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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皇权的逻辑——读史札记

更新时间:2022-06-06 18:14:55
作者: 陈行之 (进入专栏)  
有,或者看起来有,他必定会痛下杀手。这样的戏剧,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已经反复上演过了。历朝历代皇帝,花在防止大权旁落上所下的功夫,绝不少于他在治世上所下的功夫。如果不谈论皇帝的是非功过,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皇帝们在维护皇权问题上,明主也罢,昏君也罢,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倾尽全部生命力的,“治世”反倒成为了很次要的事情。这恰恰是皇权的绝对性和自利性所决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皇帝在清除异己扫除权力威胁的时候,一般并不公开说:“丫威胁到我的权力了,所以我才要杀掉他。”他是不会这样说的。反之,他往往会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把自己的真实意图掩盖起来,似乎所有的那些打击和杀戮,都是为了江山社稷的利益,为了黎民百姓的福祉。古往今来,历史之所以不那么好看透,就是因为在它的上面,永远都遮着这样一层看似温柔的面纱。

  

   我们举例说朱元璋杀丞相胡惟庸。

  

   4

  

   胡惟庸该杀不该杀?也许该杀,也许不该杀,这要看从哪个角度说了。

  

   自古以来,皇权和相权就是一对无解的矛盾。好的时候——往往体现在君主是个有度量的明白人,不至于昏聩无能,小肚鸡肠,“狗揽八泡屎”,病态般地贪恋权力——彼此责权清晰,相安无事;不好的时候,就会斗得你死我活,波诡云谲,天地变色。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文化环境里,皇权相对于相权,当然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所以在历史上,斗争的结果往往是相权一次次被削弱,与这种削弱相伴随的,往往是宰相或丞相的命运坎坷乃至于生命被灭失。别的不说,单是朱元璋、朱棣父子就杀了多少个丞相!因此,说丞相或宰相是一项高危职业,绝非危言耸听。

  

   学者杨鸿年、欧阳鑫两位先生曾经总结过中国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与君权的消长关系,他们认为中国宰相制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秦汉时期,天子尊重宰相权力,宰相可以放手做事。君权与相权虽有相互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互配合的一面,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这时期的指导原则。这是有真正宰相时期,有不少‘圣君贤相’于国于民作了些好事。这时期的宰相可以起到真正辅弼天子的作用。东汉以后,尚书兴起,至于隋唐,发展成为三省制。三省长官互相制衡,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但也共议国政,形成了合议制的宰相制度。相权与君权进一步矛盾,以扩展君权削弱相权为其特征,但宰相还是对天子起到一定的辅弼作用,这时期的‘圣君贤相’也不是绝无仅有。这是宰相制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自宋以后,天子集中了一切权力,君权无限膨胀,君权压倒了相权,宰相不敢任事,也无从处理军国大计,只能退而担任‘票拟’工作,已失去作为天子辅弼之臣的作用,或说事实上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宰相,这是宰相制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转引自张博树《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结构特征》一文的注释。杨鸿年、欧阳鑫:《中国政制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可见,宰相制度是在皇权的一步步打压之下,逐步走向衰微的。上述两位先生虽然没有具体指证明代洪武年间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集权专制的政治制度是在这两个朝代发展到顶峰的,作为历史上最狠辣的独裁者,朱元璋比历史上其它皇帝更敏感皇权是否被他人侵袭,更警觉卧榻之侧是否有他人在偷偷地酣睡,因此,朱元璋从当上皇帝那天起,就开始了对从元朝沿袭下来的丞相办公机构中书省进行改造、限制,直到最终被取缔。不幸的是,朱元璋不仅心思缜密,他同时还是一个非常残暴的皇帝,因此洪武朝就出了见血的胡惟庸案。

  

   吴晗先生撰写《朱元璋传》,数易其稿,辄受不同时期政治情势的影响,简直为难死了,我一直挺同情他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吴晗在为这本书修订最后一稿时,他和所有学术研究工作者一样,遵从于当时“阶级斗争是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不二法门”的现实,因此在解释朱元璋现象时,在我们今人看来似乎有些教条和偏颇,某些行文看上去感觉很不舒服,并不能服人。然而吴晗先生叙述胡惟庸案始末的文字,我倒认为是独具眼光的,他有别于众人,把洪武朝的几桩著名案件全都列在“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中来叙述,在对历史文献尤其是《明史·胡惟庸传》的解读中,正确地强调了应当被强调的东西——

  

   “当时的中书省宗掌全国大政,丞相对一切庶务有权专决,统帅百官,只对皇帝负责。在胡惟庸以前,丞相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统兵在外,和朱元璋的冲突还不明显。……胡惟庸在中书省最久,权最重,已经使元璋觉得大权旁落,很不高兴,特别是得罪被谴责的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都和惟庸密相往来,军事贵族和朝廷政治首脑结合在一起,和朱元璋的冲突便更加严重了。朱元璋直接统率军队和检校,决心消灭这一心腹之患,洪武十三年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胡惟庸,趁此机会取消了中书省,由皇帝直接管理国家政事,并立下法度,以后不许再设丞相这一官职。”吴晗先生挖掘到了朱元璋的心思,点中了朱元璋的要害。

  

