是运用一种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根据“一种哲学的主张”研究中国哲学史，其对象仍是中国哲学的发展史；故根据“一种哲学的主张”写成的中国哲学史，也只能是“中国哲学的史”。因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是“中国哲学的史”。在以中国哲学发展史为考察对象而写成的中国哲学史中，区分“中国哲学的史”与“在中国的哲学史”，学理上并无特殊意义。这种区分的真实价值，只能是激励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把中国哲学史研究不断推向新的历史阶段。
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中国哲学史界，对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质疑声，集中表现在人们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论争。这场论争的主要问题是：参照西方的哲学与哲学方法，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是否具有“合法性”。今天看来，这场论争留下的问题很多。不谈人们借用“合法性”的观念讨论学术问题是否适宜，仅就笼统地以西方哲学为参照，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本身就值得再思考。如前所述，冯友兰一类前辈学者，即已经认识到：离开了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哲学，可以说无“哲学”；若不加分析地以普遍的“西方哲学”为参照，质疑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既难以否定中国哲学的存有，也很难否定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但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论争，也有其真实的价值，这就是这一论争使我们更加现实地感悟到：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肯定中国哲学，坚持中国哲学史研究，同质疑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合理性这两种观念的对立，构成了一种频发的学术现象，这种现象体现的学术观念的对立，既反映了学术发展的内在理则，也催促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因为，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构与发展，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积累、发展相关联。今天，人们熟悉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已经是一个以哲学观与哲学史观为基础，涵括多种内容的方法系统，这个系统可以称之为中国哲学史学；不断完善与发展中国哲学史学，应当是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拓展与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必由之路。
二、对哲学的理解与界定是完善与发展中国哲学史学最基本的理论要求
中国哲学史学，不是一个以纯哲学的形式建构起来的理论系统。因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涉及中国哲学文献收集、鉴别、考证、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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