   那么后来呢?“从罢相以后,府、部、院、司分理庶务,目的是把权力分散,‘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一切权力都由皇帝个人掌握,‘所以稳当’,再也不怕大权旁落了。”从皇帝的角度说,这样当然很好,然而它所造成的另一种后果是,“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为由皇帝亲自管理庶政,封建专制的政权从此更加集中,集中于一人之手,皇帝便成为综揽一切的独裁者了。”(上述引文均自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

  

   从皇权的角度说,当一个独裁者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皇帝,很显然是一件极为惬意的事情,朱元璋好不容易把这件事办成了,心里是颇有几分得意的,他很想将这种大好局面世世代代延续下去。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也就是朱元璋临死的前三年,“上御奉天门敕谕文武群臣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九》)

  

   但是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好,还得两说。

  

   5

  

   依据皇权的逻辑所进行的政治,必然带有暴力政治的色彩。

  

   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法,真正把这种说法演变为真实历史事件的,是汉高祖刘邦,他首开了戕害随同他打江山的功臣武将的先河,譬如韩信。韩信是立了大功的,甚至可以说,没有韩信也就没有刘邦的基业,也正因为如此,刘邦当皇帝以后,源于“皇权的逻辑”,特别警觉韩信的势力,可以把这种心理理解为一种本能的恐惧。为了消除这种恐惧,刘邦先把当时还是齐王的韩信改封为楚王,给支到很远的地方去了,随后就有人“适时”地告发——在皇权专制主义条件下,“揭发检举”之类完全是随手就来的小儿科勾当——韩信“谋反”,刘邦于是又顺理成章地将其贬为“淮阴侯”,这等于剪掉了韩信的翅膀,使之成为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庶人了。刘邦没有亲手把韩信杀死,在这一点上,比起后来的朱元璋和朱棣,似乎还算是温柔,但是韩信最终还是被皇后吕雉骗到长乐宫里面,给宰掉了,这里边究竟有没有刘邦的授意,是很值得怀疑的。据说韩信在临刑之前发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感叹,他道出了真相,他更在无意之间道出了一条无情的历史规律,那就是:当皇权依据皇权的逻辑做皇权所能做的事情时,它是可以野蛮到毫无边际的。

  

   然而像明代洪武、永乐两朝那样,把暴力政治发展到极端,在并非军事行动的政治行动中动辄几万、十几万、数十万地杀人,在中国历史上仍然是绝无仅有的。换一句话说,皇权对于皇权的维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极端残暴血腥的,到了嗜杀的朱元璋和朱棣手里,更是发展到了极致,演变成了“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国家规模的重大政治灾难。

  

   自胡惟庸案始,朱元璋发现这是一个很好利用的打击政治异己力量的方便武器,于是无限制地扩大案情,随便罗织罪名,动辄抄家处死,“杀一人即杀全家”,单是在胡惟庸案这一个案件中,朱元璋就以直接和间接的谋反罪名杀了三万到六万人,可谓是血海滔滔。

  

   吴晗先生编写了一个《朱元璋年表》,我们从这位皇帝的编年中,可以触目惊心地看到这样的记载:“洪武八年(1375年),刘基(刘伯温)毒死”;“洪武十三年(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以擅权诛,坐其党死者甚众”;“洪武十五年(1382年),空印案发,死者数万人”;“洪武十七年(1384年),曹国公李文忠被毒死”;“洪武十八年(1385年),曹国公徐达中毒死,户部侍郎郭桓坐盗官粮诛,死者数万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韩国公李善长党胡惟庸案发,坐诛,牵连死者甚众”;“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凉国公蓝玉被杀,功臣死者甚众”;“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颍国公傅友德坐诛”;“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宋国公冯胜坐诛。”

  

   你看到了吗?那个年轻时代怀抱着不被饿死的愿望参加革命的人,早已绝对性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丫自从做皇帝那天起,几乎每天都在杀人(相关史籍中有大量血淋淋的记载,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这甚至已经不是皇权的自利性逻辑可以解释得通的了,我们只能说,恶魔就在人间,就在金銮殿上,就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就在被民众三呼万岁的那个人的心里;只要皇权独步天下,无人可以挑战,死神必将每时每刻都在皇宫上面游荡,它们俯瞰着人间,随时随地都会扑下来摄取人的性命。撩开宫廷政治的面纱,你才可以真正领略到什么叫权力罪恶;你才可以知道,在某些条件下,人不是可以变成恶魔,人本身就是恶魔。

  

   朱棣更上一层楼,杀的人比他爹还多,手段更加残忍,有很多人甚至是他在皇宫当着众大臣的面亲手挥刀屠戮的,看到那些让人头皮发麻的恐怖描述,我真怀疑这个人骨子里是不是就有一种嗜杀的本性,是这种本性把他带到了至高无上的皇位上——当然,我并不真的是这样认为的,我只是说,当皇权无所约制之时,它的确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残暴和恐怖的东西。人类数千年以来为什么一直都在警觉着皇权?为什么都在殚精竭虑地思考着怎样限制权力?实在是因为它们带给人类的灾难过于沉重了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朱棣父子杀的几乎全部是国家栋梁,是在政治上对他的皇权构成潜在威胁的人。这些人是不是全都像朱元璋、朱棣公布罪状所说的那样贪赃枉法,鱼肉乡里,腐化堕落,我们已经无法考据,我们只需要记住,无论朱元璋还是朱棣,全都是因为害怕这些人,才将他们杀掉的,我们的思考必须跟着他们走,跟着“皇权的逻辑”走。

  

比如,李善长是最早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功臣,深得朱元璋的信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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